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敘述主義的某種複興，再加上後現代主義的衝擊，以對曆史命題和曆史認識問題進行科學分析為特征的分析的曆史哲學，不再像幾十年前那樣風光了，“科學性”的話語權力逐漸消失，科學分析本身也變成了眾多話語中的一種，不再享有壓倒其他話語的優勢地位。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資深教授丹托（Arthur C.Danto）認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分析的曆史哲學漸漸衰落了。[34]我基本同意這個估計，因為相對於20世紀40～50年代關於曆史覆蓋規律解釋的熱烈討論，目前的確有某種“後分析哲學”的味道。但是，我所指的“分析的曆史哲學”的範圍要比丹托所指的更廣，因此對分析的曆史哲學的衰落的理解也更深入。
丹托對分析的曆史哲學的所指範圍的理解，與學術界大部分人的理解相比，似乎是不同的。一般說來，人們多認為，所謂分析的曆史哲學就是不再討論思辨的曆史問題，而是探索史學家編史實踐和思想所具有的邏輯結構和認識論前提。例如，英國學者加德納在為他編的論文集《曆史哲學》所寫的序言中指出：“與他們思辨的前輩不同，大多數現時代的曆史哲學研究者，把第二位的探究形式當成目標，不是試圖闡明和估價人類的過去本身，而寧願尋求闡明和估價史學家有特點地描述或理解那種過去的方式。”[35]在這種意義上，波普爾（Karl R.Popper）、伯林（lsaiah Berlin）、沃爾什（W.H.Walsh）、德雷（William Dray）、曼德爾鮑姆（Maurice Mandelbaum）、加德納及丹托本人，都屬於分析的曆史哲學家的範疇。然而，按照丹托的說法，分析的曆史哲學是從1942年美國哲學家亨普爾在《哲學雜誌》（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第39卷）發表其著名論文《普遍規律在曆史學中的作用》開始的。[36]這就是說，隻有以自然科學為榜樣，用覆蓋律模式解釋曆史的哲學家，才屬於分析的曆史哲學家。實際上，亨普爾模式隻是分析的曆史哲學的一種模式，並非分析的曆史哲學的全部。因此，丹托所論證的，隻是實證主義的覆蓋律模式或一種分析的曆史哲學衰落了，並不能證明全部分析的曆史哲學衰落了。亨普爾認為，曆史解釋在形式上等同於自然科學解釋，基於這個原則對曆史認識進行分析的哲學理論當然屬於分析的曆史哲學。但是，還有比這種理論類型曆史更長久些的分析的曆史哲學，即起源於柯林伍德和狄爾泰（盡管這二人都不屬於當代意義上的分析哲學家）的分析模式，這種模式認為曆史認識與曆史理解在形式和性質上都有不同於自然科學的地方。
把自然科學視為包括曆史學在內的人類科學的理想典範，是18世紀以來許多思想家的觀點；這就是說，如果人類科學能夠有資格被稱為科學的話，它們在方法和表達形式上應當向自然科學看齊。愛爾維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和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是這種觀點的始作俑者，許多分析的曆史哲學家是這種觀點的現代傳人，如波普爾、曼德爾鮑姆、納格爾（Ernest Nagel）等人。無論如何，亨普爾模式是分析的曆史哲學的一種重要形式，其他形式不是與之對立，就是作為變種的補充而已。在20世紀40～50年代，西方曆史哲學家們圍繞著亨普爾的中心主題——覆蓋律和曆史解釋——開展了熱烈討論，分析的曆史哲學也達到了其鼎盛期。但是，隨著20世紀60年代以來學術界潮流的改變，分析的曆史哲學中實證主義的模式開始衰退，科學的曆史因果解釋不再是曆史學的典範。在這裏，我們準備分析一下這種分析的曆史哲學式微的原因。
（一）理論與史學實踐的脫節
