安內乎？攘外乎？閻錫山一時拿不定主意。就在這關鍵的時刻，偏偏從上海來了個電影明星陳波兒，而且陳波兒還鬧出了一場風波，就是這場風波，使得一貫反共的閻錫山突然對共產黨“情有獨鍾”起來。
閻錫山鄉土觀念極濃，他手下的重要軍政高官趙戴文、楊愛源、趙承綬、梁化之、王靖國、傅作義、陳長捷、續範亭全都來自五台或五台附近，以至當時社會流傳開“會說五台話，就把洋刀挎”的民謠。
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兩個直接與他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並最終葬送他在山西統治的，也正是兩位五台籍的共產黨人。一個是消滅他十幾萬大軍的徐向前。另一個就是應他主動邀請，參與組織山西“犧盟會”，創建山西新軍，並最終導致5萬山西新軍拖槍投向共產黨的薄一波。
1935年，日本繼侵占東三省後，又侵占了熱河全省。得隴望蜀，欲壑難填，5月，又開始在華北製造事端，先後逼迫國民政府簽訂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攫取了冀察兩省的大部主權。緊接著又策動“華北五省自治”活動，企圖使河北等華北五省脫離中華民國政府，從而成為第二個“滿洲國”。
在這一陰謀中，日本將山西視為“華北事變”能否成功的最重要一環，除了因為山西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擁有豐富的煤、鐵資源外，就是他們看中了閻錫山，認為在資曆、威望、軍事與經濟實力、政治領導能力幾個方麵，閻錫山無人能夠替代。
閻錫山對於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早有警覺，並主張進行堅決的抵抗。1932年初，他複出後不久，鑒於“九一八”事變帶來的民族危機，就向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提交了《請政府檢撥十萬勁旅死守錦州以救危亡案》，提案指出，“日本既以武力占我領土，我即不願輕與宣戰，亦宜以鐵血主義，堅抗死守，不使日軍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地，得寸進尺，而後乃可以徐圖自存也。錦州為東省之要口，北方之屏障，其覆亡之禍，勢必迫於華北全部，錫山等心念及此，良心用悸。夫國家興衰存亡，固政府之責，國民犧牲奮鬥，乃民族之光。……處此艱窮危急之時，圖國家民族繼存之道，政府宜速檢撥十萬勁旅，增防鐵州。”
可見，閻錫山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痛恨的，也是主張對日本的侵略進行堅決抵抗的。而他對日本擴張野心的預料，也被後來的事實所證實。
1935年冬，紅軍抵達陝北後，閻錫山置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要求閻錫山允許紅軍借道山西，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聲明而不顧，想憑借精心構築的多層防線，將紅軍阻擋在黃河以西。可他萬萬沒有想到，才到達陝北的紅軍決定東渡黃河，打到他的地盤上來建立共產黨的根據地。由毛澤東、彭德懷率領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3萬餘人，於1936年2月20日一夜之間便突破了他的河防工事，東渡黃河。雙方第一次交火，紅軍就殲滅晉綏軍一個團和一個炮兵連。閻錫山大為震驚，趕緊將主力部隊編成4個縱隊，組織“汾孝會戰”，企圖不惜一切代價把紅軍趕過黃河。經過一個多月的戰鬥，晉綏軍被打得落花流水，紅軍將閻錫山的地盤奪占了幾乎三分之一。緊跟著，紅軍又兵分三路，實行戰略展開，一路由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紅25軍團直插晉中，一路由林彪、聶榮臻率領紅一軍團揮師南下，殺向晉南，另一路則由毛澤東、彭德懷率領總部和警衛團少數兵力，在晉西北繼續周旋。徐程的先頭騎兵曾一度逼近太原近郊的晉祠。紅軍所到之處，發動群眾，宣傳群眾，打擊土豪劣紳，並籌款和擴大紅軍。
閻錫山驚慌萬分，在綏靖公署大門前壘起沙袋，構築街壘，同時令正在追擊紅軍的主力火速回防太原。
閻錫山還在“汾孝會戰”之前，看到紅軍來勢凶猛，以一己之力恐難對付，情急無奈之下，不惜飲鴆止渴，主動打開向中央關閉多年的“大門”，冒引狼入室的危險，請蔣介石火速派兵馳援。蔣介石喜出望外，視若天賜良機，急令駐紮在河南的關麟征25師，河北商震之第32軍，火速入晉協剿紅軍。同時電令張學良部向黃河西岸挺進，以斷紅軍之退路。當紅軍兵分三路後，閻錫山又以“匪軍分股流竄晉省，現有兵力已不足遏阻匪禍”為辭，再電蔣介石增撥援兵。3月中旬，蔣介石再派湯恩伯3個師又3個旅入晉。這樣一來，前後增援閻錫山的中央軍達到了12萬人之多，沿正太、同蒲路星夜兼程，直插山西腹地，並派空軍一隊進駐太原，並在太原成立陝甘晉綏四省“剿匪總指揮部”，任命陳誠為總指揮。
