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為我們揭開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神秘麵紗，呈現出其經濟發展背後的邏輯架構：資本增殖的邏輯。資本主義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意義上，發揮著重大的曆史作用。資本邏輯是現代社會或者說是現代性的本質特征。“資本一出現，就標誌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②資本的力量加速了世界曆史和資本全球化進程，人類開始進入“大加速時代”。馬克思把資本的這種正麵效應稱為“資本的文明”,並且高度評價了資本的這種積極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的文明麵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餘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製、農奴製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③相對於以往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具有巨大優越性。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①可見，資本所激發出來的生產力是前所未有的，它使人類社會產生了爆發式的發展。以至於馬克思在談論資本時使用了“法術”“魔法”等詞語。在現時代，隨著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和展開，作為世界曆史直接體現的“資本的文明麵”更是得到了高度的發展。

馬克思充分肯定了“資本的偉大文明作用”,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對資本文明作用的褒揚不遜於任何同時代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之所以能夠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就在於它創造了資本主義這樣一個獨特的社會階段：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會階段都隻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隻有在資本主義文明下，自然界才不過是人的對象、有用物，其目的是使自然界和現實的個人服從於和服務於資本增殖的需要。可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有的一切都是為資本增殖服務的，也是為資本增殖的邏輯所支配的。同時，馬克思更加敏銳地意識到，“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所產生的結果，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隻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隻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隻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麵，所以文明的進步隻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②。因此，資本邏輯推動的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增大了支配工人勞動的資本的權力。這就意味著，“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也就是說，“資本具有無限度地提高生產力趨勢的同時，又在怎樣程度上使主要生產力，即人本身片麵化，受到限製”①。資產階級以資本增殖為目的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麵紗，把一切都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更為關鍵的是，“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②。這種資本文明所產生的嚴重的負麵後果要求人類必須尋求一種嶄新的文明形態，以徹底實現人類的自由解放。

文明的進步是一個過程，它是逐漸發展起來的，並且文明的發展程度和人的發展程度是協調一致的。社會文明的每一次進步，對人本身來說都具有解放和發展的意義。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對社會文明的發展進程與“人的發展三形態”之間的關係做了經典表述：“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隻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麵的關係、多方麵的需要以及全麵的能力的體係。建立在個人全麵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③由此可見，曆史隻有從第二個階段走向第三個階段，即從人的“獨立性”走向“自由個性”,人也才算實現了徹底的、真正的解放。“自由個性”是馬克思從人類本性的意義上所形成的關於未來人類文明形態的標誌性概念。沒有世界曆史的形成，沒有普遍交往的發展，就沒有現代文明的孕育和產生。當曆史轉變為世界曆史之後，作為“自由個性”解放的世界曆史，即共產主義，隻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係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

《資本論》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開啟，並不在於表麵地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而在於實質地變“資本的文明麵”為“高度文明的人”,也即實現從“地域性的個人”向“世界曆史性的個人”的轉變。對此，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革命“並不是為了獲得剩餘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麵得到發展”①,即“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所謂“高度文明的人”就是“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或者說實現了“個性自由”的人。而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隻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麵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②。在此基礎上，“全麵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係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係，也是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製的——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曆史的產物。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麵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相異化的普遍性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係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麵性”①。因此，馬克思強調“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並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係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需要的人”②——作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生產出來。

在馬克思看來，表麵上“各個人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被設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事實上，他們當然更不自由，因為他們更加屈從於物的力量”③。而這一“物的力量”,在馬克思看來就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所導致的個人受“抽象”(資本)統治。一個資本邏輯占統治地位的壓迫性經濟體中的社會關係是阻礙而不是推進了個人自由與理性行動發展的。在資本邏輯的統治之下，個人完全成了增殖資本的工具，且僅僅為增殖資本而活著，毫無自由和個性可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事實上，自由王國隻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④馬克思這裏所謂的“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實際上就是資本所宰製的勞動，而不是自由勞動。在《資本論》及其相關手稿中，馬克思試圖實現一種更高層次的人之自由——“個性得到自由發展”。無論是“個性自由”,還是“高度文明的人”,都要求人的自由全麵發展，這也構成了馬克思開啟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人性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