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章“貨幣轉化為資本”部分的結尾處寫道：“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麵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於後。一個笑容滿麵，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①離開流通領域進入生產領域，貨幣占有者和勞動力占有者的麵貌便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流通領域，貨幣占有者以等價交換(買者)的身份與麵貌出現，勞動力占有者以等價交換(賣者)的身份與麵貌出現，兩者是平等的市場經濟交換主體。一旦進入生產領域，“原來的貨幣占有者”成了資本家，而“原來的勞動力占有者”則成了“資本家的”工人。資本家昂首前行，工人作為“他的”工人尾隨於後。建立在資本支配權的基礎上，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形成了一種人身支配關係，於是兩者呈現出不同的生命麵貌：一個笑容滿麵，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

《資本論》第四章結尾處所描繪的兩種“劇中人”的“新麵貌”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與工人之間關係的真實寫照。實際上，這種麵貌產生巨大變化的根源並非由於工人的剩餘價值被剝削，因為剩餘價值的掠奪是隱而不顯的，勞動力的買賣在表麵上看來是一種等價交換。這種麵貌變化的根源在於貨幣所具有的購買力和資本所具有的支配力。資本家通過貨幣在市場上能夠購買到工人自由出賣的勞動力商品，並擁有了對勞動力的支配權。基於這種支配力，資本家通過工廠的各種規章製度形成了對工人的規訓力。資本家通過資本所具有的購買力、支配力和規訓力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支配和控製工人的微觀權力體係。這正是生命政治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集中展現。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麵貌的變化正是一種生命麵貌的變化，一種生命政治的後果。因此，《資本論》中不僅包含著商品拜物教批判和剩餘價值批判，它還隱含著第三種批判——生命政治批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成為商品，不僅意味著雇傭勞動這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形成，更加意味著雇傭勞動的生命政治內涵——資本家對工人人身的支配與控製。

勞動力成為商品，不僅僅體現貨幣具有購買力這一簡單的、基本的經濟事實，而且彰顯了資本有權力支配勞動者這一實質性的政治內容。資本支配力的形成意味著資本已經越出了經濟權力的界限而具有政治權力的屬性。“資本不僅像亞·斯密所說的那樣，是對勞動的支配權。按其本質來說，它是對無酬勞動的支配權。一切剩餘價值，不論它後來在利潤、利息、地租等等哪種特殊形態上結晶起來，實質上都是無酬勞動時間的化身。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一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①從生命政治的視角來看，資本不僅像亞當·斯密所說的那樣是對勞動的支配權，也不僅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是對無酬勞動的支配權，資本是對勞動力本身的支配權，在現實社會中具體展現為資本家對工人的支配權。

資本對勞動力的支配，在生命政治的意義上具體展現為資本家對雇傭工人這一存在樣態的生命“基質”(substratum)的剝奪。在《資本論》“工作日”一章中，馬克思強烈地批評資本家縮短了工人的生命時間。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在資本增殖邏輯的支配下，將人類社會的生產欲望膨脹到極致。資本增殖的欲望是無止境的，因而對剩餘勞動、無酬勞動的榨取也表現為一種無限度的貪欲，對勞動力本身的支配也將大大突破道德和法律的限度。對無酬勞動支配的欲望最終表現為對勞動力生命基質剝奪的現實。馬克思批評所謂純產品的生產“隻不過是無情而正確地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不顧工人死活地使資本價值增殖，從而創造剩餘價值，是推動資本主義生產的靈魂”①。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取剩餘價值，資本家完全不顧工人的死活。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資本家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渴望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這是**裸地偷竊工人時間(如吃飯時間、休息時間等)。“資本由於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餘勞動，像狼一般地貪求剩餘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②工人的活體(living body)是勞動力的基質。突破“純粹身體的極限”直接表現為工人壽命的縮短(如未老先衰、過勞死亡),表現為對勞動力生命基質(工人活體)的剝奪。

馬克思結合19世紀早期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初始時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矛盾尖銳對立的現象，作出的基本判斷是車間(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能夠反抗政府(資本主義統治的既定秩序),也隻有車間有勇氣反抗政府。誠然工人階級的反抗運動取得了重大成就，為了減少工人被迫在工廠內從事體力勞動的時間，工人階級為爭取8小時工作製開始進行罷工、示威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8小時工作製被1919年10月國際勞工大會所承認。以後資本主義各國被迫陸續確立了8小時工作製。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資本家對工人的支配和規訓、對工人生命基質的剝奪減輕了。時至今日，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工人階級的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但資本家對工人的規訓並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愈演愈烈。在現時代，現代企業成為勞動組織的主導形式，工作與非工作領域的區分日益模糊，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領域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生產的一部分。美國學者伊麗莎白·安德森發現，現代企業事實上已經成為一種有著等級製體係的獨裁政府。在這裏“沒有法治。命令可能是隨意的，並會隨時更改，毫無先行通知和申訴的機會。上級不對他們所指揮的人負責，他們不能被其下級所任免。除少數特定情況之外，下級既沒有對他們所遭受的待遇的申訴權，也沒有對被給予的命令的協商權”①。現代工業公司的治理實質是一個任意獨斷和不負責任的“私人政府”和“專政”體係。這種統治不僅能夠控製人們在工作時的行為，而且也控製人們在非工作時間的行為。“通常，這些獨裁者(指企業老板)有合法的權力來規範工人的業餘生活——包括他們的政治活動、言論、性伴侶的選擇、娛樂性藥品的使用、飲酒、吸煙以及運動等等。”②絕大部分工人受到私營企業合法化的、專斷的、獨裁的幹涉、監管和支配。勞動合同以及勞工法進一步使資本家對工人事無巨細的監管、支配和管理變得公開化、規範化和合法化。可見，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家對工人的監督和支配狀態一直延續到當下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現代企業製度和管理學的建立，資本家對工人的支配和規訓日趨完善。

資本對工人人身支配權的形成意味著現代社會生命政治的誕生，資本不僅僅憑借購買力呈現為一種經濟權力，更重要的是憑借支配力成為實質性的政治權力。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認資本主義社會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但從生命政治的視角來看，資本主義社會更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依附性”。前資本主義社會體現為人的直接的依附性，而資本主義社會則體現為人的間接的依附性——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依附性。“工人是以出賣勞動力為其收入的唯一來源的，如果他不願餓死，就不能離開整個購買者階級即資本家階級。”①表麵上看來，工人依附於資本家，是因為資本家能夠給工人提供工資。實際上，工人對資本家的依附性是奠基在物的依賴性(資本)的基礎上的，換言之，資本家對工人的支配力(政治權力)奠基於資本的購買力(經濟權力)。《資本論》所揭示的生命政治產生了兩大後果。一是資本家對工人(自然生命)的規訓。資本家監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並以立法的形式將這種支配合法化、規範化。資本家昂首前行，工人隻能尾隨其後。資本家笑容滿麵，雄心勃勃，而工人則戰戰兢兢，畏縮不前。二是資本對工人(自由本性)的規訓。資本具有了主體性和獨立性，而工人則喪失了主體性和獨立性。人的勞動不再是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而是被資本所支配的機械勞動。資本的支配力使“有意識的活勞動”轉變成“有意識的機件”(死勞動),生命存在樣態的這種轉變在現代社會中不僅僅體現為對自然生命的支配和奴役，而且更廣泛地和更普遍地體現為對生命發展的規訓和壓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