前門防虎，後門又湧進一群狼，閻錫山不免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
3月21日，中央軍與晉綏軍聯合向東征紅軍發起進剿。
毛澤東見蔣閻聯軍來勢洶洶，遂果斷決定渡河紅軍回師陝北，把矛盾扔給蔣、閻二人，並於5月5日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東征之役，就此結束。紅軍在晉活動75天，擴充紅軍8000餘人，而閻軍損失萬餘兵力。
東征紅軍主動撤回陝北，閻錫山雖然暫時鬆了一口氣，但他卻怎麽也高興不起來，因為由紅軍東征而引發的各種問題和矛盾馬上就擺在了他的麵前。首先，蔣介石派赴山西的十幾萬中央軍根本就沒有離開山西的意思，他們在山西各地大肆發展國民黨組織，收買拉攏閻錫山的高級軍官，甚至猖狂到在晉南策動河東道獨立。不但如此，1936年4月，蔣介石還命令閻錫山從晉綏軍中挑選15個團的兵力，附以騎、炮各一個團，西渡黃河，圍剿紅軍。而擔任這支部隊總指揮的又恰恰是被蔣介石竭力拉攏、提拔，由蔣介石明令升任為第19軍中將軍長的李生達。在此次行動中，蔣介石係湯恩伯13軍、李仙洲21師、高桂滋84師、高雙成86師，均歸李生達節製。
果不出毛澤東所料，矛盾發生了變化，閻錫山立即就感受到了蔣介石殺氣騰騰的鋒芒。眼下對他威脅最大的已不是已經主動退過黃河的紅軍，而是此刻掐住了他咽喉讓他喘不過氣來的蔣介石。他憂心忡忡地對將領們說：“百川未亡於共產黨，這下也要亡於草字頭了。”
閻錫山當然不甘心讓蔣的如意算盤得逞，為了粉碎蔣的這一陰謀，閻錫山來了個釜底抽薪。於是，便出現了下麵這一幕驚險的場麵。
1936年5月31日淩晨，月落風輕，四周十分安靜。
山西離石縣城裏到處駐滿了晉綏軍。在縣城內的一所大院子門口，4名手持衝鋒槍的士兵往來巡邏值哨。
院子裏邊也有數名巡邏的士兵，他們是晉綏軍第19軍軍部警衛營的衛士。院子裏北屋內點著一盞昏暗的煤油燈，第19軍軍長李生達就住在這間屋裏。
這時，一條黑影在院子裏貼著北屋的牆溜過來。他環視了一下周圍的情形，敏捷地躍上北屋的台階，輕輕地推開了虛掩的房門，順勢鑽進屋裏。隻見他摸到床前，迅速地從懷中摸出一把鋒利的匕首，對準睡在**的人的心窩全力刺下。
“啊——”
受害者的一聲慘叫，驚動了巡邏的士兵。他們在驚愕中隻看見一個黑影溜了出來，沒命地朝外麵跑去。
“誰？”
衛士的話音未落，一聲清脆的槍聲響起，當場一個士兵倒在地上，胸口上鮮血直往外冒。那名凶手一邊開槍，一邊朝後院的院牆竄去。這時，後院的警衛一齊趕來，吵吵嚷嚷，把凶手逼到了牆角處。凶手眼見難以逃出重圍，當下舉起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扣動了扳機。
被刺者定是李生達無疑，而凶手，竟然是專門負責他安全的衛士熊希月。
待“噩耗”傳到太原，閻錫山又扮出一副悲痛萬分的模樣，親率高官到靈前致祭，轟轟烈烈地厚葬李生達。同時致電蔣介石：“李生達被暗殺，軍心不穩，請準於緩期入陝。”
蔣介石明知這是閻老西兒玩的一個小手段，可是，又能拿他怎麽樣？
由此，閻錫山渡過了一場危機。
由於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盡管其對日態度開始有所改變，但其政策的重心仍然放在加緊軍事剿共和消耗各地方實力派的力量方麵，這就不能不引起閻錫山強烈的不滿。
閻錫山除感到蔣介石、日本的強烈威脅外，對於來自共產黨方麵的威脅也十分憂慮，紅軍東征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後，東突西奔，戰略戰術運用得十分嫻熟，而其戰鬥力又是那樣的強盛。他曾對其部屬說道：“現在共匪雖然被我們打跑，趕過河西去了，但是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從此就可以放心了。因為黃河長達千餘裏，處處可渡，我們如果要把這千餘裏的黃河處處都用兵把守，你們想得用多少兵？得花多少錢？人民哪裏能負擔得起？如果不處處設防，又怎能保證共匪不再偷渡？”
尤其令閻錫山感到壓力的是，紅軍東征期間，對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的廣為宣傳，及其發動群眾進行的土地革命，已在廣大民眾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們要求抗日救國，要求實行民主的呼聲日益高漲。共產黨播撒的這些星星之火，一旦燃燒起來，後果不堪設想。非但如此，在閻錫山統治集團內部，居然也有人對紅軍的標語和減租減息的法令、布告爭相傳誦，甚至還有人認為與紅軍作戰就是同室操戈，令親痛仇快，隻能對日本帝國主義有利。
蔣、共、日，三股力量三把刀，刀刀見血，都能要閻錫山的命。險惡的局勢，迫使他不得不在抗擊日軍侵略的同時，又在蔣介石的陰謀和紅軍的進攻之間進行比較，以尋求對自己更加有利的出路。他清楚地知道，以己之力，斷不能消滅三方中的任何一方，更無可能同時對付這三股強大的敵人。絞盡腦汁，審時度勢後，他終於看到，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形勢下，如果完全投向日本人一邊，等於是在國人麵前自尋絕路，會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可是，要守住山西這塊根據地，那他就隻能在共產黨、蔣介石和日本人這三者之間左右逢源，巧妙周旋了。
