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懲戒肉體的意義上，資本家通過紀律對工人的規訓，還是在調節生命的意義上，資本家通過產業後備軍對工人的脅迫，兩者都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生命政治的誕生和勞動力成為商品密切相關。借用保羅·維爾諾的話：“要想理解‘生命政治’這一術語的理性內核，我們應該從另外一個概念開始，一個來自哲學觀點的更複雜的概念：勞動力(labor-power)的概念。”②勞動力就是勞動能力，馬克思明確將其“理解為一個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③。保羅·維爾諾在馬克思對勞動力理解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勞動力作為最多樣化的人類能力(講話、思考、記憶、行動等的潛在能力)的總和同時包含了“生產的潛力”,而潛力就是“天資、能力、活力”。保羅·維爾諾更看重的是勞動力所蘊含的潛能。勞動力作為一種潛在的勞動能力，具有諸多可能性。然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卻設定著勞動力自由發展的界限，過濾掉了人的能力和可能性等質的差異性，同質化為可以加以衡量的量的關係。使得所有的勞動力都轉變為勞動量，勞動力勞動的多樣性和潛能性被抹殺了。“談勞動能力並不就是談勞動，正像談消化能力並不就是談消化一樣。”①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下，勞動能力最終轉換成了同質化的勞動量。這種同質化正是通過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以及勞動力本身成為商品這一前提而實現的。現代社會生命政治的實質就是把具有潛能和創造性的“活勞動”(自由勞動)規訓為喪失生命潛能和活力的“死勞動”(機械勞動)。

我們在此重新賦予了“活勞動”和“死勞動”這一對範疇以全新的含義。“活勞動”指的是人的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體現了工人的潛能和創造性；“死勞動”指的則是被資本控製的工人的機械勞動，喪失了人的生命潛能和活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隻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②在馬克思的這一經典表述中，“死勞動”指的是資本，“活勞動”指的是工人的勞動。馬克思旨在說明，資本本身作為“死勞動”並不能創造價值，所謂的自行增殖不過是資本增殖的幻象，而創造剩餘價值的隻能是作為活勞動的工人。“死勞動”支配著“活勞動”。從生命政治的視角來看，所謂的工人的“活勞動”也是“死勞動”,因為工人的勞動受資本所支配，它體現的不是工人自己的意誌，而是資本的意誌。資本及其所支配的勞動都是死勞動。“死勞動”就是指機器體係中機械性的、作為機器的零件而存在的工人的勞動。雖然馬克思沒有明確用“死勞動”指代機器零件式的工人的機械勞動，但“活的附屬物”“有意識的機件”“有意識的器官”"旁觀者"等表述無疑隱性地表達了工人勞動的“死勞動”內涵。

在機器大工業體係中，工人不是整個生產過程的真正主人，而是作為機械化的一部分被結合到某一機械係統裏去的，工人隸屬於機器。工人表麵上看來是生產過程的參與者，而實際上變成了生產過程的旁觀者，發揮不了任何主動性。馬克思指出：“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①工人作為旁觀者並非溢出資本的統治，而是喪失主動權、支配權、選擇權的存在樣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場手工業中，工人利用工具；在資本主義社會工廠中，工人隸屬或服侍機器。“在前一種場合，勞動資料的運動從工人出發，在後一種場合，則是工人跟隨勞動資料的運動。在工場手工業中，工人是一個活機構的肢體。在工廠中，死機構獨立於工人而存在，工人被當做活的附屬物並入死機構。”②

通過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權力完全宰製了工人的活勞動，工人成為機器體係的“活的附屬物”。這種“活的附屬物”實質上就是機器體係、機器自動化過程中的一個環節。當工人成為機器體係的一部分，也就變成了資本的一部分，作為支配和吸吮活勞動力的死勞動而同工人本身相對立。此時的工人所壯大的隻是資本的力量，一種異己的力量。工人作為“旁觀者”"隻不過是死勞動的一個有意識的器官”①。與資本的無意識的器官——機器相比較而言，也越來越表現為客體，而非積極行動的主體，和無意識的器官——機器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在生產領域，工人以旁觀者的身份出場，表明當前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工廠製機器體係的生產模式把活勞動已經同質化為簡單的、純粹的機器零件或機器運轉的某一環節。作為機器死機構的一部分，工人的勞動成了沒有積極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的“死勞動”。

