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民生安全的負麵報道連篇累牘：北京“霧霾鎖城”；山東招遠麥當勞店裏“全能神”邪教殘殺無辜市民；不法分子圖錢害命，毒膠囊、地溝油、瘦肉精等違法案件屢查屢現；高端名酒酒鬼酒被曝塑化劑超標；河北滄縣小朱莊村的“紅色井水”已有十年之久；短短數日內，相繼發生吉林寶源“6·3”特別重大火災事故、廈門“6·7”公交車縱火案、蘇州“6·11”燃氣泄漏爆炸事件、滬昆高速邵懷段特大交通事故，每一起事故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如井噴般的民生安全事件警醒我們：實現中國夢，最迫切實現的是安全夢；民生安全夢一日不圓，中國夢就一日難安。
8.1.1 安全是人的最基本需求
安全，是民生的基礎，更是實現中國夢的前提。《當代漢語辭海》將“安全”釋義為“沒有危險；不受威脅；不出事故”。[1]顯然，“安全”與“危險”相聯係，“安全”就是“免受危險的傷害”，當危險性低於心理預期時，人們認為自己處於安全狀態。由此，“安全”既是不存在威脅的客觀狀態，也是不存在恐懼感的主觀感受。相應地，安全研究也分化為著眼於客觀事實的“安全性”研究和探討主觀心理感受的“安全感”研究，從管理實踐看“安全”是將社會係統的運行狀態對人們生命、財產、健康、環境等產生的損害控製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以下。
“全國各大城市安全感工資標準”（表8-1）即是“安全性”與“安全感”在“工資收入”這一指標上的直觀體現。在民眾心目中，“工資安全感”是當月所得工資在下次發薪之前能否滿足個人開銷，如果能夠滿足甚至還有富餘則有安全感，反之則缺少安全感。表8-1的工資安全感標準不一定與所有民眾看法相符，但也反映出一個客觀事實，即“安全”是人們的最基本需求。
表8-1 全國各大城市安全感工資標準
資料來源：大城市安全感工資標準熱傳：上海最高達9 250元.揚子晚報，2014-02-28.
行為主義學派托爾曼將“安全”與“饑餓”“休息”等需求並列為決定人類行為的基本變量；[2]赫爾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將“安全”視為“饑渴”等原始內驅力的強化結果，是一種“回避危險”的行為動機。[3]精神主義分析學派霍妮明確主張人在童年時期有安全的需要，對不安全的恐懼會導致焦慮的產生，進而會形成不同人格，如對愛和讚許的需要會形成依從性人格，對權力、威信和個人成就的需要會形成攻擊型人格，而對自足、獨立和完善的需要會形成分離性人格，基於健全人格目標提出了降低“基本焦慮”策略，重視家庭環境、文化和社會因素在適應“安全”需要方麵的重要作用。[4]
弗洛姆認為有機體與環境的不平衡激發了人類產生超越生物需要的社會性需求，包括社會關聯、超越創造、尋根、認同與定向等，它們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安全”特征。[5]
上述心理學研究中與“安全”有關的需求研究啟發了亞伯拉罕·馬斯洛，他在需求層次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愛和歸屬感（Love and belonging）、尊重（Esteem）及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6]中這樣界定“安全”需要的地位，即安全是僅次於呼吸、水、食物、睡眠等生理需求的最基本需求：“我們可以將整個機體描述為一個尋求安全的機製，感受器、效應器、智力以及其他能力則主要是尋求安全的工具”，如愛、歸屬與合作。[7]
“安全是人的最基本需求”的認識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恩格斯曾說：“人們習慣於從自己的思想，而不從自己的需要出發來解釋自己的行為（當然，這種需要也是反映在人腦中的，是意識到的），這樣一來，久而久之便產生了唯心主義的世界觀。”[8]將“安全”作為人的最基本需求有助於矯正“安全感”研究中的唯心主義傾向，也進一步明確了政府治理的價值規範，即在效率與公正之外，還有安全；安全是民生發展與穩定的基礎與支持。
8.1.2 中國進入風險社會狀態
1986年烏爾裏希·貝克（Ulrich Beck）的《風險社會》問世，“風險社會”概念首次提出即受到熱切關注。
在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體係當中，風險是看不見的危險。但他強調，“風險”（risk）這一概念隻有在自然和傳統失去效力並且依賴於人決定的地方才具有討論價值。[9]他說：“風險概念表明人們創造了一種文明，以便使自己的決定將會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後果具備可預見性，從而控製不可控製的事情，通過有意識地采取的預防性行動以及相應的製度化措施戰勝種種（發展帶來的）副作用。”[10]
