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是個變動的時代，這一期間世界發生的事件和變化對人們的思想和觀念造成極大的震動和衝擊。傑弗裏·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認為這一時期世界形勢變化表現在四個方麵：①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的相互影響程度大大提高；②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在世界各地形成了新型的社會和知識模式；③歐洲的重要地位已經下降，美國和蘇聯勢力上升，亞洲和非洲正在崛起；④自由主義體係解體，社會主義製度正在興起，並顯示了日趨擴大的強勁勢頭。[1]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社會製度的變革，新知識的出現，世界形勢的變動，都將不同程度地影響人們的觀念、價值和行為方式，而對於新形勢、新發展、新變化，曆史學家不得不做出解釋。

尤其兩次世界大戰，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對人道主義的無情踐踏，任何一個有社會良知和責任感的人都不會對此保持沉默，曆史學家更不能。以賽亞·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寫道：“當有人對我說：去判斷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侖、成吉思汗或希特勒——在這份名單上，他還應當公正地添上克倫威爾的名字——當有人對我們說：我們曆史學家使用的範疇是中性的，我們的任務僅僅是敘述。對此，我們做出的回答隻能是：讚同這些說法便意味著背叛我們的基本道德觀念，而且錯誤地表達了我們對過去的認識。”[2]社會的巨大動**要求曆史學家對曆史進行評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理論解釋作為史學研究科學價值準則的趨勢在西方曆史學家中逐漸占上風，這說明了社會背景和時代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認識問題的方向、方式和方法。

但是，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影響絕不可能像氣溫影響溫度計那樣直接、明顯，而是一種潛在的、趨向上的影響。曆史解釋問題的提出，除了社會原因的促進外，更深刻的原因是曆史學和曆史哲學自身內在邏輯發展的結果。

首先，曆史客觀主義破產。曆史學家E.H.卡爾說：“19世紀是個尊重事實的偉大時代。”[3]在整個19世紀，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的史學理論是實證主義思想影響下的蘭克學派。蘭克的名言是“如實直書”。他認為，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於弄清事物的真相，還曆史本來麵目。史學本質在於確立事實，這些事實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是曆史上實際發生的事實。做到客觀反映事實的途徑是：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對之詳加考訂，嚴格檢驗，然後加以純客觀地敘述，事實本身說明一切，不需要任何解釋。荷蘭曆史學家J.赫伊津哈斷言：“任何史學都是敘述的。它的本質在於，它不論證，不提出法則，而隻講述。”[4]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曆史學家便埋頭搜集資料，窮究細枝末節。在實踐過程中，曆史學家逐漸對這種瑣碎的工作產生不滿和懷疑，認為它並未帶來曆史知識的增長，隻不過像小狗追逐自己的尾巴，在原地轉圈。20世紀以後，人們越來越懷疑獲得蘭克所追求的純客觀事實的可能性，而傾向於唯心主義對脫離主觀的純客觀的批判。

客觀主義者反對關於“不同理解”的看法，他們認為這樣便從根本上不可能去客觀地理解——不受當今時代價值和標準的影響——過去的時代和文化成就了。客觀主義者要和上一輩人理解自身一樣地理解他們的時代，然而，任何一種曆史分析都不會滿足於停止在過去人的自我理解上。我們了解曆史，不應為了曆史本身，而是為了現在和將來。這一時期曆史相對主義盛行，顯然是對曆史客觀主義從另一個極端上的反動。狄爾泰（Wilhelm Dilthey）認為蘭克主張的曆史學家在理解曆史時要“排除自我”是一種虛妄，任何理解都必然受到自己心理的影響，對事實的理解取決於主體心靈的個性結構。卡爾·貝克說：“如果任其自然，事實是不會說話的；同時如果任其自然，事實是不存在的，確實是不存在的，因為就其實際目的而言，除非有人加以確認，便不會有什麽事實。”[5]曆史相對主義雖然誇大了曆史知識的相對性和主觀性，卻使人們認識到，不滲入主觀性的純客觀事實是不能獲得的，任何曆史事實都無法超越曆史學家的解釋和說明。

其次，分析的曆史哲學的興起。1938年通常被人們認為是標誌著當代西方曆史哲學的一個轉折點。這一年，雷蒙·阿隆的《曆史哲學導論》和曼德爾鮑姆（Maurice H.Maudelbaum）的《曆史知識的問題》相繼問世，這標誌著與傳統的“思辨的曆史哲學”相對立的“分析的曆史哲學”的興起。[6]思辨的曆史哲學探討的主要問題是曆史本體論，力圖發現曆史的本質和規律，而分析的曆史哲學則主要研究曆史認識的性質，即曆史認識論方麵的問題。分析的曆史哲學的出發點是如果不搞清曆史認識的性質而談論曆史的本質則是一種狂妄和無知的做法。分析的曆史哲學的興起是思辨的曆史哲學破產的邏輯結果。[7]

要加深對曆史現象的認識，曆史學家就不應滿足於描述情節，而應對曆史進行解釋，解釋是曆史思維的重要內容。分析的曆史哲學對曆史思維的探討，終將把曆史解釋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狄爾泰首先提出曆史知識與科學知識在題材上不同，因此，曆史方法必定不同於科學方法。後來，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提出，曆史解釋就是重演曆史主體采取行動時的思維活動，曆史思維和曆史解釋有自己的一套規則和方法。柯林伍德提出的曆史學方法自律理論遭到了實證主義者的斷然拒絕。亨普爾以“科學統一論”為立場，把科學解釋模式“覆蓋規律模型”推及曆史領域，認為曆史解釋也必須服從科學解釋模式，從而引發了西方哲學界和史學理論界關於曆史解釋的曠日持久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