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下半葉以來，全球經濟經曆了廣泛持續的增長，但是高質量的增長並不普遍。即便是美歐發達國家之間，也呈現出不同的增長質量。比較美國與歐洲的發展過程可知，美國經濟增長比歐洲更平穩、更可持續、更高質量，美國勞動力市場能夠從經濟危機中快速複蘇，而歐洲則經曆了更為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經濟發展質量差異，與勞動力市場平衡性發展特征密切相關。歐洲與美國相比，具有更嚴格的就業保護製度、更慷慨的失業保險、更高的勞動稅負。盡管歐洲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更低，但是嚴苛的勞動力市場製度和過度幹預市場，人口規模增長更低，使得歐洲經濟增長質量相對弱於美國。這對我國邁向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參考。
一、美國與歐洲的經濟增長
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衝擊，打破了戰後美國和歐洲持續近30年的經濟繁榮。美歐各國出台了多樣化政策來應對衝擊，勞動力市場就業和保障製度相應發生了較大變化。此後，美國和歐洲的增長開始出現分化，最終產生了不同的長期經濟增長績效。比較看來，歐洲嚴格的就業保護、較高的勞動稅負，導致勞動力市場發展失去平衡。
（一）經濟增長的一般特征
在比較分析美國與歐洲的經濟增長路徑之前，有必要簡單地總結提煉經濟增長的特征事實。已經有大量研究者們對經濟的發展特征進行了總結，其中最廣為人所知的就是卡爾多事實（Kaldor facts）和庫茲涅茨事實（Kuznets facts）。
卡爾多事實與均衡增長路徑：卡爾多（Kaldor，1961）[13]提出了經濟增長中的六大特征化事實，概括為卡爾多事實，包括：總產出和勞動生產率分別以一個大致恒定的速率增長；工人人均資本量持續上升；資本的實際回報率或實際利率大致保持不變；資本產出比大致保持不變；收入中利潤的份額與產出中投資貢獻的份額高度相關，國民收入中的勞動和資本收入份額大致保持相對不變；世界上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間，增長率存在2%～5%的差異。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發展，成功地解釋了卡爾多事實，經濟增長的這些特征也進入了教科書。
庫茲涅茨事實與經濟結構轉型：卡爾多事實集中於經濟增長的總量特征，伴隨著總量增長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庫茲涅茨事實則涉及經濟內部的生產結構逐漸從農業轉向非農業，從工業轉向服務業，尤其是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和非農部門間的分布，以及經濟結構轉型，生產單位規模發生變化，生產單位從自然人式企業（personal enterprise）轉向非自然人式企業組織（impersonal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firms），相應地勞動者的職業地位發生變化，消費結構發生變化。農業部門的產出份額和就業份額逐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產出和就業份額的上升，與消費者在不同產品和服務間支出份額的變化等特征，被概括為庫茲涅茨事實（Kongsamut，Rebelo and Xie，2001）[14]。
可以看到，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既體現為人均產出的穩定持續增長特征，又有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事實，從第二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向第三產業逐漸轉型。
（二）美國與歐洲經濟：相似的增長經曆
1.人均產出持續增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與歐洲經濟，其增長路徑具有較大的相似性，主要體現為穩定持續的人均收入增長。圖1-1報告了美國與歐洲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均GDP發展趨勢。
圖1-1 1960—2014年美國與歐洲人均GDP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發展數據庫（世界發展指標）。
圖1-1的趨勢表明，美國和歐洲聯盟的經濟發展總體保持了穩定向上的趨勢，歐洲的經濟波動性更強。其中，歐洲貨幣聯盟（1999年歐洲貨幣聯盟啟動）的發展水平稍高於歐洲聯盟（1993年歐盟正式誕生），但是低於美國。盡管總體趨勢向上，但是歐洲與美國的發展還是出現了顯著的分岔，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歐洲的發展節奏基本與美國保持一致；第二階段，1980—1986年，歐洲的發展陷入停滯不前的困境，而美國經濟在調整之後繼續向前；第三階段，1987—1994年前後，歐洲經濟重回增長的軌道，此後歐洲經濟再度進入調整期，直到2000年；第四階段，2001年後，歐洲經濟出現加速增長的跡象，與美國的差距開始縮小，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斷了歐洲經濟向美國收斂的態勢，歐洲與美國的人均GDP差距被進一步拉大。
2.經濟結構持續轉型
經濟結構轉型的一般規律是，在工業化的前中期，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漸上升，第一產業增加值占比逐漸下降；隨著工業進程不斷推進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服務業增加值占比逐漸上升，而工業增加值占比有所下降並趨於穩定。圖1-2報告了美國與歐盟的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圖1-2 1970—2010年美國與歐盟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發展數據庫（世界發展指標）。