亨普爾理論的基本原則是，所有的科學解釋都具有共同的形式。然而，一個科學解釋必須是這樣的解釋，即所解釋的東西可以邏輯地從此解釋演繹出來；對這個原理的任何削弱都會使其喪失科學性。但在爭論過程中，即使擁護亨普爾模式的人，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原模式的嚴密性。可是，亨普爾本人似乎認為，討論的結果並沒有導致他有必要對自己的曆史理論進行大的修改。因此，當他於1964年出版自己的論文集《科學解釋麵麵觀》時，甚至沒有為自己的論文進行辯護，似乎他的曆史解釋理論已經是無懈可擊的了。
實際上，按照亨普爾的觀點，由於所解釋的對象的區別，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科學解釋。一種是對事物普遍性的解釋，一般規律不承認任何例外；另一種是對單個事件（如一次山崩，一次政治謀殺，一次戰爭）的解釋。前一種屬於理論科學的解釋，後者則屬於曆史科學。第二種解釋由兩個因素構成：一是其他先於所引發事件的陳述；二是由經驗證據所建立起來的普遍規律。這時，納格爾也以特殊的闡述進行了這種區分。納格爾指出：“像物理學這樣的理論科學，既建立一般的陳述，也建立單一的陳述，在這樣做的過程中，物理學家將運用以前建立起來的兩種類型的陳述。而在另一方麵，曆史學家目的是就有關所發生的事情和特殊行為的內在聯係的有根據的單一陳述做出斷定；盡管這個工作隻有通過假定和運用普遍規律才能獲得，但曆史學家並不把建立這種規律視為他們任務的一部分。因此，曆史學和理論科學之間的區別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醫學診斷和生理學，或地質學和物理學之間的差別。例如，地質學家尋求查明地質形成的分層序列，這樣做時，他可以把各種物理學規律運用到他所遇到的物質上；建立機械或放射性衰變規律並不是地質學的任務，作為地質學家，他可以運用這些規律。”[37]在形式上，曆史解釋和地質學解釋之間沒有任何差別，因此，人類曆史是自然科學的一個分支。
然而，在分析的曆史哲學較嚴格的模式和曆史寫作的實踐之間，存在著一條難以彌合的鴻溝。因為按照嚴格分析的觀點，除非曆史解釋能滿足亨普爾理論的要求，否則它們就無法得到檢驗，從而被認為是純粹主觀的東西。眾所周知，曆史寫作的實踐與亨普爾的模式相去甚遠，這是曆史學家對曆史哲學家敬而遠之的原因之一。為了減輕二者之間的張力或矛盾，哲學家們做了許多工作。丹托的《分析的曆史哲學》（1965）一書試圖證明，在亨普爾構建的解釋和敘述之間有某種均等性。他的本來目的是以此來維護所謂的“覆蓋律模式”，抵抗極力想取代它的敘述性模式；但是，丹托的工作已經弱化了亨普爾模式的嚴密性。雷克斯·馬丁（Rex Martin）1977年出版他的《曆史解釋》，對亨普爾的模式進行了公正而又明智的論述。他試圖“把人性科學和曆史主義，更具體地說，‘覆蓋律’和理解（verstehen）的見解，放在中間立場上統一起來”，其目的“是要發現每一方有什麽價值，通過它們的積極因素，形成處於它們之間的中值見解”。馬丁認為，“曆史哲學，為了獲得關於現在的建設性哲學，最好應通過調解其自身過去的不和諧而展開”[38]。丹托和馬丁均在分析哲學的傳統內，調解或減弱曆史實踐和覆蓋律模式之間的張力，但結果卻引出了分析模式的式微。
或許亨普爾模式能夠在兩個基礎上得到辯護：一是亨普爾的解釋隻是邏輯地適用於它們所解釋的內容；二是它們隻是借助於可製造的證據才能得到證實。然而，純形式的邏輯分析對曆史學家沒有多少用處，同時社會曆史現象基本不能像實驗室裏那樣重複證據。因而全部分析的曆史哲學，就像證實性原則（Verifiability Principle）一樣，在曆史哲學和曆史理論領域之內，沒有強勁的生命力；也就是說，分析的曆史哲學似乎是要取消曆史學的獨特性。這樣一種推進死亡的理論模式，顯然不能滿足曆史學理論上的需要。曆史是人類自己最重要的經驗表達，但在分析哲學的氣氛下很難為思考曆史留下空間。