北有共產黨，東有日本人，南有蔣介石的中央軍，形勢險惡，已達極點。來自三方麵的巨大壓力壓在閻錫山頭上，使他如同生活在夾縫之中。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觀點。他開導軍政高幹們說：“所謂真理，就是指為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是客觀實際需要的道理。我們主張的是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所以我們的組織就代表了人類的真理。因此我說，我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國家的、社會的、世界的真理。”
他還把這句話的發明權歸於列寧。他說：“存在即真理這句話，是列寧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條約時講的。當時有人對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的關係不理解，反對他割地求和，長篇大論提出尖銳質問，列寧隻用一句話回答他，存在就是真理”。
由此出發，閻錫山進一步引申出“需要就是合法”。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則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因此他強調說：“我們無論如何要以存在為目的，為了存在，采取任何手段，真理都在我們手裏。”
他對自己的這種處境有一個形象的比喻，說好比是：“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他還鄭重其事地告誡自己的將領們：“日本人、共產黨，草字頭，哪一方都要巧妙周旋。眼下對我們來說，第一是生存，第二是生存，第三還是生存。”
因此，對於閻錫山來說，如何在這夾縫中求得生存，如何不踩破任何一顆雞蛋，找出一條既可利用共產黨的長處和力量發動組織群眾，來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存和發展壯大自己的實力，來作為和日本人討價還價的資本，又可頂住蔣介石對他的吞並，並使共產黨不再對自己采取軍事行動這樣的道路，就成為他必須做出的選擇。
就在閻錫山左右為難，一籌莫展之時，在“汾孝會戰”中被紅軍俘虜的郭登瀛回來了，而且還給他帶來了一封毛澤東給他的親筆信。
關於郭登瀛，程子華晚年回憶說：
我15軍團前衛75師將該敵392團一舉全殲，敵團長郭登瀛被俘。
郭登瀛被俘之後，極度緊張恐懼。但出乎他的意料，紅軍不僅不打不罵，連他的懷表和幾十塊錢晉鈔也全部未動。為解除他的恐懼心理，戰鬥剛一結束，我就和徐海東、周士第在村外的河灘接見了他，並讓他給被俘官兵講話，安慰大家不必害怕，要相信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
郭登瀛是紅軍渡河以來被俘的第一名敵高級軍官，對他的教育和處理，在晉軍官兵中必將引起極大的反響，如能像東北軍的高福源一樣，做好爭取教育工作，對於溝通我黨和閻錫山的聯係，推動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發生一定作用。因此，部隊在大麥郊休整期間，我又專門找他做了一次長談。為消除他的思想顧慮，我一開始就坦率地對他說：“我也是咱山西南路解縣人，在太原國民師範念過書，後來當了紅軍。在紅軍中我當過師長、軍長、軍團長，也做過政治工作。在我們紅軍隊伍中，沒有薪水，官兵一樣，一天隻管三頓飽飯，隻是想使普天下窮苦百姓都有好日子過。”
接著我又講述了我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政策，中肯地向他指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目前大敵當前，國難日深。我們應團結一致，奮起抗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知識出知識，有武裝出武裝。我們紅軍此次渡河東征，就是要到第一線去抗日。”
最後，我又針對他關注個人命運和出路的急切心理，坦率地對他說：“我們叫你在窳裏多住幾天，沒有別的意思，隻是想讓你更好地明了我們的主張。”
這次談話後，我們即派人把郭登瀛送到了紅軍總部保衛局駐地康城附近的南窳。
為使郭登瀛對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有進一步深刻的了解，也鑒於當時我軍已作出了回師西渡的決定，這次會談後，郭登瀛被送到了瓦窯堡紅軍大學學習。
