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各國普及識字進程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本節將著重呈現文盲人口大國的普遍性做法，分析它們在擴大正規學校教育、設定行動政策、開展群眾掃盲活動、創建有益的識字環境方麵所做出的努力。
一、普及初等教育
在“一帶一路”國家，除了極個別情況外，15～24歲的青年識字率普遍高於成人識字率，這說明最近幾代人的教育有了改善，讓我們對掃盲的未來充滿希望。幾乎在所有國家中，青年識字率的提高往往伴隨著文盲人數的減少。2015年，55個國家的青年識字率超過90%；阿富汗（58%）是唯一一個青年識字率低於75%的國家。同時，國家整體的成人識字率越低，青年與成人識字率之間的差距就越大。在敘利亞、老撾、伊朗、柬埔寨、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也門、孟加拉國、不丹、尼泊爾，二者之間存在10至25個百分點的差距。
在全球範圍內，學校教育的擴大和兒童時期的教育質量是對青年和成人的識字普及影響最大的因素。學校一直是，而且會繼續成為多數人取得基本識字技能的場所。曆史記錄表明，小學淨入學率與成人受教育程度、成人和青年識字率之間有著密切的相關性。特別是青年識字率較高的國家，它們近年來在普及初等教育方麵取得了突出進展，如老撾和柬埔寨。
世界各國的學校教育課程都希望兒童能夠在小學二年級結束時學會閱讀。[18]在實際工作中，更為常見的觀點是，需要經過四五年的學校教育，才能讓所有兒童學會識文斷字。然而，不能認為普及初等或基礎教育就能同時完成掃盲的所有任務。一項針對15～29歲青年識字情況的調查分析表明（圖5.10），即便是完成了初等教育，也不能確保人們達到基本的識字水平。以印度為例，在這一年齡段中屬於文盲的青年男女比例分別為17.9%和19.6%，還有27.4%的男青年和32.1%的女青年為半文盲。柬埔寨的半文盲問題較為突出，有超過40%的男性在校讀書6年後隻具備部分讀寫能力。尼泊爾的情況則相對好一些，80%左右的青年人在完成初等教育周期後掌握了基本的識字技能。
圖5.10 2005—2011年在校就讀僅6年的15～29歲青年人的識字情況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2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R].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2：96.
從來沒有上過學或者隻上過一兩年學的年輕人，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加入成人文盲的行列。可是那些在完成初等教育後才離開學校的兒童，其陷入文盲或半文盲狀態的深層原因又不同於失學兒童群體。隨著各國努力普及初等教育，更多的弱勢或邊緣化家庭子女進入學校讀書，但他們在完成初等教育之後往往就此止步。過早離開學校的學生很可能是因為在校表現不佳（除個人因素外，教育質量低下的負麵影響也不容忽視），導致他們不再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在某些情況下，即便是讀到初中階段，可能也無法保證在全體入學學生中實現完全消除文盲的設想。如果我們希望未來所有的青年都是有文化的一代人，那麽優質的學校教育就必不可少，也就是說，不僅僅要讓他們普遍進入小學學習，而且要確保他們能順利地讀完小學，接受有質量的教育。因此，政策製定者應該密切監督和評估識字能力的獲得情況，不應認為單純地延長在校讀書時間就可以降低未來的成人文盲數量。學校應該為學齡兒童（特別是處境不利的兒童）提供必要的支持，開展有效的教學與學習，不斷鞏固學生的識字技能。
二、推廣掃盲計劃
展望未來，普及學校教育是提高平均識字率的關鍵。立足眼下，坐等兒童普遍讀完小學從而稀釋成人文盲數量似乎並不是我們所尋找的答案。如果我們希望數以億計的青年和成人文盲獲得基本的識字技能並加以運用，就非常有必要推廣掃盲計劃。大量研究表明，強有力的政治承諾和恰當的政策規劃是一個國家取得掃盲成功的重要前提條件。隻有將建設有文化的社會的目標完全納入教育部門規劃，才有可能提供必要的組織、人力、財政和技術支持。
（一）掃盲政策與服務
200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會後，許多擁有大量成人文盲的國家在掃盲運動方麵的興趣和投入有所增加，大部分掃盲計劃都設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
表5.3 《達喀爾行動綱領》發布以來部分國家的掃盲運動
續表