相應地，“風險社會”是這樣一種社會狀態，由於某些局部的或突發的事件可能導致或引發的社會災難——即不明的和無法預料的後果——成為曆史和社會發展的主宰力量；風險事件發生後難以追究風險責任，到處充斥著“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現象，令人驚懼。這正是風險社會不同於工業社會的突出特征：“階級社會的推動力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我餓！風險社會的驅動力可以用另一句話來概括：我怕！”[11]
在這個“真實的虛擬”社會和“人為的混合世界”中，自然與文化之間的二元性特征消失；社會風險與經濟發展速度與規模成正比，“未來”是具有威脅性的，人們不再相互信任、不再感覺到安全；普遍的“人為的不穩定”導致事情缺乏控製，形成係列連鎖反應，引發世界範圍內各類機構和本土機構的改革與重組。[12]
自然失衡、政治極權、經濟差異、貧富差距、民族情緒不穩、社會價值觀衝突……都是風險社會的誘發因素，“風險社會”正是人們意識到的自然、經濟和社會政治製度等風險增加和風險加劇導致了社會結構混亂與無序，社會結構的變革與變遷也為社會風險上升創造了基礎。[13]但因“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現象的廣泛存在，使廢水廢氣排放、固體廢棄物拋棄等環境汙染事件、重大傳染性疾病暴發等突發事件的防範和治理難度極大。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結構急速變遷，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漸突出。貧富差距擴大、財富分配製度不公正、社會分層極化、官員腐敗、恐怖襲擊等社會係統失衡問題，與自然災害、病毒傳播、環境汙染、生態惡化等自然係統失衡問題、持續出現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如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工業酒精勾兌事件、有毒膠囊事件交錯縱橫，構成了轉型期中國的風險社會狀態，其直觀表現是居民“不安全感”表現在越來越多方麵，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養老不安全、社會不安全、生態不安全、文化不安全和人身不安全等。
人們無法沿用過去積累的經驗來預測是否會暴發突發事件，[14]政府也沒有做好應對風險的準備。即使《突發事件應對法》已經頒布實施了7年，政府與民眾風險意識依然薄弱，必要的突發事件應急培訓與演練也遠沒有提上日程，對謠言和小道消息的控製與管理方法與策略成效不足，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臨時性較為突出……
8.1.3 民生安全現實令人擔憂
近年來食品藥品安全事件、工業汙染事件、大型交通事故、塵肺病、矽肺病等職業病、安全生產事故頻繁發生的事實提醒著人們：中國民生安全現實令人擔憂。
“民以食為天”，食品安全關係著民眾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是社會穩定有序的基石，更是最樸實的中國夢。然而，從2003年“蘇丹紅”事件、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2010年青島“毒韭菜”事件和“地溝油”加工食品事件，到2011年“染色饅頭”事件和雙匯“瘦肉精”事件、遼寧“毒豆芽”事件、台灣酒鬼酒“塑化劑”事件，再到2012年有毒膠囊事件和明膠人造魚翅事件、2013年深海魚油事件……盡管我國不斷強化對食品安全領域的監管力度：2007年頒布《國務院加強食品等產品安全監督管理的特別規定》（國務院令第503號），2009年實施《食品安全法》，但是食品安全問題卻屢禁不止，“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現象考驗著政府的治理能力。
專欄8-1 深海魚油竟由下腳料勾兌
2013年7月5日，江蘇沛縣食品藥品監管局和公安局專案組端掉一個劣質魚油製假窩點，共查封劣質魚油生產的骨節康、男性素、海豹油等30多個品牌的假冒保健食品，查封山東、河南等地非法生產、銷售偽劣保健食品企業6家，查封生產線8條，涉案金額達2000餘萬元。據調查，沛縣這家作坊從2011年8月起購進價值164餘萬元的深海魚油下腳料（地溝油的一種），使用漂白粉和過濾器等方式進行提煉，製成250餘噸深海魚油軟膠囊（約2.5億粒）。這些偽劣魚油被出售給“綠園生物有限公司”，該公司通過網絡銷售等方式，將大包裝無標識深海魚油銷往全國20多個省市。這些魚油再出現在市場上時，已被貼上“美國製造”“澳洲製造”的標誌。
根據國家要求，魚油的有效含量不應低於38%，而偽劣魚油裏麵的有效含量幾乎為0，其質量隻達生物飼料標準。據沛縣食品藥品監管局保健品監督科科長馬某介紹，真正的魚油成本是1元/顆，而劣質魚油成本為2分3厘錢/顆。
資料來源：美國高級深海魚油竟是“地溝油”.揚子晚報，2014-01-17.
