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一帶一路”國家各級各類教育出現的差異化發展狀況，基於中國以往與這些國家和地區以及其他國家開展教育合作與交流的基礎及比較優勢，中國在實施“一帶一路”中的教育戰略時應該采取區別化、多層次、多樣化的策略。
一、擴大高等教育海外辦學與合作
高等院校建設海外分校、成立合作高校以及組織教育聯盟等，可以打通文化交流可能存在的各種障礙，服務國際合作的各個領域。在這方麵，老撾蘇州大學提供了良好示範。隨著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往來的日益密切，大量的中國企業去老撾投資建廠，開拓市場。由於老撾自身的高等教育發展較為緩慢，難以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人才需求，使得中國企業在老撾的發展受到了專業人才匱乏的製約。[1]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建立的高等教育機構還有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吉隆坡分校和雲南財經大學曼穀商學院，從數量上而言過少，且全部分布在我們比較熟悉的國家。在新的形勢下，中國高水平大學應該走出去，在“一帶一路”國家聯合建立大學、院係、研究中心，聯合培養人才，聯合開展科學研究。這順應了本報告第一章提到的相關國家關於中國高校海外辦學的期待，同時也為中國大學的國際化提供更廣闊的平台。
以中國大學為主導建立的各類大學聯盟，如“新絲綢之路大學聯盟”、“一帶一路”高校戰略聯盟、“新海上絲綢之路大學聯盟”等，則需要進一步落實聯盟的抓手，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大學之間在校際交流、人才培養、科研合作、文化溝通、政策研究和醫療服務等方麵交流合作，服務“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及歐亞地區發展建設。當然，我們也歡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水平大學參與到這樣的合作網絡中。
二、擴大“一帶一路”國家留學生規模
除了在海外辦學之外，實施“一帶一路”國家“留學中國”計劃，支持和吸引沿線國家優秀學生到中國留學，特別是接受高等學曆教育，為發展中國家培養未來領袖。接受來華留學是在“一帶一路”國家培養“知華、友華”的精英人才的重要途徑，這些學生將成為中國與相關國家之間友誼的紐帶，能有力配合官方外交，部分精英化人才甚至能在該國對華友好政策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曾經在北京大學留學的現任埃塞俄比亞總統穆拉圖·特肖梅（Mulatu Teshome）就是最好的例證。在“留學中國”方麵，我們已經和東盟國家取得較大的進展，需要擴大到更多的“一帶一路”地區和國家。可以設立高端學曆項目，為發展中國家培養一批未來領袖人才。
當然，留學是雙向的，在實施擴大來華留學戰略的同時，需要轉變中國學生傳統上緊盯歐美國家的現狀，通過政府獎學金及創造就業的方式，鼓勵和吸引我國學生到沿線國家留學，學習語言、文化、宗教、法律、外交等專業，為未來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的發展以及國家整體外交大局服務。
三、培養“一帶一路”建設所需的各類人才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人無疑是重要因素，無論是經貿合作還是文化交流，都離不開具備國際視野、熟悉國際規則、通曉國際語言以及對某一國家、地區或者行業領域有專業研究的複合型人才。而在各類人才培養的過程中，高等院校包括職業院校以及科研院所將責無旁貸。
為實現“一帶一路”的戰略目標，需要重點培養以下幾類人才[2]：一是專業技能人才培養。“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法律、民族、宗教等諸多領域，都需要專業技能人才支撐。二是小語種人才培養。隨著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合作與交流的增加，我國將急需大量通曉“一帶一路”國家語言，熟知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國情的專門人才。三是技術人員和工人勞務培訓。“一帶一路”的實施需要大量外派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有必要對外派技術人員和工人進行必要的當地國情教育和語言、文化、習俗培訓，同時需要圍繞工程項目對當地人員進行技術、技能培訓。
四、進一步加強對外漢語教學工作
近10多年來，以“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為標誌的對外漢語教育取得巨大成就，並摸索出了中國高校和外國高校合辦孔子學院的成功模式，為我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然，正如本報告第一章所言，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在“一帶一路”國家呈現數量偏少、分布不均的特點。中國可以在“人文交流”的大框架下，充分發揮地方高校對創辦海外孔子學院的積極性，根據不同國家的教育需求，開設不同特色的孔子學院，特別是有“一帶一路”特色文化標識的孔子學院。這將促進中國同“一帶一路”國家人文教育交流合作長期穩定發展。
五、重視對“一帶一路”國家教育的研究
傳統上，我國的國際問題和國別區域研究主要聚焦在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研究比較薄弱。比較教育研究長期以來也比較注重發達國家的教育研究，對於相關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研究還比較薄弱。