從表5.3中可以看出，掃盲運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往往會提出過高的期望，具體的行動規劃也不能照顧到多樣性，而是采取“一刀切”的方法，統一使用規定的教學目標和教材。有些國家甚至把目標鎖定為特定人群，比如，印度特別關注女性文盲，阿富汗關注受戰亂影響的人口，印度尼西亞關注農村人口。
另外，20世紀60至90年代，許多國家政府試圖通過自上而下製定的課程消除文盲現象，但是這些課程大多設計不良，無法與正規學校教育規劃相媲美，並且掃盲結束後沒有提供後續支持，學員鞏固和提高識字能力的機會有限。少數民族和少數族裔語言群體的需求往往被忽視。掃盲中心拒絕或者沒有能力向人們提供使用當地語言學習的機會。一些少數民族學員雖然在課程中掌握了官方語言的基本讀寫方法，但是他們在回到本民族的語言環境後，幾乎沒有運用官方語言的需求。[19]
然而必須承認，掃盲運動無論是曇花一現還是曠日持久，人們都會不斷吸取過往的經驗，完善相關的政策規劃和工作方式。以印度為例，1988年成立的國家掃盲工作組通過20多年的持續努力，使國內的掃盲工作取得了成效。良好的工作效果成為激發政策製定者進一步支持識字普及活動的動力。2007—2012年的“十一五”規劃更是把工作組的預算投入提高到210億美元。各類相關計劃得以重新製訂，並引入初級掃盲培訓與掃盲後鞏固課程相結合的綜合性方法。此外，權力下放的做法還讓各邦和區縣對使用當地語言的掃盲教材的開發和編寫工作做出了更加堅定的承諾。2009年，印度政府顯示出進一步重視性別和平等的意願，把國家掃盲工作組更名為國家婦女掃盲工作組，並發布了具體的戰略目標，包括確保85%的目標受益人為婦女，50%的受益人來自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和少數民族，重點關注穆斯林群體。[20]
在印度尼西亞，印尼總統於2004年發起了一場掃盲運動，旨在加強政府內部的合作，鼓勵社區參與，提高政策製定者對掃盲重要性的認識。印度尼西亞教育部采取了四管齊下的策略，目的是確保：①所有兒童能夠參加正規和非正規教育，從而獲得識字能力；②所有成年人均有接受相當於小學和初中教育的平等機會；③開展針對15歲以上人口的實用掃盲教育，包括“提高生產率”和“兒童撫育”方麵的教育；④通過提供閱讀材料和建立社區圖書館，保持人們的識字能力。隨後，2006年頒布的總統令和教育部長令再次提及，在全國範圍內加快普及九年基礎教育和掃除文盲。[21]
針對少數民族的識字差距，一些國家開發並實施了以少數民族母語為基礎的掃盲項目，如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柬埔寨、老撾和泰國，南亞和西亞地區的阿富汗、孟加拉國、印度和尼泊爾，以及中亞的蒙古。然而，中亞地區並未實施類似的掃盲計劃。同時，為了提高少數民族的識字率，在學校教育階段就為兒童提供母語教學環境，對促進他們的認知發展和學習效果是非常有必要的。菲律賓的教育政策規定，學前班至三年級的教學語言可以采用少數民族母語，不必強製采用雙語教學。在越南，一些少數民族小學（如老街省的苗族和克木人）從2008年開始實施了過渡性母語教學方案。兒童在三年級前都接受母語教學，之後開始學習越南語。該方案希望小學生在五年級時能夠掌握雙語技能。[22]
很多國家還製訂了社區學習中心發展計劃，把它作為一個提供識字和非正規教育的平台，它同時也是一種提供技能培養和緩解貧困現狀的機製。例如，尼泊爾的第十個國家發展規劃（2002—2007年）和減貧戰略項目都強調了社區學習中心的作用。2002年，尼泊爾的社區學習中心數量非常有限。到2011年，已經有1831個中心散落在尼泊爾各地。[23]
以阿富汗為代表的國家則是選擇與多個國際組織和援助方合作，努力提高政策製定和項目規劃能力。例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下，阿富汗開發了一個掃盲和非正規教育信息管理係統，並進行了首個識字評估調查。這兩項工作有助於加強政策管理層的現狀分析能力和戰略幹預規劃能力。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也在阿富汗實施了一個類似的項目。項目為期4年，通過改進監測和督導係統，讓教育部掃盲司了解真實信息的重要性，並以此為基礎構建政策製定者的規劃能力。聯合國人居署的貢獻在於幫助阿富汗製定了全國性的掃盲教師資格標準，並設立了一所掃盲教師培訓學院。同時，全國性的資格框架還能促使政府員工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待掃盲問題，把普及識字納入阿富汗國家發展規劃，加強識字實踐活動的相關性和可持續性。[24]
（二）培訓和支持掃盲教師