圖1-2顯示，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就超過了60%，穩步增長到80年代的70%左右。相比之下，歐盟範圍內服務業增加值占比的發展趨勢與美國保持一致，但是服務業占比要顯著地低於美國，二者之間的結構差異一直維持到2010年。
二、美國與歐洲的勞動力市場
（一）美國與歐洲勞動力市場：不同的失業表現
勞動力市場平衡性主要包括勞動力市場容納的勞動參與規模、就業與失業狀況、收入分配以及勞動力市場流動性。比較美歐經濟增長績效和增長質量的差異，需要在一個經濟周期的視角下，考察經濟蕭條後經濟體如何從危機中複蘇。一個增長質量更高的經濟體，能夠更好地承受各種因素的衝擊，能夠較好地從經濟危機中複蘇。20世紀70年代爆發的石油危機對美歐發達國家形成了較大的衝擊，導致高通脹高失業並存的滯脹。各國的經濟製度有差異，由此導致80年代美國與歐洲增長績效開始分化。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歐洲福利國家的失業率一直較低，然而危機之後的福利國家勞動力市場遭遇大麵積失業危機，長期無法恢複。
從人均收入水平看，20世紀80年代之後美國逐漸擴大了與歐洲國家的差距。直到1986年以後，歐洲主要國家采取了顯著的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政策，極為嚴苛的勞動力市場製度逐漸放鬆，從而刺激了歐洲的經濟增長，人均收入水平重回穩定的增長軌道。
從勞動力市場失業表現看，美國勞動力市場迅速從危機中恢複，歐洲卻難以恢複到危機之前的就業水平。表1-1的數據顯示，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歐洲國家的失業率水平非常低，多數歐洲國家失業率低於美國。經過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的石油危機衝擊和通脹，美歐國家勞動力市場普遍經曆了高失業的發展階段。數據還顯示，1980—1985年，美國的平均失業率高達8%，同期的比利時、荷蘭、西班牙、英國等國的平均失業率超過了10%。1986—1992年，美歐經濟開始逐漸從危機中走出，美國失業率降到了6.13%的水平，然而歐洲的失業問題依然嚴重，尤其是長期失業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得到緩解。
表1-1 北美與歐洲失業率比較（%）
圖1-3進一步報告了21世紀以來美國與歐盟（28國）的失業率對比。盡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重創美歐國家的經濟，美國失業率上升到接近10%的高位，與歐洲失業率持平，但2010年之後，美國經濟複蘇進程加快，勞動力市場失業率連年下降，而歐盟28國的平均失業率在2013年前後達到高峰，歐洲勞動力市場的滯後效應非常顯著。
圖1-3 2005—2017年美國與歐洲的失業率
數據來源：OECD.stat.
從收入分配看，美國收入分配基尼係數一直高於歐洲，表明美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高於歐洲。數據顯示，1986年美國的基尼係數指數已經達到了37.5，2004年達到了40.5；而歐洲的德國、希臘、意大利等國的基尼係數指數顯著低於美國，而丹麥、挪威、瑞典等福利國家的基尼係數更低（見表1-2）。
表1-2 美國與歐洲國家收入分配基尼係數比較
續表
（二）增長質量差異的根源
為什麽美國和歐洲經濟增長質量差異越來越明顯？美國與歐洲具有相似的政治經濟製度，但是勞動力市場治理卻差異較大。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走向了福利國家建設的道路，勞資關係的天平逐漸向勞方傾斜，勞動力市場平衡性也逐漸被扭曲。而美國在改革發展進程中，對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幹預較少，有效地保護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從而促進了高質量增長。
首先，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就業保護相對歐洲更低，失業保險政策更加謹慎。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歐洲的失業率低於美國，美國的人崗分離頻率高於歐洲，表明美國的勞動力市場更具靈活性。經曆經濟衝擊後，歐洲失業率不斷上升並超過了美國失業率，歐洲失業者的平均失業期限高於美國，表明歐洲失業者就業發生率更低，失業者搜尋工作的激勵不足，這與歐洲福利國家模式慷慨的失業保險金政策密不可分。有研究通過構建一般均衡的搜尋模型[15]，將解雇成本和政府失業保險金引入均衡的摩擦和結構性失業率的決定機製，發現歐洲嚴格的就業保護導致企業雇主麵臨較高的解雇成本，而慷慨的失業保險金延長了失業期限，造成了失業者技能更大的損失，進一步限製了失業者未來再就業的能力。
其次，美國勞動者麵臨的稅收負擔輕於歐洲，稅收再分配活動對勞動供給的負效應弱於歐洲。美國的收入分配差距高於歐洲水平，這很大程度上歸於收入稅的再分配力度差異。在美國，勞動者需要繳納個人收入稅和工薪稅。盡管工薪稅由雇主和雇員共同負擔，且雇主的負擔比例稍高於雇員，但是最終結果是勞動者的薪資下降。從OECD各國勞動者稅負比較來看，美國勞動者的平均稅負要低於OECD平均水平[16]，平均意義上稅收負擔相當於勞動者工作收入的近三分之一。北歐四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時等國家，工薪者麵臨的平均稅率更高。在許多歐洲國家，政府推行許多政策項目，這些項目的成本最終由勞動者負擔。盡管歐洲各國收入分配差距更小，但勞動者過重的稅收負擔對勞動供給的負效應也非常顯著。在20世紀70年代乃至更早以前，歐洲勞動者的平均勞動時間要長於美國。90年代以後，美國勞動者比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勞動者的平均工作時間長50%，研究表明勞動收入的有效邊際稅率是解釋勞動時間差異的重要機製[17]，美國在1986年的個人收入稅收改革對延長勞動工作時間非常重要。
另外，美國的福利製度建設相比歐洲更具有靈活性，政府對經濟的不當幹預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