鑒於此，美國學者多納甘（Alan Donagan）認為，應當“考慮曆史學家實際認為的那些解釋。那些接受亨普爾理論的人，盡管沒忘記曆史解釋，但他們很少注意曆史學家為自己提出的主張”[39]。如果社會科學中的規律隻斷定傾向性，那麽它們的作用就不具有確定性；由此，衝突中的集團或政黨都能聲稱預見到某種傾向，而不影響他們事後解釋的“真誠”。部分為了避免這種困難，加德納（Patrick Gardiner）曾提出進一步的改進方法，以挽救亨普爾模式。加德納指出：“曆史學家，就像將軍和政治家，傾向於估價而不是推斷。……實際上，（例如）在稱呼以曆史學家的‘判斷’提供的解釋時，存在著關鍵點。”不過，這些估價或判斷並不是“在缺少任何‘更好的’估價或判斷的情況下得出的，或被接受的：我們毋寧應當堅持，它們的形成表達著曆史探索的目標，而不是通往這個目標旅程中的階段”[40]。然而，在多納甘看來，加德納在雙重意義上無法使自己的觀點成立：“如果他否認曆史解釋的梗概隻表明通往更好的解釋的道路，那麽他必須放棄亨普爾的證實方法，這種方法是要發現它所指向的方向上更好的結論。如果他知道任何其他證實方法，加德納則沒有允諾這點；他唯一提到的是，實踐成功的證實，這個方法或許能運用於判斷將軍或政治家的估價中，但明顯不能運用到曆史學家的估價上。因此，盡管他不承認，如果曆史解釋隻是評估或判斷，那麽它們就是‘錯誤意義上的主觀的東西’。”[41]
顯而易見，亨普爾理論的信奉者事實上已經陷入了二難困境：要麽曆史解釋提出的是虛假的假定，要麽它們隻是難以用更好的解釋取而代之的梗概，或隻是墮落成主觀評價的東西。為了應付這個難題，納格爾提出，“盡管時常有懷疑曆史中特殊因果歸屬有效性的合理基礎，但是，似乎沒有理由把這種懷疑轉化為全盤的懷疑論”[42]。可是，一方麵，為曆史學實踐留出的活動餘地，必然與規律普遍性和科學推理的嚴密性相衝突；另一方麵，這種靈活策略既不能與真正的曆史學家的觀點相契合，也不能描述曆史學的基本特征。如果按照納格爾的說法，曆史解釋不應建立在規律本身的基礎上，而應建立在大多數為真實的近似的一般化上，那麽人們就會爭辯說，它們將因令人煩惱的例外而成為不能駁倒的東西。因此，多納甘指出，“一種反對意見似乎是決定性的：一種建立在近似的一般化之上的解釋，並不適用於它所解釋的東西，所以這必定缺乏一種先驗條件，這條件或許不允許有它所解釋的東西的替代物”[43]。由此可見，納格爾的一般化解釋與具體的曆史解釋是相去甚遠的。
當然，曆史學家有時也以亨普爾模式說明曆史行為的條件，因而他們也運用普遍的假設來引導他們的探索。但是，普遍的假設“其功能是指導史學家尋找某種東西，而並不保證他們發現它。……並不是曆史學家不運用一般化，甚至不是他們在任何解釋中也不用它們，而是他們不用它們解釋曆史行為”[44]。曆史是人們對曆史行為和經驗的說明，這種說明主要在於曆史行為出現的獨特原因。因此，曆史解釋與自然科學解釋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解釋，不應用“科學的人道主義”（Scientific Humanism）的概念把曆史歸類於自然科學的分支。鑒於此，多納甘滿足於這樣一些情況：“①曆史行為的解釋，就我們現存的知識狀態而言，是不依賴於普遍規律的；②許多這樣的解釋是可證實的和已經得到證實的；③它們在普遍規律下的小前提，盡管可能是先驗的，但目前純粹是想象的產物；④社會科學還沒有建立起任何真正的規律，它們所完成的大多數規律無非是曆史方法的成果。雖然這些事實並不排斥‘科學的人道主義’，但它們卻鼓勵我們不固執於它。”[45]顯而易見，分析的曆史哲學的主要問題是與曆史研究特別是曆史寫作相脫節，這既不能從曆史實踐中獲得動力和滋養，也會導致人們的冷漠和反感。正像羅蒂（Richard Rorty）所說的，“‘邏輯分析’概念自身轉向慢性自殺”[46]。
（二）新敘述主義的衝擊