各級各類教育不論其形式或內容如何，都有一個共通之處：教師都發揮著關鍵作用。訓練有素、積極性高、獲得充分專業發展支持的教師是無可替代的。“任何成人教育計劃的質量高低、效果好壞，顯然都取決於這些‘滿麵粉灰’的工作人員，即培訓班指導員或輔導員——正是他們去教那些目標受益人，去與學員們交流互動。”[25]但是全世界的掃盲運動麵臨的普遍問題是，合格的掃盲教師奇缺。例如，針對阿拉伯國家的一項研究認為，“師資問題是掃盲和成人教育體係中最薄弱的環節。”[26]
雖然一些國家設置了掃盲教師的準入門檻（例如，立陶宛要求成人掃盲教師必須獲得教師資格證），但為他們提供的入職和在職培訓非常有限。一些國家甚至對掃盲教師的教學資格沒有具體的要求（例如，克羅地亞就沒有官方授權的成人教育教師資格證）。盡管其中有些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仍有相當大比例的教師人選隻接受過相對有限的正規教育。大多數教師還屬於兼職性質，很多國家的小學教師或小學管理人員需要承擔掃盲夜校的工作。[27]還有一些從教人員是聘用合同製教師或者是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雖然他們參與掃盲計劃的時間較為固定，工作熱忱很高，但是和那些兼職教師一樣，三者麵臨的共同困境是，其專業資質基本不是成人教育方麵的。
掃盲教師也是全世界教育工作者中得到支持最少的一個群體。他們的工作條件較差，物質報酬較低，工作中得到的專業支持少之又少。2005年，一項針對全球67項掃盲計劃的調查發現，有一半掃盲教員的收入是津貼或補助，25%的掃盲教員的工資為全國最低工資，大約20%的教員沒有任何報酬。大多數掃盲計劃給予的報酬（計時工資）是小學教師基本工資的25%到50%；其他計劃給予的報酬幾乎都不到小學教師基本工資的25%。[28]
師資短缺、支持力度有限，嚴重阻礙了掃盲計劃的良性發展。在希臘，“二次機會學校計劃”麵向沒有獲得初中畢業證書的青年和成年人，希望為他們提供再次接受教育的機會。從2001年項目伊始至2009年，共有7000名學生參加了這項活動。該項目的教學理念是，設立跨學科開放式課程，鼓勵小組合作，其靈活的辦學方法截然不同於正規教育係統。然而，項目的授課教師都是從普通中小學借調來的，他們都沒有為講授這種課程做好充分的準備。這個案例凸顯出提供適當培訓和職業發展機會的重要性。[29]
一些國家已經采取措施來解決掃盲計劃中遇到的短板問題。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中央和省級政府的多個掃盲規劃文件中強調掃盲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計劃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財政支持來緩解文盲現象。孟加拉國和尼泊爾的教師則有機會接受以掃盲項目為基礎的培訓。[30]埃及對掃盲教師的支持最為全麵。
框5.1 埃及——支持掃盲教師的工作頗具成效
20世紀90年代中期，埃及識字和成人教育總局啟動了一項雄心勃勃的十年運動，中心工作是培養基本的阿拉伯語識字技能。作為核心掃盲內容的補充，該項目還提供相當於初等教育水平的學曆課程和職業培訓機會。為文盲親屬、朋友和社會成員提供掃盲培訓的中學畢業生，隻要獲得了政府的認證，每月就可以領取一份津貼。不過，雖然識字和成人教育總局負責提供課本等教學材料，但卻缺乏相關資源開展係統培訓和監督。項目取得初步成功之後，入學率和畢業率出現下滑，整個運動陷入困境，特別是在較貧困的農村地區和女性之中。
為此，國家相關主管部門對項目進行了重新配置。在捐助方的支持下，識字和成人教育總局推出了“提高能力促進終身學習”項目。原先基於課本的教學方式被參與式教學法所取代，特別強**學材料要與學習者的生活、經驗密切相關。新項目將目標鎖定為舊項目未能成功推行的貧困農村，並招募社區領袖參與其中，提高人們對項目的興趣。所有教師都是當地的中學畢業生。與舊項目一樣，政府每月會為這些教師發放津貼。此外，他們還要接受三次提供住宿的入門培訓，每月還要和項目指導教師共同召開支持會議。
加大支持力度果然收到了成效。2005年的一次評估發現，該項目的學生鞏固率很高，82%的參與者完成了為期五個月的第一階段學習，62%學完了第二階段。此外，參與者的學習成績也很高：該項目第二年入學的學習者中有65%通過了最終評定，而舊項目的通過率不足50%。該項目在吸引女性入學方麵也比較成功，女性學習者占到四分之三。評估認為，項目結果的改善與招聘當地協調人、根據當地需求改編課程大綱、為教師提供大力支持有關。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1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R].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1：72.
