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80年代之後，庫恩更多地關注語言在科學認識中的作用，日漸體現出明顯的語言學轉向特征，進而影響了其早期的觀點。應當說，相比其提出範式理論的60年代，庫恩在後期理論中，更多地使用與語言相關的術語、範疇和理論來進行思想的表述，諸如“詞典”（lexicon）、“不可翻譯性”（untranslatability）、“語言共同體”（language communities），從中可以發現一些庫恩思想變化的本質性差異和特征，這主要體現在：

其一，“詞典”取代了“範式”。在此之前，“範式”已經是一個被用濫的術語，而且其具有過多的語義歧義，因此，庫恩的興趣逐漸從對範式的功能意義的研究，轉向了對科學活動中所使用的科學語言的本質問題上，也就是開始朝著維特根斯坦化的思想方向發展。所以，現在科學家所討論的不再是關於範式的問題，而是關於理論的“詞典”。在庫恩看來，詞典具有的內涵在於：（1）詞典所包含的那些種類詞（kind-term）及其指稱的種類，既構成了世界，又將世界分割為彼此關聯的範疇。因此，詞典是認識世界的重要手段，跟世界之間具有特定的互動關係。（2）種類之間的相關關係由詞典的結構所組成，這就是詞典的分類結構（taxonomic structure）或詞匯結構（lexical structure）。分類結構的出現在庫恩後期思想中舉足輕重，因為“擁有一個詞匯係統、一套結構化的詞匯，這就使得接近可用該詞匯來描述的各種世界成為可能。而使用不同的詞匯係統（比如不同文化或曆史階段的詞匯係統），將會接近盡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相近、但決非完全重疊的不同可能世界”[22]。也就是說，分類詞匯決定了可能世界。（3）分類詞匯是理論的詞匯表。每一個科學理論都有它不同的結構化的詞典，通過自然的、社會的、科學的種類概念，構成了在分類學上具有秩序的結構。但詞典要先於理論而得到應用，從而詞典對於科學問題的表述和求解、科學理論的形成和規則來說，是先決性條件。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庫恩指出，“到目前為止，我稱為詞匯分類結構的，或許應更為恰當地稱為概念圖式。這裏的所謂的概念圖式不是信念集，而是使得該信念成為可能的一種特有的思維運作模式。它們要先於信念，為信念集提供基本素材，並且限定何種信念對於該語言共同體來說是可以想象的”[23]。由此可見，作為思維運作的模式的結構化詞典，取代了範式所具有的規範世界和經驗的功能，不同的語言把不同的結構強加於世界之上，它們為經驗的可能性提供了前提。庫恩進而講道：“當從其第二層的、相對的意義上講的先在時，即‘知識對象的概念構成’這一意義上，我的結構化的詞典就類似於康德的先在，它們兩個都是由世界的可能經驗所構成的，但兩者都沒有規定經驗應當如何。而是，它們都由無限大的可能經驗域所構成，可能令人信服地存在於它們得以進入的實際世界中。”[24]這進一步體現出沃爾夫語言思想對庫恩的影響。當然，因為詞典跟科學理論相關聯，所以會隨著理論的變化而改變，體現出深刻的曆史性特征。

其二，“科學共同體”變成了“語言共同體”。由於庫恩後期思想把“詞典”居於核心地位，從而早期思想中通過範式而組織在一起的“科學共同體”，變成了通過“詞典”而結合的“語言共同體”，也就是，科學共同體成為使用詞典的科學家語言共同體。範式不同體現出的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也變成了不同時期詞典中詞匯表的變化。因為詞典和理論的關聯性，所以，當新的種類詞進入特定理論語言中後，它的意義的變化引發了詞典的變化，從而改變了詞典的結構。詞典的結構變化使得理論無法再得到準確表述，由此，理論本身也就發生了變化，成為具有新的詞典的理論。

