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的存在方式來看,文明社會還必須能夠充分體現人的“自由個性”。文明社會,尊重個體的自由選擇,展現個人存在的本真狀態。個人選擇越多的社會,越能激發人們的創造性。當一個社會的規則容許人們合理追求個人利益,鼓勵人們互惠互利時,這個社會的個人就會有最大程度的自由選擇的空間,即使這個社會裏最弱小的存在也可以活得有尊嚴、幸福。毫無疑問,人能夠給自己做主,這當然是人的自由的最高體現。但是,人的發展往往受製於一定的社會關係,人的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淪落為異化勞動。現代人處在資本的全方位宰製之下,從而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和自由個性。馬克思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裏,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①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工人都處在異化狀態之中。從資本家的角度來看,資本家隻是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奔走於世界各地,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係,隻是為了資本增殖的需要。從工人的角度來看,工人的無酬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工人遭受著資本家殘酷的剝削。不僅如此,工人的勞動本應是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但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卻變成了受資本所控製的勞動。由於工人的勞動受資本所支配,它所體現的就不再是工人自己的意誌,而是資本的意誌。資本主義把工人具有潛能和創造性的“活勞動”(自由勞動)規訓為了喪失生命潛能和活力的“死勞動”(機械勞動)。工人的這種機械勞動喪失了人的生命潛能和活力,成為資本增殖的一個環節或工具。可見,妨礙人的能力的發展成為目的本身的,主要是不合理的社會關係。資本主義社會所形成的雇傭勞動關係徹底地窒息了人的自由個性。
馬克思曾經從人的存在方式變遷的視角透視了人類社會形式的變化。馬克思指出:“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隻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麵的關係、多方麵的需要以及全麵的能力的體係。建立在個人全麵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①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稱作“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而把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稱為人的“自由個性”。在馬克思看來,人的“自由個性”的實現,是人類社會理想的文明社會形態的標誌。馬克思也把這種理想的社會形態稱為“自由王國”。“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的“自由王國”,絕非是對物質生產活動的隔絕,而是人的“自由勞動”的實現。在自由王國中,勞動已不再是謀生的手段,而是成了
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社會將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①可見,真正的自由王國從人的存在方式來講就是“自由個性”的實現,是人的自由全麵發展。
自從馬克思的學說廣泛傳播以來,人類曆史背後有永恒不變的人性的觀點就很少有吸引力了。“馬克思比他之前的任何思想家都更多地讓我們認識到社會力量的強大,認識到法律、政府及其他社會形式影響個人的深刻程度。”②抽象的、孤立的個人是不存在的,人作為“現實的個人”總是處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的個人,處在一定生產關係當中的個人。馬克思從來不研究抽象的、一般的人,而是研究“資本家”和“工人”。資本家和工人就是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當中的個人,而這種生產關係是由資產階級所有製所決定的。因此,共產主義的特征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製,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製。正是在此意義上,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對私有財產的揚棄。馬克思說:“私有製隻有在個人得到全麵發展的條件下才能消滅,因為現存的交往形式和生產力是全麵的,所以隻有全麵發展的個人才可能占有它們,即才可能使它們變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動。”③
文明社會是建立在降低暴力程度基礎上的良序社會、正義社會和自由社會的統一。無論如何,這都應該成為人類社會追求的目標,因為任何人都沒有理由加以拒絕。正像斯凱倫所提出來的觀念:人們就正義原則達成一致的依據,“是無人能夠合乎情理地拒絕的原則,而不是指‘人人都可以合乎情理接受’的原則”①。但在這一文明社會概念的背後,卻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們認為,文明社會的根基應當是財產權,隻有建立在財產權的基礎上,現代社會作為良序社會、正義社會和自由社會的統一才成為可能;而馬克思則認為,真正的文明社會應當揚棄私有財產。“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並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裏所改變的隻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②馬克思所追求和展望的共產主義是一種更為高級和理想的文明社會形態。人駕馭自己的社會關係是保證人的能力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在“真正的自由王國”裏,生產關係恢複為人與人之間本真的社會關係,人類勞動達成了以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以審美活動為本質特點的人類活動諸樣態的統一。正是在這樣的自由王國,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的活動本身就體現了目的和手段的統一。換言之,人類勞動成為真正的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共產主義徹底地實現了人的自由個性。
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冷戰的格局已經成為曆史。亨廷頓認為,在這個新世界中,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衝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在後冷戰世界中,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在這個新的世界裏,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①可見,亨廷頓所謂的“文明的衝突”實際上是“文化的衝突”。亨廷頓所謂“文明的衝突”是站不住腳的:文明之間有競爭、有摩擦,但絕不會產生相向而行的衝撞。產生衝突的隻能是野蠻和文明:暴力與和平,封閉和開放,奴役和自由,契約和叢林……值得慶幸的是,在人類曆史長河中,文明秩序的領地一直在擴大,野蠻的領地一直在縮小。我們對未來仍然可以保有期待。我們也一定可以在一種新型所有製的基礎上重建文明社會。共產主義作為超越資本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永遠是我們值得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