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國治水史詩》

王光謙

上善若水。

老子的這句古話穿越綿長的曆史長河，流淌至今。作為大江大河子孫後代的中國人民，幾千年來與水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古有大禹、李冰，後有孫中山、毛澤東，他們的生命與事業均與水有著不解之緣。縱觀中國漫長的文明發展史，構成其骨幹的重要一脈便是中國治水發展演變史。

自遠古時期始先民們便長期遭受著水災害的侵襲，他們在一次次洪澇災害中背井離鄉、家破人亡，於是，與水之間的漫長鬥爭就此拉開序幕。誰都未曾想到，這個序幕拉開之後，上演了無數場震天動地的生死之戰，挑戰人類生命極限的便是水集結成的洪水猛獸。這場沒有硝煙卻無聲地掠奪走無數人生命的戰爭一直延續到了今天，戰場也早已遍布了中國的大江南北。隨著文明腳步的逐步推進，人類的治水工程也邁進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這個重大的轉變理應得到曆史的記載。

近期，由葉選平擔任總顧問，楊欽歡策劃，何建明和程賢章擔任主編，眾多當代著名作家和專家傾力加盟撰寫的《中國治水史詩》巍然誕生，彌補了幾千年來中國在係統的治水史書寫方麵的缺失，同時，蘊涵於其中的重要地理、人文素養和情懷成就了一部輝煌的治水文學史詩。我們在這部200多萬字的厚重史書中領略作家們飛揚文采的同時，更能夠深刻地感受中國幾千年治水史的曆史沿革與時代變遷。從其勾畫的圖景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中國在治水方麵的每一步探索與開拓，創新與收獲，並長期浸潤在數代人民的治水智慧中。

見證中國治水地位的提高

夏朝開啟了中國的朝代曆史，而夏的建立者禹之所以登上時代的製高點，恰恰是因為其在治水方麵取得的突出成就。這足以看出古代先民所受水患之害的深重及對治水要求的迫切。也正因此，在治水方麵做出卓越貢獻的禹跨越了其所處的曆史時代，在其身後的幾千年裏被逐漸神話為一個民族神，大禹治水的傳說也便一代代流傳下來。“黃河清，聖人出。”這一句流傳甚廣的民間歌謠也在華夏大地上深紮了根，隻是，這種美好的期望長時間內仍舊停留在夢想階段，水患之害依然威脅著人民的生命安全。曆朝曆代湧現出了不少治水功臣，如李冰。但是也應該看到，由於他們所處時代的封建性質，他們治水的終極目的是指向封建王朝統治的。所以說，那時候的治水是為鞏固王權服務的。

走過漫長的封建社會和半封建社會，中國終於走入嶄新的時代。毛澤東曾經多次站在黃河大堤上，望著滔天的巨浪，說：“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在一代偉人毛澤東眼裏，黃河是與民族自立與尊嚴緊密相連的。1955年7月18日，中南海懷仁堂。一千多位人民代表傾聽了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所作的《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報告》。他向全國人民莊嚴宣布了在六年內實現“黃河清”的千年夙願。可以看出，基於人民生命安危的治水工程的地位被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人民政府開始將治水作為新中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正式納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整體宏偉藍圖中。但是黃河水患並沒有因為人們美好的主觀願望而就此消退，治水依然是國人的一樁大事，無數人仍然戰鬥在抗洪第一線，用生命築起人民的保護層。新世紀以來，治水更是作為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被推到了國家建設和發展的重要位置。因為水已經不僅關乎防洪安全，同時還與供水安全、糧食安全，甚至與國家安全都緊密相關。於是，水利由最初的“農業的命脈”被提升到“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再到“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先領域”，其所處的地位一步步升級，這也突出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水利建設、民生問題的關切之重。

黃淮卷、長江卷、珠江卷、海河卷、鬆遼卷、西部卷、東南卷及其他，七卷本的《中國治水史詩》，宏闊地記述了中國自古至今在治水方麵所走過的艱辛路程。治水之路走過了一段艱難曲折的曆程，在未知中摸索，在摸索中不斷開拓創新，對治水工程的逐步重視以至於今天國家將其提升到關乎國計民生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先地位，這充分顯示了黨和政府對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重視，也是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在治水方麵的具體體現。

治水理念的科學化進程

雖然大禹是因治水有功而被彪炳史冊，但他絕不是第一個治理水患的人。他的父親鯀曾用“堵”的方法來應對滔滔的洪水，結果自然以失敗告終，也因此喪命。大禹麵對嚴酷的現實，從父親治水失敗中總結出寶貴的經驗教訓，他的身軀行走在山川溝壑間，跋山涉水，披荊斬棘，終於，黃河周邊的地質地貌、水文水情在他那裏早已了然於胸。在此基礎上，他選用疏導的方法來繼續父輩未竟的使命。於是，“三過家門而不入”，在他的帶領下，治水隊伍逐漸摸索並實踐出一個嶄新的方法，並取得了顯著成效，禹也因此被世代銘記。