資本規訓力對活勞動的宰製遠遠超出生產領域的工人界限，延伸至了社會的全部領域，尤其是體現創造性和潛能的智識領域。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一種新的權力治理技術，機器體係巧妙地將智力納入資本權力體係中。“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轉化為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②智力及其相應的技術成果成為資本主義統治的工具，而體力及其相應的勞動成果成為資本主義監督、剝削的對象。無論是智力，還是體力都作為勞動力被納入資本權力體係之中。智力的培養場域被資本完全控製，高等教育與私營企業對接，大學一度成為文憑工廠，為企業培養職業技術畢業生，專業化、職業化的培養模式與資本主義可計量的合理化原則若合符節。

知識成為維護社會權力的工具，構成規訓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廣泛、異質的智力在資本權力體係下被剝奪了自身的真實表達，不斷被控製、扭曲和納入“作為工廠管理體製特征的管理準則和層次結構”①。智力的維度應該作為活勞動的屬性實現在自由創造的勞動中，而不是作為死勞動的屬性體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工廠管理式的層級結構中。與其說智力與資本主義社會合理化社會結構若合符節，毋寧說智力的生產也被納入資本主義的合理性係統籌劃中。

在與“死勞動”相對立的意義上，馬克思揭示了“活勞動”的表現形態。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②。勞動本應該是勞動者自主的、積極的活動。“活勞動”指向有自由意誌的、自為的、自願的、無限定的自由勞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活勞動”被規訓為了“死勞動”。這種死勞動不僅僅表現為機器體係支配下的單一化的、機械的死勞動，而且呈現為資本主義體係下的同一化勞動。所謂同一化勞動指的不是同一種勞動，而是對勞動價值的評判標準趨同——以量化的客觀化的指標衡量一切。所帶來的直接後果是，以定量化的思維框定了人們的發展前景，在量化思維的框架內，個性、能動性、創造性已成為不可能。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一切表演藝術家、演說家、演員、教師、醫生、牧師等“對自己的企業主說來，是生產工人”①。衡量標準不再是有差異的潛力、能力、資質、親和力，而是客觀指標的定量測度——多少作品、幾場演說、多少片酬、幾個課題等。資本權力通過以量化的方式把活勞動的發展維度納入資本體係中，使之臣服、服從工廠管理式的等級結構。

從生命本身來看，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生命的規訓是分成兩個層次展開的。阿甘本在《神聖人：至高權力與**生命》開篇通過詞源學對人的自然性生命和社會**的區分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問題。““zoē’(近漢語‘生命’義)表達了一切活著的存在(諸種動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個簡單事實——‘活著’;‘bios’(近漢語‘生活’義)則指一個個體或一個群體的適當的生存形式或方式。”②資本主義社會生命政治的獨特性本質就在於：生命政治不僅以生物性的生命(種生命)為對象，而且也以生活性的生命(類生命)為對象，從而實現了對人的更全麵，也更隱蔽的控製。前資本主義社會君主的生殺大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懲戒肉體，在某種意義上是一致的，指向的都是人的肉體性生命或自然生命，而資本主義社會獨有的“調節生命”的權力技術指向的則是人的生活性生命或社會生命。在《資本論》中，調節生命的目的不僅僅是保持“產業後備軍”和“現役勞動軍”之間的動態平衡和社會穩定，更重要的是把工人的生命降低和維持在其生物性生命的水平上。按照馬克思的判斷，資本家提供給工人的工資僅僅是其最低的工資。“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勞動力的承擔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過程的那個商品量的價值，也就是維持身體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①工資的額度僅僅隻能維持工人的基本生活，隻能滿足工人的生物性生命的存在和延續。工人沒有多餘的錢來豐富和實現自己的個性自由，即使有條件提高自己的技能也是以資本的需求為導向的，人很難超越資本的統治來發展自己的類生命。在技術和資本的座架下，人類詩意地棲居是很難做到的。當資產階級通過工資來購買工人的勞動力的時候，它就已經剝去了工人的社會性、文化性和政治性生命，而將其貶低為單純的生物性生命。最低工資就其產生的客觀效果而言，變成了一種調節工人階級生命的技術。現代社會生命政治的“懲戒肉體”與“調節生命”的權力技術，不僅是對人的種生命的規訓，更是對人的類生命的宰製，兩者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獲得了完全的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資本論》揭示了現代社會生命政治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