20世紀的哲學最具特色的特點，是哲學家們為語言現象所吸引。羅素（Bertrand Russell）開創並在邏輯實證主義那兒得到發展的理想語言的分析，逐漸讓位於後期維特根斯坦（Luclwig Wittgenstein）、賴爾（Gilbert Ryle）和奧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等人社會維度中的語言。因此，曆史哲學自20世紀50～60年代起也轉向對曆史文本的研究。
在轉變的潮流中，丹托曾就微觀敘述寫過東西，他把曆史哲學的碎裂視為哲學史的碎裂。丹托的目的是強調，“曆史解釋的問題本身就屬於曆史，因此它有其自身的曆史，這個問題的解決能夠而且應當接受其自身的檢驗：如果一個曆史解釋的理論不能解釋其自身的曆史，它也就不能在別處獲得哲學上的讚同”[47]。就此，丹托提問：盡管有許多人直截了當地反對亨普爾，為什麽他未曾改變他關於解釋的觀點？或許在亨普爾看來，反對派們的理解（Verstehen）是屬於形而上學的範疇，與他的模式有完全不同的作用。“Verstehen”的觀念時常與“內在理解”（internal understanding）的觀念相關聯，它要求體驗和共鳴的行為，跳躍自我的屏障，進入他人的世界。由此可見，曆史規定著適用於我們的世界，或者說，理解大概屬於所謂人文科學的方法。然而，根據亨普爾的觀點，在任何情況下，世界絕對不隻是分層次的一套信念，這種信念是支配著人們的視野的觀點；世界不能依人們視野改變而改變。顯然，在亨普爾看來，就他提出的問題而言，反對派的觀點既不相關，也缺乏說服力。
亨普爾非曆史地講述他認為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真理的東西。丹托卻詢問，那種非曆史觀點的曆史是怎樣的，他努力將其與特定的曆史時刻聯係起來思考。顯而易見，丹托堅持認為，我們應曆史地解釋這樣的見解，即曆史解釋本身隻是邏輯分析問題，曆史與之無任何關聯。比如，在神經科學方麵，所有新的理論必須通過科學而獲得，但是科學本身是一種人類活動；科學是人們所相信、所觀察、所檢驗、所演示、所表達的東西，就像那些民族心理學的範疇一樣。如果我們曆史情境化地思考我們自己，民族心理學就必然出現。如果有實證主義者特征化了的科學世界，那麽這個世界並不包括科學本身。“因此，科學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不完善的或不充分的。”[48]或更準確地說，以完全外延性語言構成的科學，必須通過內在的精神活動才能形成，因而它本身表現為觀察、猜測、檢驗，等等。
丹托認為，如果規律確實由因果解釋所承擔，那麽就必然有四種不同的規律。它們分別是：①心理—精神規律；②心理—物理規律；③物理—精神規律；④物理—物理規律，即物理學的規律。然而，這四種類型的規律應當是：①相信某位姑娘愛我，因為我讀過她寫的信，在信中她說她愛我，而且我相信這信是真的；②相信我看到一條蛇，這導致我不由自主地戰栗；③聽到門開了，這引起我擔心有人破門而入；④低血糖導致我的昏迷。在心理—精神和心理—物理情形中，至少我們可以要求規律隻對照個體世界的背景，也就是說，對照被解釋個體的信念體，它是由觀點組織起來的。在物理—物理規律中，我們不需要這些背景考慮，或者我們隻需要此世界構成方式的背景：不是W（x）或W（y），而是W，這或許是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Tractatus）所指的世界。當然，此世界包含在擁有他或她自己的世界的個體X和個體Y的其他事物之中。[49]
對丹托來說，在任何情況下，由於觀點對個體的世界來說是本質性的，但在自然科學中並沒有地位，因而曆史解釋將不同於自然科學中的解釋。這並不是由於後者可用覆蓋律，而前者不能用，而在於它們各自運用不同的規律。“……由於觀點是曆史地引導的，也就是說，由於曆史存在的世界通過曆史的定位加以把握，因此，新的曆史哲學實際上仿佛是通過曆史的關於我們自己的新理解。”[50]在《分析的曆史哲學》中，丹托提出，正確理解曆史敘述的功能，有助於重新闡明與曆史中客觀性和預測的地位有關的種種困境。顯然，盡管丹托不反對曆史學運用規律解釋，但他的觀點已經構成覆蓋律模式的科學解釋和敘述形式的曆史認識之間的分離。這就是說，敘述性成為曆史認識的重要特征，不能把曆史的這種特征還原到普遍規律的層次。