紅軍回師陝北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同誌再次接見了郭登瀛，詳盡地闡明了我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希望他回去之後動員和說服閻錫山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臨行前，毛澤東同誌讓他給閻錫山、趙戴文、楊效歐等晉軍首領帶回了親筆信件，周恩來同誌托他給閻錫山帶了口信。同時還發給他10元邊幣，90元山西省鈔作為路費，又送他一匹戰馬，派兩名警衛人員把他一直送到了黃河岸邊。
郭登瀛回太原後，向閻錫山匯報了他被俘的前後經過，轉達了毛主席在康城接見時所提的三點要求，麵交了毛澤東同誌的親筆信件。在信中，毛澤東同誌不僅重申了我黨、我軍聯合抗日、共赴國難的一貫主張，而且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蔣介石企圖借“剿共”之名，染指山西的險惡用心。這是閻錫山的根本利害所在，也是他眼前的心腹之患。(1)
毛澤東的這封親筆信，對於促使閻錫山在重大的曆史轉折關頭做出明智抉擇，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閻錫山曾對高幹們提出一個問題：“東北失守以後，張學良退出東三省，堅持抗戰的都是共產黨，沒有一個國民黨。假如日本人打進山西來，山西抵抗不了，蔣介石也抵抗不了，怎麽辦？(2)”
毫無疑問，閻錫山是個大軍閥。
中國的軍閥分低、中、高三個層次。
低層次的軍閥是深諳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個誰都會，否則就當不了軍閥。
中層次的軍閥是發展經濟。上馬打天下，下馬治天下。大軍閥基本都會。但懂得用什麽樣的辦法把治下地方的經濟搞上去的，就極為鮮見了。閻錫山肯定是軍閥中的佼佼者。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閻錫山利用國民黨鎮壓山西學生運動激起公憤的機會，重新上台，隨即製定並推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幾年時間，山西經濟快速發展，就連蔣介石都不恥下問：“山西經濟的發展經驗如何在全國推廣？”軍事工業是經濟發展的集中體現，又是軍閥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到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前，閻錫山的兵工廠計有分廠18座，廠房6100餘間，設備5000餘部，職工上萬。月產迫擊炮100門，輕重大炮35門，炮彈15000發，機槍、步槍4000支，子彈420萬發。在同時代軍閥中，晉軍最先裝備現代化榴彈炮團，甚至據說還在研製戰鬥型直升機。
高層次的軍閥則是探索理論。用什麽理論指導鞏固政權、發展經濟？到了這個境界的軍閥，可謂鳳毛麟角。能夠探索出自己的一套政治經濟理論，環視全國眾多的軍閥，真的就唯有閻錫山一人了。早在1920年6月，閻錫山就開始在山西省政府院內的梅山組織“進山會議”，從思想上、理論上、學術上研究、論證他提出的一係列社會問題。“進山會議”每星期三、六開會，每次4小時，參加會議的都是當時山西有水平、有地位的骨幹分子和社會名流，最初隻有12人，後來增加到134人。閻錫山給會議提出了研究目標，即研究“人群組織怎樣對”的問題。他還給會議規定了三條研究公例：一是研究的結論必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而不是附庸風雅沽名釣譽；二是研究的結論必須無父母，就是不摻雜成見；三是研究的結論必須不絕後有兒子，就是要有發展前途。會議得出的初步結論是：“人群之真富真強真文明，土地公有私種，資由公給”，而對共產主義製度則認為是隻有“人人為聖人斯可辦到的製度”。
蔣馮閻大戰後，閻錫山落難那兩年，更是苦苦思索著這些問題，最後終於捋出了一個頭緒。重新上台後，閻錫山把他捋出的這個頭緒寫成一本書，叫作《物產證券和按勞分配》。
1934年11月，蔣介石聽說山西經濟發展形勢一片大好，親自赴晉巡視，看到果不其然，於是向閻錫山探問，一是國事如何處理，以濟危難？二是山西建設經驗如何能推行全國？
閻錫山捧出一本《物產證券和按勞分配》送給蔣介石，並解釋說：“廢金銀製改行物產證券製，廢勞資合分製，改行按勞分配製。也就是說，開辟造產途徑，解救失業恐慌。在積極方麵，以物本位的物產證券，改革金代值的貨幣，以消弭因物產滯銷引起的失業恐慌弊端。以‘資公有’、‘產私有’的按勞分配，取消私產剝削。消極方麵，指出馬克思對現社會病之認識及醫治的錯誤，在思想上徹底粉碎共產主義。”