對於語言共同體來說，詞典非常重要，因為“如果對話者彼此之間使用的是不同的詞匯係統，則一段給定的字符有時會形成不同的陳述。某一個陳述在用這一個詞匯表述時，可能具有真值，但在用另一詞匯表述時則不然”[25]。所以，當詞典取代範式之後，科學革命意味著對科學詞典進行變化的強烈要求，用新詞典取代舊的詞典。因為在新的科學語言語境或詞典狀態下，詞典實質上的變換也就是認識世界的方式的變化。不同的科學家語言共同體具有不同的詞典，隻有在相同的結構化詞典中，科學理論的意義和術語的指稱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也就是說，隻有在掌握了對方的詞典的情況下，不同的科學語言共同體才能實現彼此的理解和交流。由此，根據其成員所共有和使用的不同的詞典，可以把語言共同體彼此之間區分開來。

所以，科學理論之間所具有的差異，比如哥白尼的“行星繞著太陽轉”和托勒密的“行星繞著地球轉”之間的差異，就不僅僅是一種事實上如此的差別，而更是語言體係或結構上的不同。按照庫恩的理解，如果說過去習慣上說“不同的科學陳述表述了不同的科學事實”的話，那麽現在應當改變為“事實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不同語言背景的陳述者對事實進行了不同的描述”。這深刻體現了庫恩前後期思想的巨大變化。

其三，“不可通約性”轉變為“不可翻譯性”。當詞典將科學家分割為不同的語言共同體之後，由於各種語言共同體所持有的詞典中詞匯分類結構不同，所以會造成對話障礙。但是，在此，庫恩放棄了早期表述這一現象時使用的“不可通約性”，而同樣代之以語言學化的處理方式，即用“不可翻譯性”來表述這種交流失敗。在庫恩看來，早期的“不可通約性”的表述像範式概念一樣，寬泛而含糊。因為不可通約性指的就是範式之間缺乏共同的量度，造成不可量度的原因既可以是本體的、認識的，也可以是語義的、概念的，範圍太廣而無法做出精確界定。因此，庫恩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在不可通約性的關鍵問題上，即影響科學共同體交流的科學語言，這樣，科學共同體之間缺乏共同量度，就變成了語言共同體之間缺乏共同科學語言的問題，也就是沒有居於兩者之外的第三種語言存在，從而能夠將兩者進行對等翻譯。這樣就把“不可翻譯性”凸顯出來了。

但是，兩個科學共同體有共同的第三種語言，這一要求仍然比較寬泛。為此，庫恩進一步集中在科學語言的結構化詞典上，即語言共同體所有成員共有的詞匯表的結構，它為成員提供了相同的分類範疇和種類詞。在庫恩看來，這是因為，“語言共同體的成員必須具有相同的詞匯結構，當然，他們可以因對同一語言的詞匯係統的不同接受，而產生各異的理解和應用。否則，必將導致相互的不理解以及最終的交流中斷……此外，如果交流雙方的核心詞匯結構不同，那麽本來僅僅是對事物的不同見解，就變成了相互無法理解。潛在的交流者將麵臨不可通約性，即雙方之間麵臨一種特有的令人沮喪的交流中斷”[26]。所以，擁有共同的詞匯分類結構，是交流的必然前提。在同一語言共同體內部，可以因使用和標準的不同而出現差異，但畢竟可以相互翻譯達到理解。而如果沒有共同詞匯結構的話，那麽他們所認識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各自使用不同語言，就會不可翻譯兩種語言的詞匯分類結構不相同的區域，進而造成交流障礙。

總之，庫恩後期思想體現出明顯的語言學轉向特征，他試圖將早期思想中諸多無法解決的困難和問題，都通過語言學化的途徑來進行重新解決。這一點，為重新認識科學曆史提供了新的線索，這就是，“對於以往之思想的重構，史學家要像人類學家研究他類文明一樣來進行，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就必須找到一些會說他種語言的人，以及他種語言與自己語言中某些範疇之間對應關係。史學家必須把自己的目標定在尋找這樣的範疇和同化相應語言上”[27]。這正是庫恩後期整個思想的實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