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是文明形態變革及其重塑的第一個也是最為基礎的“測量器”和“指示器”。既有的生產力的變革，是推動當下文明形態變革的決定性力量，而變革了的新的生產力，同時成為塑造文明新形態的首要因素。就是在這種“測量器”和“指示器”的意義上，馬克思論述了不同的文明形態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麽,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麽勞動資料生產”①。當下文明形態的變革，意味著要超越既有文明形態的“壞的可能性”和造成危機的“界限”,從而實現一種更好的發展。要實現這種真正的超越和變革，在根本上必然要依賴於生產力的變革。

生產力的概念在最廣泛也是最傳統的意義上，指的是人類在生產實踐中形成的改造和影響自然以使其適合社會需要的物質力量。這表明了生產力的對象是自然界，目的是獲取所需要的物質財富，而這一過程所形成的就是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但是，長久以來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從文明形態的開端處到當下資本邏輯宰製的現代文明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始終是處於一種消極的兩極對立狀態。以生產力自身的曆史發展形態為區分標準，文明形態的曆史階段可以劃分為前資本文明形態、資本文明形態和文明新形態。在前資本文明形態中，生產力自身未得到完全的發育，人的力量就此來說是弱小的，此時，人們為了獲得一係列滿足自身發展的需要，就要相互以群體的方式共同對抗自然從而依賴自然，這構成了馬克思所論述的由“人的依賴關係”所形成的文明形式。在這種文明社會中，由於生產力的不成熟，人與自然的關係表現為人對自然的抗爭以及自然對人的束縛。到了資本文明社會中，生產力強大的力量逐漸釋放出來了，自然的秘密“就更加是在方術的擾動下比在其自流狀態下較易暴露”②。在這種狀況下，雖然人們有理由也有能力相信能夠獲得自然的一切財富，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變得更為對立，這表現為人對自然的剝奪與自然對人的懲罰。資本文明形態把控下的生產範式，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就是要“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製”①。隸屬於資本文明形態的生產範式，由於資本增殖的價值理性作祟，資本邏輯逐漸宰製人的命運和自然的命運。一方麵，相對於前資本文明社會，人雖然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但是這種獨立性是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②之上的。因此，這種獨立性不過是碎片式、單向度、畸形化的“獨立性”罷了，並且伴隨物的價值的逐漸增殖，帶來的是人的價值的逐漸貶值，人的主體性幾乎被完全淹沒在資本這個物的主體性之中。另一方麵，資本增殖要求生產力的高效率，必然帶來對自然本身的高汙染。因為隸屬資本文明的生產範式，是單向度的生產範式，具體表現為“大量開采一大量生產一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單向度生產過程。對自然資源的高汙染生產邏輯，會帶來自然資源短缺的結果，因而，在資本文明形態中的生產範式，造成了人與自然雙方及其雙方之間關係的極度惡化。

由以上分析不難發現，由前資本文明形態到現代資本文明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生產範式遵循的是“物質生產範式”。“物質生產範式”的目的就是直接獲取物質財富的單向度生產，它是為了生產而生產的生產範式，這種生產範式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人與自然關係消極地兩極對立。由此可以斷定，人與自然關係的惡化所引發的生態危機，在其根源上應歸咎於隸屬資本文明的生產範式，它是經濟危機的直接變種，並且比經濟危機更為致命。

當然，需要反問的是，資本文明形態下的生產範式並沒有對此熟視無睹，也並沒有發生整體崩潰，而是穩步踏入了消費社會，由此，消費社會的文明形式把馬克思意義上的革命主體整合為消費大眾，這讓資本文明的生產範式危機得到了緩解。我們也看到，當代資本主義生產範式正表現為另一種轉變，較之於物質生產範式，當下實踐中“非物質勞動”的生產範式逐漸占據生產主導地位，在實質上這是資本文明為了擺脫原有的積累危機而尋求的新的存在形態。“這是一種生產非物質產品，譬如知識、信息、交往、關係或者情感反應的勞動。”①然而，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非物質勞動”的生產範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人與自然的緊張關係，但是並不能認為“非物質勞動”改變了資本的積累方式，而是資本積累方式的創新促成了“非物質勞動”的生產範式，在最終意義上，毋寧說“非物質勞動”的生產範式依然隸屬於原有的“物質生產”範式，即原有的資本積累手段。在深層次問題上，資本主義生產範式都遵循著自身的經濟理性：“要麽進行積累，要麽就死亡。”②但是這種經濟理性卻是有其曆史限度的，即自然的限度，而這一限度構成了資本文明生產範式的最終限度——“一個不可逾越的存在論限度”③。

當下，生產變革範式的新趨勢，是智能文明時代的到來所引領的人工智能的出現。智能文明時代的生產範式，其背後起主導作用的毋庸置疑是人本身。人力要素是構成生產範式的最基本的要素，生產範式變革是否可能也首先依賴於人自身。真正的文明社會，其曆史尺度和價值尺度總是統一的，曆史尺度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進步的標準，價值尺度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還存在著大的缺陷。資本文明下的生產範式的確以曆史的尺度宣告了社會的進步，但其自身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人作為價值尺度的主體，作為生產力中最具活力的要素，隻有人本身發展了，勞動對象才會變得更有價值，生產力創造的結果也才會更具有價值。因此，生產範式中人力因素變革的標準在於人是否自覺地意識到並自覺承擔起這一曆史使命，這也是判定人力因素成熟與否的標準。

隻有人力要素充分獲得了人與自然本質統一的理論自覺，才能真正地推動科技要素的變革。智能文明時代的人工智能，創新發展了人力因素，它們構成了人的無機的身體，解放了人類的諸多生理局限，這是人力因素的重要變革和發展。但是，較之於“無機的身體”這種人力因素的極大變革，最為重要的是人自身應當自覺地意識到改變人與自然關係兩極對立的曆史使命，從而走向人與自然的完全和解和統一。否則，缺乏這種理論自覺的人工智能導致的仍然是人與自然的對立與衝突。換言之，科技要素並沒有獨立的自我意識，它自身總是攜帶著人類的自我意識，文明新形態視域中人與自然關係的良性發展，就取決於科技要素的目的導向。這要求文明形態的變革必須重視主導科技力量的人的自我意識的培育，即便人工智能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完全獲得了屬於它自身的自我意識，人與自然完全和解的這種自我意識的新啟蒙也是它所必需的，否則帶來的將是無窮的危險與災難。

此外，立足當今現實生產範式的變革，在概念以及現實的意義上，還必須指出：由於不同國家的生產力水平不盡相同，生產力的主體並非全人類，而是具體的、特定的社會的“社會人”。因此，不能就此斷言生產力的一些趨勢性的變革已經成為全部社會所共同認同的理念。期待文明新形態的到來，以先進的生產範式和自覺的理論標準引領這種新趨勢，從而為文明形態的變革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