如果要詳細探論閻錫山的這套理論到底是什麽、是對是錯，何對何錯，那恐怕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總之，閻錫山自己心裏明白，就憑他一介武夫，雖然搞出了這套理論，一是難免存在許多說不清楚的傷病之處，二是恐難令天下信服。正在這時，省政府主席趙戴文給他推薦來一位留德歸來的學者杜任之（中共秘密黨員）。這位在馬克思老家研究哲學的杜先生聽說閻錫山提出了“永久性按勞分配”的學說，不禁大感興趣，而閻錫山為使其學說完善化，也極願請人與他辯論。杜任之對閻錫山的“學說”頗多疑問，閻錫山便欣然請杜任之到他的老家河邊村一起研究。
兩人在河邊村進行了三次學術大討論，杜任之反複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對閻錫山學說中的漏洞提出質疑，搞得問題越辯越多。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於1934年秋，派張雋軒秘密赴北平，約請侯外廬、張友漁來晉，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
1934年9月，張友漁去到山西之後，北方特科派遣打入張學良“剿總”的潘東周身份暴露。11月7日，北方特科成員李光偉、楊青林等20餘人突然全部被逮捕。張友漁回憶說：“徐冰（邢西萍）、溫健公在北平待不住，也去太原講學。”
張友漁說，閻錫山“並不敢用共產黨人，隻想利用兩種人來達到他的目的：一種，曾是共產黨員，現在脫離關係的，特別是叛徒；一種，講馬列主義理論，但不是共產黨員的學者”。
恐怕後麵一種也不盡然，因為閻錫山知道他們是共產黨。
閻錫山曾興高采烈地說：“我請來一批共產黨的理論家，就在河邊村討論我的學說。我要和他們展開辯論。他們駁不倒我的學說，就得聽從我的主張。道理是越辯越明，真理終究要戰勝。讓他們也敞開講一講馬克思主義，我也願意聽聽馬克思談的究竟是個什麽道理！”
1934年9月到11月，閻錫山派人把張友漁、侯外廬、溫健公、邢西萍等共產黨的教授學者請到了山西，結果11月蔣介石來訪，12月閻錫山老爸去世治喪，理論研討的事情就拖了下來。
趁著這個空當，杜任之向閻錫山提了個建議，把這些共產黨理論家攏起來，成立一個學會，專門研究這個“物產證券和按勞分配”理論。閻錫山一聽很好，起了個遮人耳目的名字叫“中外語文學會”。閻親任名譽會長，杜任之任秘書主任與編輯主任，潘澤卿、周北峰為副主任。杜任之又把法學院他的學生閻又文找來做實際工作。
這個“中外語文學會”，名義上說是研究閻錫山的“物產證券和按勞分配”理論，實際上是在宣傳馬列主義。學會辦了一份《中外論壇》，主要任務是翻譯和介紹國內外的進步書刊，甚至翻譯《共產國際通訊》，介紹各國共產黨情況，翻譯馬克思、列寧的原著，宣傳馬列主義。
杜任之回憶說：“刊物的翻譯人員大多數是革命者（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其中有侯外廬、張友漁、徐冰和溫健公、李毓珍，還有潘澤卿、高叔康、王輯五、焦敏之，以及徐冰介紹來的孔祥禎（就是後來往草嵐子監獄裏送信的人）、我介紹的山大教授史景蘇等人”。
當時從北平大學畢業回到山西的青年學生餘振後來回憶說，杜任之聽說他學的是俄語，就請他給《中外論壇》翻譯文章。餘振翻譯了一篇《蘇聯貨幣》。“後來，杜先生提名讓我參加編委會。編委會的編委都是一些有名的學者，如侯外廬、張友漁、邢西萍（徐冰）、溫健公、周北峰等，都是北平、太原各大學的教授。後來，我參加過一次編委會，會議決定大家分頭翻譯《列寧全集》。記得學會裏的全集是俄文第二版，全部30多卷”。可見當時他們搞的規模有多大。
不但如此，這些共產黨的大理論家們還給閻錫山的青年團骨幹講“科學社會主義”。以“中外語文補習班”的名義在社會上辦班講課，把《中外論壇》發到全國各地。
到了1935年2月，閻錫山的理論研討班終於在他老家五台河邊村開課了。由這些閻錫山禮請來晉的共產黨的大理論家們給山西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們講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三天時間裏，閻錫山仔細地耐心地聽著，認真做著筆記，還不時提出一些問題請求解答。聽完課後，閻錫山說了一段話：“馬克思真了不起，他分析觀察事物，就像一隻顯微鏡一樣，竟然能看到人們所看不到的東西。”不過，“階級鬥爭要不得！要革命，馬克思就要挑起階級鬥爭，讓人們互相殘殺，這是不人道的。階級鬥爭為什麽不對？因為問題出在社會製度上，這不能怪人！”
這段話很能代表當時閻錫山對共產黨的認識。
而且，閻錫山還有一個特點，他非常長於用樸實生動的話語，來表達他對枯燥的理論的認識。
有次課後討論時，閻錫山問手下大將趙承綬：“什麽叫政治？”
趙承綬引經據典，滔滔不絕。
閻錫山淡淡一笑：“沒那麽複雜！所謂政治，就是讓對手下來，咱們上去！”
閻錫山又問：“什麽叫宣傳？”
趙前一問題失了分，又搶著回答，依舊洋洋灑灑，說古論今。
閻錫山更加不屑：“沒那麽複雜！所謂宣傳，就是讓大家都認為咱們好，別人不好！”
這時候的閻錫山麵對著三大強敵——老蔣、日本、共產黨。如何在“在三個雞蛋上跳舞”？閻錫山的辦法是“拒蔣又要擁蔣，抗日又要聯日，反共又要容共”。