為支持“一帶一路”的實施，一些高校和研究院所行動迅速，紛紛成立相關機構，如浙江大學成立“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大連外國語大學建立“一帶一路”人文交流機製協同創新中心，北京師範大學將原來的發展研究所改名為“一帶一路”研究所，西北大學建立了絲綢之路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成立“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一帶一路研究所”，而中聯部牽頭，聯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複旦大學成立了“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成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成立“一帶一路”戰略研究中心，香港也成立了“一帶一路”研究機構。同時，相關研究機構已啟動了一係列的研究，並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江蘇師範大學於2015年完成了《“一帶一路”國家語言國情手冊》，北京大學發布了《“一帶一路”國家“五通”指數研究報告》。
但是，這些機構中專門研究“一帶一路”教育問題的較少，需要成立相關機構或者引導現有教育研究機構開展對這些國家的教育研究。可以設立“一帶一路”教育研究專項基金，支持高等學校開展“一帶一路”國家和教育問題研究；建立“一帶一路”教育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在雙多邊和區域、次區域合作機製基礎上開展聯合研究；設立“一帶一路”教育援助專項基金，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援助，幫助發展中國家培養培訓領導管理人才、教師和各級、各類專業技能人才。[3]
六、采取“軟”“硬”結合的教育援助模式
國際教育援助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實現了從重點支持“硬件建設”到“軟件改善”的轉變。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雙邊援助機構和非政府機構將教育援助的重點放到課程改革、教學方式變革、教師培訓、能力建設、教育質量，以及製度建設、教育規劃和教育政策的變革，同時關注社會發展和性別平等問題。[4]
雖然中國的教育援助也有教師培訓等“軟”項目，但規模較小，投入的重點仍然是校舍建設、條件改善、教材資料等方麵，這對於擴大我們在教育領域的“軟”實力影響非常不利。因此，在新的時期，有必要在為“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提供改善基本條件的教育援助的同時，增加“軟”的部分，把我國優秀教育改革經驗與成果，理念與思想擴散到這些國家，同時培育一批能支持相關項目的總體設計和具體實施的第三方谘詢機構。
七、借力國際多邊平台
從本報告第二至八章對“一帶一路”國家各級各類教育發展的介紹和論述來看，我們發現國際組織在很多國家政策變革和實踐創新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是一些國家在教育公平與教育質量追求上取得進步的重要因素。
未來，我們可以借助國際組織的力量，開展更有影響力的教育發展合作項目，支持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4（SDG 4）即《教育2030行動框架》相關目標的實現。借力國際組織有諸多優勢，一是國際組織的知識優勢能讓相關項目和活動更具引領性，二是能擴大相關項目的國際顯示度（International Visibility），三是通過與國際組織的合作為我們培養一批高素質的項目設計和管理人員，四是能在不削弱援助方影響力的情況下打消受援方的疑慮。在這方麵，中國政府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的“援非信托基金項目”（CFIT）就是成功的先例，此外還有“海南航空公司信托基金項目”（HFIT），這些項目的成功實施將為未來相關合作提供基礎。
八、加強教育機構與企業的合作
上文提到，大量中國企業包括央企已經在“一帶一路”國家建立分公司或機構，發展所需要的人才及如何與當地社會和文化融合是大多數企業麵臨的挑戰。為了更好地支持企業在這些國家的發展，真正將“一帶一路”戰略落到實處，教育機構需要與企業合作，為企業提供多樣化的支持服務，主要包括，一是前麵曾經談到過的培養具有多元文化視野的國際化人才；二是為企業提供谘詢服務，當然這需要教育機構開展大量的相關研究並具有知識優勢；三是支持企業扛起社會責任的大旗，通過在當地開展教育公益項目來獲得聲譽，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並營造較好的發展環境。
當然，我們在實施相關戰略的過程中也需要注意以下幾點[5]：一是避免以我為中心的思維，考慮對方的需求。“一帶一路”的主要動力來自我國，但如果沒有沿線國家的響應與配合，“一帶一路”戰略不可能取得成效。不同國家肯定有不同的教育需求，從匹配雙方的需求出發，我們的態度，應該是互利共贏，而不是居高臨下。二是製定差異化的對外教育合作政策。“一帶一路”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很大，我們的對外教育合作政策一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粗放式做法，采取差異化政策，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三是處理好各利益主體的關係。“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實施，依靠的是不同區域、不同部門和不同機構的協作努力。因此，需要處理好國家利益、區域利益、部門利益、單位利益的關係，建立不同區域、不同部門和不同機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機製，處理好不同利益主體的分工和協作，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
[1] 邢光遠，汪應洛.“一帶一路”教科文先行的戰略思考與資金保障[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1-7.
[2] 劉寶存.“一帶一路”中教育的使命與行動策略[J]. 神州學人，2015（10）：4-7.
[3] 劉寶存.“一帶一路”中教育的使命與行動策略[J]. 神州學人，2015（10）：4-7.
[4] 趙玉池.國際教育援助研究[D]. 重慶：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10：71.
[5] 劉寶存.“一帶一路”中教育的使命與行動策略[J]. 神州學人，2015（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