（三）財政支持
大多數國家都認可識字可以促進人的全麵發展，並帶來廣泛的社會經濟價值。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與國家對正規教育體係的投入相比，僅有一小部分預算用於支持龐大的全國掃盲行動。掃盲預算僅占教育總支出的1%到2%是很常見的現象。[31]
國際社會建議的掃盲活動投入的最低標準為人均50～100美元，或是把至少3%的教育預算分配到成人掃盲計劃中。[32]但是實際情況非常令人失望。例如，2010—2011年，參與尼泊爾基礎掃盲項目的學習者的人均經費僅為12美元，包括書本費、文具費、教師和人員工資、管理費等各項成本；掃盲後項目的人均經費為21.5美元。非正規教育和掃盲支出在2004—2005年僅占整個教育支出的0.52%。隨後幾年的支出比例相似。2008年，尼泊爾政府宣布開展一項掃盲運動（National Literacy Campaign Programme），作為配套投入，把2.85%的國家教育預算分配到掃盲工作中，是之前年度預算的4倍。但是隨後幾年中，這一比例有所下滑。
表5.4 尼泊爾的教育支出及非正規教育和掃盲計劃支出所占比重
事實上，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的文盲群體對教育活動的支付能力原本就十分有限，迫切需要各級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采取籌資戰略和資源調動策略，增加掃盲工作的預算撥款，同時不能以犧牲其他教育（如學校教育）質量的投資為代價。[33]在巴基斯坦，為了擴大普及識字的資金來源，采用了公私合作的理念，計劃從多方籌措經費，包括聯邦政府、國際組織、私營慈善家、旅居海外的巴基斯坦僑民等。然而，在私人領域的募款進展並不順利，掃盲活動仍然依賴於政府的支持。2002—2008年，政府為全國掃盲運動提供了約合1.02億美元的財政支持，占整個活動經費的74%。[34]
（四）創新途徑
信息通信技術（ICT）的迅速發展拓寬了掃盲的工作途徑，它在教育稀缺和得不到充分服務的地區變得越來越常見。研究表明，由於可以覆蓋更為廣泛的受眾，它為處於孤立地位和處境不利條件下的兒童、青年和成年人的教育帶來希望。[35]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緬甸、泰國等國家，已經開發出了以新興技術為基礎的掃盲活動。
據估計，在2015年，埃及15歲以上的成人文盲數量為1，450萬，其中女性約占66%。埃及官方信息顯示，極為保守的農村和偏遠地區的婦女文盲尤為普遍。由於社會風俗習慣，一些婦女不被允許離家參加掃盲課程；即使可以參加掃盲課程，許多年歲較大的學習者明顯不適應傳統的課堂教學。為了克服這一障礙，人們想到了運用多媒體技術。教材包括3張CD盤：一張是預備性的入門課程，另兩張是掃盲課程。課程為期4個月（傳統課程為10個月），授課內容與識字和成人教育總局的官方課程相同，讓學習者有機會參加總局組織的考試並獲得認證。[36]
在印度，塔塔谘詢服務機構（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開發了一套以計算機為基礎的功能性掃盲工具，用於提高成人的日常閱讀水平。掃盲課程把全國掃盲委員會編寫的教材作為藍本，以不同的語言和方言為重點，采用計算機軟件和多媒體展示等方式教授閱讀技巧，並輔以課本材料。音頻畫外音介紹了每個單詞的結構和意義，以及每個字母的讀音。這在泰米爾語的學習中尤為重要，因為字母的讀音會根據上下文的意思而改變。課程軟件還加入了動畫圖形（如木偶）等元素，將課程設計得具有視覺新鮮感和娛樂性。整個學習過程會考慮到學習者的不同需求和學習進度，具有一定的靈活性。該項目成立了多個教學中心，每個中心都配備一台電腦和一名教員。上課時間一般是在晚上，每個班有15～20名學習者。由於掃盲活動主要依賴於計算機程序，因此對教員的教學資質要求不高。這對於缺乏優質師資力量的地區來說是個利好消息。[37]
框5.2 巴基斯坦——運用信息技術鞏固掃盲成果
在巴基斯坦試行的一項掃盲活動把手機創造性地轉化為教學工具。由於它是年輕人每天都必須用到的交流設備，有助於激勵他們頻繁地使用並鞏固識字能力。