比如對共產黨，搞階級鬥爭、暴動造反奪取政權，他就反對，因為他認為這樣不對（當然也是出於他的集團利益）。不搞階級鬥爭，不搞暴動造反，他就包容。
所以，當時的閻錫山對陝北紅軍采取“剿滅”政策，對共產黨在山西的基層組織采取抓捕政策，而對這些共產黨的理論家采取容留甚至是保護的政策。
要知道，1934年秋到1935年底這段時間，正是國民黨在全國各地最嚴厲捕殺中共地下黨的時期，這些共產黨理論家在上海、平津等地待不下去，正好受邀來到山西，在閻錫山麵前熱熱鬧鬧地宣傳起了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閻錫山知道他們是共產黨嗎？當然知道。就算不知道，蔣介石的特務機關不是白吃飯的，肯定也會讓他知道。
張友漁回憶說，國民黨抓他的原因，是由於叛徒出賣，說他是中共北平市委主要領導，企圖派人在平綏線上埋炸藥，炸死去綏遠視察的蔣介石。他到太原後，“國民黨知道我在太原，就打電報給閻錫山派的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要他把我押送南京”。“閻錫山讓徐永昌給南京回電說：‘此人不在太原’。但因山西省黨部是蔣介石派，我在太原他們是知道的，閻不好再留我，就把我送走了。”
張友漁由此去了日本。《何梅協定》後，國民黨中央勢力退出華北，“留在太原同我一道做特科工作的徐冰、溫健公通知我，形勢變化，可以回來。我於八月間回國，仍在太原工作”。
看看，如此明確無誤的共產黨人，閻錫山都能瞞著蔣介石容留保護。而杜任之的重要情報任務之一，就是把閻錫山的思想動態報告出去。可惜的是，當時最後的特科以及白區各地的地下黨與長征到達陝北的中央已經完全斷絕了聯係。
1936年2月紅軍的大規模東征，使得閻錫山的思想動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對於如何防共，閻錫山說了兩個辦法：“一是用法西斯方法防共。一是建設農業社會主義的防共方法”。他在《防共的兩個根本大法》和《清除社會不平與防共》等文件中寫道：“我認為這兩條路，均可以徹底地防共。所謂法西斯的防共方法，是要富人增加負擔，與政府合作，鞏固現有的政權，抵抗共產勢力的侵入。建設農業社會主義的防共方法，是廢除土地私有權，樹立土地公有製，消滅共產發生的基礎。然而不走前一條路，就不能走後一條路，不走後一條路，就不能走前一條路。這兩條路均能達到防共的目的，也可以當作防共具體做法的兩個階段來看，不但不衝突，並且是前後呼應的。”
在紅軍攻入山西之前，閻錫山更多考慮的是“建設農業社會主義的防共方法”，為此甚至可以把共產黨的理論家們請來，共同研究探討。一旦紅軍攻入他的地盤，閻錫山必然地就要轉向“法西斯方法防共”。
在這樣的形勢下，閻錫山除調動各路晉軍防堵紅軍外，在全省實行白色恐怖。從3月1日起，閻錫山連續發布命令查拿共產黨員、紅軍偵察人員和其他所謂“影響治安”的嫌疑分子。6日，宣布全省戒嚴，給予各縣縣長、縣公道團團長和地方團隊的大隊長以對共產黨“先行槍斃，事後呈報”的權力。8日，又發布懸賞令：“一、凡在省內拿獲有證據之共產黨者，每名賞大洋100元；二、拿獲密探者，每名賞大洋200元；三、通風報信因而拿獲者每名賞大洋50元；四、賞洋立時向綏署請領。”在此煽動之下，各縣竟然慘無人道地開展殺人競賽，多殺者獎，少殺者罰；各縣向閻錫山逐日報告，評定優劣。各縣為邀功請賞，爭相大肆捕殺外省籍商販、乞丐。遇有腰係紅褲帶，衣服打紅補丁，紮紅頭繩，身帶一二枚國民黨新發行鎳幣或小圓鏡者，或衣服上紐扣特殊及短缺者，均被認為是與紅軍聯絡之標誌，立即扣捕，或刑訊逼供，或拷打致死。省城太原街警林立，戒備森嚴，熟人相遇，不敢顧視，偶有所語，即被留難。國民師範、山西大學等校頻遭軍警圍捕，一次逮捕學生就達百人，一批愛國師生慘遭毒手。
1935年8月，北方局派王文達以特派員身份去山西恢複重建山西地下黨組織。他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紅軍東征後，為了配合紅軍東征，我就急派武永祥同誌去晉西一帶，設法與紅軍取得聯係。但是過了幾天武來信說，白軍封鎖很嚴，不準一般人來往行動，隻好待在家裏，暫時也回不到太原。同時太原城裏也緊張起來了，查戶口，要鋪保。報紙上也登出要每個市民帶標誌的規定。我記得是：能找到兩個鋪保的戴一個花的標誌，能找到一個鋪保的戴兩個花的標誌，找不到鋪保的戴三個花的標誌。”
不但地下黨存不住身，張友漁等教授學者也待不住了。1936年4月，南京給閻錫山發來電報：“查《中外論壇》專門翻譯外國共產黨的文章，宣傳共產主義，混淆視聽，應予查辦。”這回閻錫山沒有含糊，二話不說批示“照辦”。《中外論壇》停刊，“中外語文學會”解散。張友漁、徐冰等人隻好又撤回北平。
那麽，閻錫山後來又是為什麽采取了聯共政策呢？
關於這段曆史，許多著述說，是因為“入晉剿匪”的十萬中央軍在紅軍回師陝北後遲遲不退，閻錫山懼其用心叵測，擔心“我不亡於共，也要亡於蔣了！”於是他停止反共，轉而聯共。
這個說法其實問題很大，因為1936年6月，李宗仁等發動“兩廣事變”反蔣，5月26日剛剛被任命為“剿匪總指揮”的陳誠，6月4日就從太原飛南京，5日飛武漢，被蔣介石派去處理“兩廣事變”，晉綏軍事大權重又回到閻錫山手中，入晉增援的中央軍主力關麟征、胡宗南部也已於7月南調離境了。