環境安全同樣堪憂，自然環境因固體廢棄物拋棄、廢氣廢水排放或泄漏而持續惡化（詳見“生態中國夢”），[15]社會環境也因為層出不窮的治安事件顯得危機四伏，對未成年人尤其如此。2013年8月，山西汾西6歲男童被伯母挖掉了雙眼；2013年11月重慶1歲半男童被一小姑娘帶到25層樓摔下；2014年湖北老河口6歲男童被嬸嬸割掉雙耳、砍傷下巴。留守兒童被性侵、多起學校教師猥褻小學生、扶摔倒老人引來禍端……當一個社會不能為個體提供令人信任的生活環境時，人們隻會心懷疑慮地看待他人甚至不要接近摔倒的老太太。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年2月下旬發布《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2—2013》披露：一項覆蓋北京、上海、武漢、廣州4個大城市1700餘人的社會心態調查顯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下降，超過7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的不信任感加深。
城市化與人口流動速度加快一方麵促進了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與汽車保有量的增長，但也潛藏著難以預測的出行安全風險，尤其是與酒後駕車、超速行駛、惡意逃逸等有關的惡**通事故增多。雖然加大處罰力度如“醉駕入刑”後，總體車禍數量有所下降，但每年車禍死亡人數在6萬人以上。
專欄8-2 公交車縱火事件
2014年2月27日12時37分，貴州省貴陽市白雲區金陽大道南段野鴨小學門口，237路公交車突然燃燒，事故現場濃煙滾滾，造成6名乘客遇難，35名乘客受傷，最小遇難者僅4個月。經過縝密偵查，貴陽警方抓獲2·27公交車縱火案嫌疑人蘇某某，蘇某某供認係因家庭矛盾對社會實施報複。
2013年6月7日18時20分，廈門湖裏區金山街道一輛BRT公交車在行駛過程中突然起火並伴有爆炸聲，共造成47人死亡，34人因傷住院。經檢驗後排除安全生產事故，經細致偵查和技術比對，嫌疑人陳水總因低保被取消，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觀厭世，泄憤縱火。
2012年7月28日下午5時許，一男子在北京市9路公交車上點火被撲滅。該男子當晚9時30分被捕，未造成人員傷亡。2009年6月5日上午8時02分，四川成都9路公交車在川陝立交橋橋下橋處發生燃燒，27人遇難，74人受傷。當年7月2日該案告破，係故意放火案，犯罪嫌疑人張雲良已當場死亡。2005年8月8日下午2時30分許，福州市第五路公交車行駛至東大路東街口車站時發生爆炸，1人當場死亡，另有31人受傷，後查實是嫌疑人悲觀厭世縱火。
資料來源：盤點近年公交車燃燒爆炸案.
職業（場所）安全是確保勞動力身體健康、正常工作的基本條件，但中國勞動力長期暴露於化學性、物理性、生物性、社會性等威脅當中，被職業病風險所包圍。2007～2011年期間全國工傷認定情況統計顯示：當期受理工傷認定數、認定工傷件數、因公死亡人員當期受理數、因公死亡人員認定數四項指標多呈逐年上升態勢（表8-2）。
表8-2 全國工傷認定情況統計表（單位：人）
數據來源：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8～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