在上完一個月的基礎課程後，學員們（半文盲）可以拿到一部手機，每天早晚兩次會收到用烏爾都語編寫的短信，內容涉及生活技能、宗教課程、健康、衛生等各類主題。他們需要把短信內容抄寫到作業本上，並大聲朗讀出來。這些年輕人平時還會通過手機短信與其他同學保持聯係，進一步練習了讀寫技能。掃盲小組的成員每周要和自己的老師在社區學習中心至少會麵一次，評估一周的情況，交流彼此遇到的問題。他們還要參加月度考試，檢測學習成果。
項目最初是在旁遮普省的一個地區開展試點工作。第一個月結束後，有90%的學員沒能通過月度考試；四個月後，學員的識字能力有了明顯改善，86%的人通過了考試。由於學員大部分時間是在家自習，他們還能把學會的內容教給自己的姐妹或母親。在提高個人安全意識方麵，手機短信發送的生活技能信息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資料來源：UNESCO and UNICEF.Asia-Pacific End of Decade Notes on Education for All：EFA Goal 4 Youth and Adult Literacy[R].UNESCO Bangkok，UNICEF EAPRO and UNICEF ROSA，2012：41.
三、關注識字環境
識字能力大多是在學校或者掃盲中心獲得的，然而在走向普及識字的過程中，各國政府除了要擴大獲得識字能力的途徑，還要重視保持這種能力所需的社會文化環境。即使是在發達國家，如果生活在沒有圖書、報紙或其他書麵材料的環境中，那些在基礎教育階段獲得識字能力的個人也會逐步喪失相關技能。
毫無疑問，識字活動是最有益於培養識字技能的環境。校園或掃盲班中豐富的書麵和視覺材料讓學生們能夠學習並不斷刺激他們去練習各類技能。除了學校，還有哪些有效的識字環境呢？其實，它存在於廣泛的公共和私人領域，包括家庭、工作場所、社區甚至整個國家。例如，在家庭中，一個有利的識字環境會有大量閱讀材料（如書籍、雜誌、報紙）和新興媒介（如電視、電腦、手機）。在職場中，識字環境主要與單位的工作重點和個人業務方向有關；工作中運用讀、寫、算技能以及參加在職培訓都有助於提高功能性識字的熟練程度。在社區中，豐富的識字環境應該有多種標誌、標語、宣傳單。公共場所中也有很多提高識字的機構，如圖書館、銀行和餐廳。有鑒於此，識字作為一種有組織的社會活動，不僅僅是知道如何讀寫一篇文章，還應該在特定環境中將這些知識用於具體的、多樣化的日常生活，包括自由交流信息、填寫表格、從報紙中摘錄信息、看價格、付賬單、買賣商品與服務、正確服藥，等等。理想的識字環境還能為人們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38]
為了衡量個人、家庭或社區的“識字環境密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在22個國家啟動了“掃盲評估和監督計劃”（Literacy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Programme，LAMP），用於收集識字實踐的背景信息。已經完成項目主要評估工作的國家包括“一帶一路”的約旦、蒙古和巴勒斯坦。這3個國家均實現了較高的識字率，但是人們利用並鞏固識字能力的做法各有不同。自述為娛樂而閱讀的成人比例，在巴勒斯坦為36%，在蒙古為60%。使用計算機撰寫電子郵件的比例從約旦的26%到蒙古的38%不等。在工作中進行書麵運算的比例，約旦（21.5%）和巴勒斯坦（21%）相當，落後於蒙古近7個百分點。
項目還通過日常閱讀活動調查了上述3國成人的讀寫技能。研究發現，手機短信、電子郵件、互聯網搜索等新興的日常閱讀活動在青年和成人的識字基礎上，進一步維持和拓展了他們的讀寫技能。參與者在調查中表現出三種不同的技能水平。在最低水平上，參與者能夠看電視，聽廣播，用手機打電話。中等水平的參與者除了掌握上述技能，還會用手機發短信。位於最高層次的是電腦使用者，他們會收發電子郵件，用互聯網搜索信息，會使用社交媒體；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絕大多數人不超過40歲。
但是，兩個受過同等學校教育的人，最終可能達到不同的技能水平，這取決於他們在業餘時間裏使用讀寫技能的頻率。圖5.12顯示，在極少進行日常閱讀活動的人中，至少有一半屬於閱讀的最低水平（水平1）。他們至多能從報紙的廣告上認出電話號碼，或者從一段文字中找到一個簡單問題的答案並逐字謄寫下來。閱讀量較大的人往往受過更多的教育，不過這類人群同樣受到技能使用頻率的影響。例如，在蒙古受過中等教育的人中，如果很少開展日常閱讀活動，其中隻有12%的人屬於閱讀測驗的最高水平（水平3），而相對於經常閱讀的人，這一比例高達31%。