敘述性曆史是傳統曆史學的基本特征，它出現了某些複興的跡象。1979年普林斯頓大學曆史學教授勞倫斯·斯通在《過去與現在》雜誌第85卷上發表《敘述的複興：關於新的傳統曆史學的反思》一文，對敘述在曆史學中的地位和敘述主義的複興現象進行了考察。以往，曆史學家總是在講故事，因此曆史學曾經被認為是修辭學的分支。但是，大約從1930年開始直到斯通寫他的論文時的50年間，因為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的影響，曆史學的這種講故事功能名聲掃地。美國的新史學和法國的年鑒學派的工作，都造成了講故事功能的衰退，它越來越被視為“隻敘述事件的曆史”[51]，缺乏科學性和學術品味。敘述被當成把資料組織成編年序列的工具，並把次要的情節集中到一個單一而連貫的故事上，但這種敘述必然忘記探索曆史的真正過程和原因。與新史學或年鑒學派不同，斯通不把敘述當成單純的文物報告，而是認為“敘述是富有想象力和創造性的原則指導的，它擁有主題和論證。沒有任何曆史學家……完全避免分析”“放棄推測，人們就不能講故事”[52]。斯通認為，科學的量化認識取得了很大成果，史學家不能再簡單地滿足於“或多或少”和“成長與衰退”這樣的模糊字樣了，這樣的判斷必須以量上的分析為根據。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敘述史經曆著某種複興的過程。
闡述敘述主義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但是我們可以指出：在敘述性的研究中，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是比較激進的一位，他的《元曆史學》為敘述的認知地位開辟了新的視角，實際上海登·懷特已經把曆史寫作在本質上看作是敘述性的。海登·懷特確認了曆史修辭的四種比喻法：隱喻（基於相似的原則）、借喻（基於鄰近的原則）、提喻（基於事物的部分服從整體的原則）和反諷（基於對立性）。在他看來，進入神話是曆史學運用語言的必然代價。這樣一來，“曆史意識就將公開重建它與偉大的詩意、科學和哲學關注的聯係”[53]。
由於敘述主義的複興，近幾十年來曆史哲學的理論傾向，變得越來越遠離了“科學”。曆史的分析不僅與科學的分析在性質上大相異趣，而且也越來越與所謂的“社會科學”相抵牾。原來依賴邏輯和社會學模式的曆史解釋，漸漸地把文學的手段擴充進自己的內部。曆史哲學家不再對曆史陳述的真值感興趣，而是更關注於詞語所產生的意義；他們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曆史客體方麵，而是熱衷於作為事件整體的敘述。曆史學與其說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不如說與文學傳統有著密切的聯係。
（三）科學哲學的曆史學轉向
出人意料的是，當一部分曆史哲學家論證科學方法不適應曆史學的時候，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的研究卻出現所謂“曆史學的轉向”。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庫恩（Thomas Samual Kuhn）提出了一個如此強有力的曆史主義的科學發展觀，按照這種觀點，與其像亨普爾那樣把科學方法運用於曆史，倒不如把曆史看作所有科學的發源地。這立刻引起學術界時尚的變化：人們傾向於曆史地而不是邏輯地看待科學，科學成了演化著的係統而不是無時間性計算；科學理論與其說與自然規律相關，不如說與觀察者相關。庫恩開辟了思想史的新階段，具體說是科學史的新階段。在過去，亨普爾等人是要證明在曆史學和科學之間有著重要的連續性；現在，即後庫恩時代，更加重要的是，要認清科學的曆史性質，客觀知識的信念被徹底動搖了。