中共中央認為，“九一八”事變之後，特別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窺視華北準備大舉入侵之時，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應該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對外。
蔣介石說，不對，“攘外必先安內”。
可在這一問題上，閻錫山與蔣介石存在分歧。
閻錫山一針見血地對蔣介石指出：“安內則勢難攘外，攘外則無力安內。”
蔣介石又是什麽反應呢？他對老謀深算的閻錫山無計可施，隻得在日記中發泄不滿，批評閻錫山“無定識與定力”。
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安內乎？攘外乎？閻錫山一時拿不定主意。
就在這關鍵的時刻，偏偏從上海來了個電影明星陳波兒，而且陳波兒還鬧出了一場風波，就是這場風波，使得一貫反共的閻錫山突然對共產黨“情有獨鍾”起來。
1936年4月，日軍配合德王的偽軍進攻綏東，閻錫山命傅作義奮起反擊，取得了勝利，在全國引起轟動。為此，上海著名電影演員陳波兒率領一個抗日慰問團，赴綏遠慰問傷員。這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沒想到卻引起了閻錫山集團內一部分上層人物的反對，說陳波兒是個共產黨員。
偏偏閻錫山對此不以為然，在一次高幹會議上嚴厲批評這種排斥共產黨的論調，他說了一段相當精彩的話：“天下第一等的好事不做，第一等的好人就離開你；第二等的好事不做，第二等的好人也會離開你；第三等的好事也不做，第三等的好人也離開你。現在抗日就是第一等好事，人家一講抗日，你就說他是共產黨，這樣就把第一等的好人推到共產黨方麵去了，有人到綏東慰問一下傷員，你就當人家是共產黨，也會使這些人離開你，這是把長四條腿的動物全都當成老虎了。”
閻錫山決定成立犧盟會的消息傳開後也同樣引起了一場大風波，首先遭到邱仰睿、王靖國、孫楚、薄右丞等高幹的強烈反對，他們甚至把閻錫山圍起來又吵又鬧，堅決不同意閻錫山這樣做，連一向唯閻錫山馬首是瞻的趙戴文，也站出來反對閻錫山的做法。
麵對眾多反對者，閻錫山力排眾議，說：“冬天穿皮襖，夏天穿汗衫，需要什麽就來什麽，現在是需要犧牲救國的時候，成立犧盟會有什麽不好？”他甚至當著反對者們的麵，很不客氣地指責老朋友趙戴文，“你自己說，是你聰明，還是我聰明？”
趙戴文是最了解閻錫山的，再三玩味這句話，他終於明白了閻錫山的苦心，並對其他反對者說：“我覺得還是總司令看得明白。”
8月下旬，閻錫山派親信梁化之赴天津找朱蘊山(3)接洽，請朱蘊山來太原與閻錫山會談：“百公囑轉先生，掃徑以待，敬候高軒。”
朱蘊山與共產黨領導王世英、南漢宸商量一番，來到太原麵見閻錫山，與閻錫山達成三條：“第一，取消反共團體‘公道團’；第二，取消對陝北紅軍的封鎖；第三，成立一個以抗日為宗旨的獨立群眾團體。”
朱蘊山離晉前，適逢陰曆七月十五中元節，在太原市中山公園文流湖散步時，發現太原市竟召開追悼晉綏“剿匪”陣亡將士大會，很不痛快，寫《中元節夜遊太原中山公園》五言長歌50句，次日交梁化之轉閻錫山，並責問說：“百公既然決定聯共抗日，仍召開‘剿匪’追悼大會，恐與執行政策不利。”梁化之說這是過去決定的會，今後“剿匪”標語可以改正。午後，梁化之來送行說，以後山西方麵可以保證不再有“剿匪”標語出現。
但是無論如何，讓閻錫山做到這三條是相當困難的。“公道團”是閻錫山遍布全省城鄉的基層組織，不是一聲令下就可以取消的；在與陝北紅軍建立直接聯係前，取消封鎖實際上難以執行，他閻錫山總不能把黃河邊的晉軍都撤走吧；而抗日民眾團體，閻錫山既不會主動去建立，恐怕也缺少這方麵的能手。
然而想什麽就來什麽，1936年8月底，在閻錫山舉辦的“公道團暑期訓練團”任指導員的杜任之，與他領導下的五個政治幹事聯名貼出一張壁報，發起組織‘抗日救國同盟會’，號召全國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男女老幼團結起來抗日救國。這張壁報，頓時就轟動了整個訓練團。公道團的薄右丞當天就把此事報告了閻錫山。
閻錫山在日本留學時加入孫中山先生創建的同盟會，並在同盟會之下，與李烈鈞等人組織了“鐵血丈夫團”，他喜歡這類富有犧牲精神的名稱，派梁化之親自到訓練團找杜任之談話說：“會長認為組織民眾救國會很好，不過‘抗日救國’是共產黨的口號，我們不能用。會長主張‘守土抗戰’、‘犧牲救國’，就把‘抗日救國同盟會’改成‘犧牲救國同盟會’好了”。
就這樣，閻錫山同意梁化之開始籌備建立後來聞名全國的山西“犧盟會”。
犧盟會是1936年“九一八”事變五周年大會上正式宣布成立的，由閻錫山兼任會長，其表侄梁化之任總幹事，主持具體工作。犧盟會成立之初雖然仍是閻錫山的禦用團體，但由於形勢的變化和左派進步青年實際的工作，它一開始就有了明確的宗旨和工作綱領，宣布“本會以鏟除漢奸、武裝抗敵、犧牲救國為宗旨”，號召“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我們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職業，不分窮富，不分性別，凡是願意爭取民眾的生存與個人的出路的人們，都團結到犧牲救國同盟會來，我們要從晉綏人民和軍政領袖的團結擴大到華北人民與軍政領袖的大團結。在聯合的力量之下抗戰！抗戰！抗戰！抗戰到底！”