另外，社區所營造的識字環境在這些國家具有重要意義，包括是否設立報刊亭或公共圖書館、是否有街道名和門牌號碼。公告牌、廣告、電影院等也在鞏固識字能力方麵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社區學習中心開展的掃盲和掃盲後繼續教育活動，更為貼近文盲群體的生活，可以根據當地的情況進行課程調整。這種基層社會組織往往還會針對未能完成正規教育的弱勢群體的需求，因地製宜地開展經濟社會發展活動。如果把使用當地語言和恰當的教學內容以及生產性勞動結合起來，就會極大地激發參與者的學習動力。
1971年起，泰國就通過社區學習中心開展了一項功能性掃盲活動，幫助成人文盲學會基本的識字和認知技能（如解決問題的能力）。由非正規教育委員會辦公室（前身為泰國教育部非正規教育司）製定學習大綱，類似於正規學校係統四年級的課程。學習內容根據學習者的生活環境和具體需求而有所不同，如南部的穆斯林和北部的山地部落的課程就不完全一致。除了該項目，還有專門為泰國西部和北部山區的文盲人群設計的山地人群教育項目。2001年，共有59941名學員參與其中。部分學員還拿到了相當於六年級課程的結業證書。[39]
圖5.11 約旦、蒙古和巴勒斯坦的識字實踐活動（2010/2011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2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R].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2：94.
圖5.12 受過中等教育的成人的閱讀技能表現（2010/2011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3/14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R].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4：73.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印度的開放式基礎教育以剛剛成功完成掃盲和掃盲後項目的新識字人群為對象。學員可以選擇學習印地語、英語或某種地區性語言，而且沒有規定參與年齡的上限。該計劃提供三個層級的教育，每一層級相當於正規學校體係中基礎教育的一個層級（A級相當於正規學校係統的一至三年級，B級相當於四至五年級，C級相當於六至八年級）。學員隻要感覺自己已經準備好了，就可以參加考試。人力資源開發部和雇主都承認開放式基礎教育證書的有效性。學員們還可以憑借該證書進入中等或中等後教育階段學習。[40]
印度尼西亞的社區學習中心更傾向於在基本識字技能的基礎上培養學員的就業技能。例如，AKRAB！項目的教學就融合了識字、創業培訓、生活技能、性別平等、當地文化等內容。基礎掃盲課程分為三個等級，相當於初等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並頒發相應的證書。很多結業的學員進入了勞動型企業、家庭作坊或者從事保安工作。[41]
越南政府把建立社區學習中心製度化，努力惠及邊緣化群體，擴大掃盲和生活技能培訓項目的覆蓋麵。新修訂的教育法規定，社區學習中心是全國教育係統的一個組成部分。2003年，越南總理簽署決議，規定由教育培訓部牽頭並協調內務部、越南學習促進委員會、社會傷兵勞動部、各省人民委員會，共同擴大社區學習中心的規模。這些國家政策和規劃極大地催化了社區學習中心的發展前景。1999年，越南僅有15個社區學習中心，到2006年，該數量激增到7384個。在許多省市，每個公社或地區都有自己的社區學習中心。正因如此，參與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的人數在2001—2006年，從2001/2002年的25萬人，急速增長到2003/2004年的233萬人，隨後2005/2006年的參與規模更是高達630萬人。[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