同樣是治理水患，大禹與其父親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路數，自然收到了截然相反的效果。究其根本，大禹是在充分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在對區域地質、水文、水情等有了細致的了解和分析的基礎上，進而選擇了以“疏導”為核心理念的治水之法。這是其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這在當時來說是合理的，也是科學的。而今，我們所麵臨的治水環境已經與遠古時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應該說形勢變得更複雜、任務變得更艱巨了，這更考驗著當代人的智慧。

應該看到，時代走到今天，治水采取的已經不再是先前“萬人會戰”式、集體粗放式的治水策略，而是呼喚更符合時代要求的治水新方法的誕生。同時也應看到，新時代人們麵臨的水患已經不僅僅來自自然洪澇的威脅，而是相當大程度上來自人為原因所導致的用水安全隱患。麵對治水新形勢新挑戰，國人開始積極探索治水新思路、新方法。其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成為新時代治水始終堅持的指導理念。在治水過程中，不再單一強調對水的反抗性治理，而是尋求人與水的和諧共處，既要防禦水旱自然災害，又要保持河湖的生態健康，同時還要規範人類的活動，確保水資源的健康可持續利用。

從《中國治水史詩》中我們能夠清晰看到，在具體治水實踐中，很多地區都逐漸強化前期的監測預報，並不斷完善科學的監測預警機製，重視水文監測預報，及時發布預警信息，提高預報的準確性和及時性。對監測預警的重視體現了現代以來信息技術的應用之於抗洪救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時，不少地區根據自己的區域地質、地勢、水文等特點，科學製定水利規劃，不斷修改和完善本地區的水利規劃體係，加快區域重點項目的建設，探索出適合本地區的水利規劃新路子。

在這部宏闊的治水史詩巨著中，我們能夠看到一個不斷完善的治水理念的形成，其核心便是生態化、自然化和人性化。而治水理念的不斷創新和完善也進一步帶出了一個城市的嶄新建設範式。

水資源管理的製度化、法製化進程

治水除了包括各種水利工程的建設之外，一個很重要的方麵便是水利和水資源管理。古代曆史上也曾出現一些相關方麵的管理章程，如唐朝時製定的《水部式》，對水利管理過程中的行為進行規範和約束。

現代以來，中國對水資源的管理方麵也逐漸探索出新的管理模式。中央在近年頒布文件，劃出用水總量控製、用水效率控製、水功能區限製納汙“三條紅線”，實施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製度，打開了治水的新思路。不少地區響應中央號召，逐步打破舊有的水資源管理體製，探索區域水務一體化和流域統一管理的新方式。在領導層管理方麵，有些地區實施了項目法人責任製與行政首長責任製相結合的監管體製，並逐漸開拓出公益水利工程建設管理體製創新路子。流域管理與區域管理相結合的水資源管理製度也被應用於一些地區，進而建立起事權清晰、行為規範、運行協調、分工明確的管理機製。新的管理機製的建立在對水資源的管理上更突顯了科學性、係統性和可持續性。

在水資源管理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便是推進適合我國國情水情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並逐漸建立權責明確、規範合理、監督有效的執法體係，進一步推進依法管水進程。針對目前出現的工業過度用水及其對水資源的汙染現狀，國家依法追究了其法律責任，並加強了監管執行力度。在法治完善方麵的一個突出例子是《水汙染防治法》的全麵修改和《刑法》中增加了“懲治環境汙染罪”的條款。一些地區組成了“流域水資源保護領導小組”，對水資源利用過程中的行為進行監督，這對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起到了重要屏障作用，同時也有利於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工作機製的建成。

《中國治水史詩》全景式地記錄了我國治水史上在水資源管理方麵的製度推進，以及水資源管理的法製化進程。其視角穿越曆史，直指當下，高度肯定了幾千年治水史取得的成就，同時，對其存在的問題也予以揭示。客觀公正的寫作原則使這本著作的史學意義尤為凸顯。

結語

上善若水。

老子的這句話依舊縈繞在人們耳畔。“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天無。”老子在幾千年前給了我們這樣的闡釋。借用《中國治水史詩》的書寫者之一張笑天的話說：與人交往，應懷有水那樣博大胸懷，大仁大愛，說話應如水的汛期那樣守時守信，為政當如水般清靜而治，做事則該像水那樣善於發揮作用，行為宛若水一樣善於把握天時，這一切都是自然的，本應像水一樣與物無爭，這才不會出現過失與偏差。幾千年的治水史流傳下眾多英雄與傳說，也沉澱著民眾的汗水與智慧。而水，也以其獨特的氣質滋養著與之共存共榮的人類。

《中國治水史詩》見證了中國治水事業的艱難曆程，見證了數代人民的不屈抗爭。善於開拓、勇於創新的中國人在與水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中，不斷開啟民智，逐步探索出和諧、人性的治水之路。同時，治水是一件任重道遠的事情，還有更長的路要走，有更多的努力需要付出。寄希望於中國未來的誌士們，在前人的成就上，繼往開來，譜寫新時代的治水史詩！

（王光謙清華大學水利係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