在延安，毛澤東看到那份刊有犧盟會成立消息的宣言和報紙後，十分高興地對周恩來說：“恩來呀，這和我們蔣委員長講的‘和平未到絕望時期，外交途徑未到最後關頭’的調子不一樣嘛！看起來，山西方麵也開始和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唱反調了！好啊！”
這樣一個公開宣傳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組織，自然立即引起了日本人的強烈反應。日本政府指令其駐太原的特務機關向閻錫山提出抗議，並由其外務省向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質問。
在南京，蔣介石得知犧盟會成立的消息後十分惱怒，對部下吼道：“這犧盟會的矛頭何指？閻百川又在搞什麽把戲！”
而閻錫山周圍的反共勢力，也趁機發難，要求取締犧盟會。麵對種種壓力，閻錫山采取了一個能左右逢源的新策略，即：犧盟會采取共產黨的某些進步措施和口號，但在提法上要換成“山西語言”；重用一些堅決抗戰有號召力的共產黨人，但這些人不能以共產黨員或共產黨代表的身份，而是以山西抗日進步分子的麵目出現。說穿了，就是要借助於共產黨善於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特長，利用共產黨的影響力，但又必須打著山西的旗號。
不難看出，在民族危亡關頭，閻錫山在對蔣、對日、對共三方麵關係的處理上，是把中日或閻日矛盾放在主要矛盾考慮的，而要解決這個矛盾，靠國民黨中央不行，僅憑自己的力量也不行，還必須借助共產黨的力量，唯有如此，才能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住山西。經過反複權衡，閻錫山終於下定決心，做出了“迎共抗日”的正確選擇，開始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
國難當頭之際，閻錫山能夠摒棄黨派之爭，甚至敢於起用比自己的部屬更能幹的共產黨，無疑反映了他超乎尋常，較為寬闊的政治胸襟。曆史早已證明，閻錫山此舉是正確的，也是他人生中最為輝煌的一抹色彩，當時包括國民黨在內的許多人，對於閻錫山“迎共抗日”的舉措，都是持肯定態度的。
然而，事隔多年後，國民黨方麵在這個問題上仍有人對閻錫山進行詰責，認為閻錫山於中原大戰後，一麵阻撓國民黨在山西的活動，致使國民黨不能公開活動長達6年之久，“一麵招納平津及全國各地共黨分子，大量訓練所謂青年幹部、民訓幹部、行政幹部及村指導員等，從此山西各縣，即成共黨天下。”
因而，山西“赤化”，乃閻錫山之過。
這些人還說，抗戰初期，由於閻錫山讓共產黨人擔任好幾個行政區的行政專員，又兼抗日決死隊各縱隊政治委員，結果，“晉西事變”後，山西新軍及各縣地方團隊約50個團，約15萬人同時“叛變”，攜帶新的武器裝備，與朱德、劉伯承、林彪、賀龍等公然合股，“你的本意是想利用共產黨，結果反為共產黨所利用，朱毛經此裝備，如虎添翼，所有華北軍略要地，幾盡為其盤踞，其勢如火燎原。後來大陸淪陷，實種因於此(4)。”
也就是說，閻錫山是國民黨垮台的罪魁禍首。
正因為如此，閻錫山1960年5月23日在台北去世，台灣當局準備為其舉行“國葬”時，台灣《民族晚報》5月29日發表的社論《閻錫山值得國葬嗎？》認為，抗戰前後，“閻氏大量培植“左傾”分子，卒使共黨勢力在山西做大”，綜觀其一生曆史，“縱不能說是罪大於功，至少是功過兼有，瑕疵互見”，所以，不符合“國葬法”所規定的“有特殊勳勞，有偉大貢獻”，“我們對閻錫山先生國葬之論，期期以為不可”(5)。
(1) 摘引自程子華回憶文章《漫憶紅軍東征》，《黨史文匯》1986年第1期。
(2) 摘引自張文昂所撰《犧盟會和決死二縱隊成立前後的片斷回憶》，《山西文史資料》第15輯。
(3) 朱蘊山（1887～1981）男，漢族，又名朱汶山，安徽六安人。早年考入安徽巡警學堂參加光複會，進行反清活動，曾參與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事件。是著名的中國政治活動家，傑出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革命的堅強戰士，是民革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4) 摘引自《閻錫山傳記資料》，台灣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5) 摘引自《閻錫山傳記資料》，台灣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