由於庫恩的影響，自20世紀60年代起，科學史的研究開始把許多作為偉大偶像的科學家置入社會的曆史背景之中。譬如，從曆史的角度看，牛頓不僅是科學進步的英雄，而且他的宗教觀也曾慫恿他沉湎於煉金術之中；更重要的是，人們發現，如果牛頓生活中沒有宗教成分，他就不會發現萬有引力定律。在牛頓的世界觀中，太空是上帝的感官係統，在其中上帝與他創造的萬事萬物相接觸。另外，達爾文進化論的出現，似乎也與當時英國資產階級厭惡窮人和蔑視落後民族的意識形態有密切的血緣關係。顯然，科學研究都取決於當時社會的背景因素和曆史條件，因此必須從曆史的角度加以理解。當然，對大多數研究者來說，在理解科學的曆史性和意識形態因素的同時，也應考慮到理性思考與社會環境的相互滲透。科學的發展曆程與西方帝國主義和男性至上有某種時空上的聯係，但也正是這種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對舊的意識形態提出了懷疑。然而，無論如何，科學再也不能自認為是超曆史的真理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分析的曆史哲學要求史學家把科學當成研究工作的典範，必須意識到科學的曆史不應局限於講故事，而應發現事情的因果關係。但正是科學告訴人們，知識及作為知識主體的人本身也是各種不同因果關係過程的產物，因此科學和科學家並不能超越曆史的約束，更不能淩駕於曆史之上，科學和科學家都是曆史的產物。
在後庫恩時代，歐美學術界興起了嚴重的反科學主義思潮。“科學主義”意味著所有的科學都有統一的程序方法，正是這種方法使它們成為統一的。但是，庫恩和哈金（Ian Hacking）都反對或解構科學形態及方法的統一性。在其《可能性的顯現》中，哈金就對休謨那兒來的“歸納問題”進行了曆史學和考古學的考察。在他看來，了解怎麽推理就是弄懂客觀討論的範圍是如何可能的。人們可以在不相信任何命題內容的情況下了解這些命題的推理類型。因此，推理類型規定著客觀討論的領域，但在這些領域之間卻不存在任何共同的基礎，這些領域可能是不可公度的。哈金以推理類型的多樣性挑戰科學的統一性，他主張的是不可公度的客觀探索的領域的增生。[54]在談到科學哲學的新變化時，拉吉赫曼（John Rajchman）指出：“庫恩科學不統一的主題和哈金推理類型增生的主題，提出了哲學和科學史之間關係的另外一個概念。科學哲學放棄了確定科學合理性的一般理論的企圖；科學史放棄了以單一的宏大敘述尋找科學起源的企圖。二者都源於這樣的假定，即不同的科學和不同類型的推理擁有不同種類的外在曆史。”[55]
科學分析的哲學越來越趨向多元論，分析程序的邏輯統一性逐漸讓位於情境化的多樣的合理嚐試。保爾·愛德華（Paul Edward）主編的《哲學百科全書》（1967）已經成為科學的哲學曆史，哲學的科學化被科學的哲學化所取代。福柯關於科學的考古策略進一步敲碎了科學永恒真理的迷夢，科學的邏輯不過是一部分人試圖借此獲得高人一等優勢地位的權力話語。在許多人的眼裏，人並不能發現和客觀自然界相符的真理，而是為了需要發明真理，真理是人們的陳述，因此真理永遠在流變，正像空氣和水在不停地流變一樣。在福柯看來，聲稱掌握真理，無非是一種偽裝，目的是獲得足夠支配他人的權力。這樣一來，作為思想的世界就變成了作為意誌的世界，科學本身似乎越來越成為十足人類的努力而已。亨普爾雖然仍舊生活在這個時期，但他屬於正在消失的哲學文化。
（四）後現代曆史觀的影響
後現代主義者總是把“事實”或“客觀實在”置入括號之中，認為任何曆史敘述都無法超出表達事實的話語之外。這並不奇怪，因為甚至有人把自然科學也降低為一種話語，並不比其他類型的話語享有更多的特權。曆史話語和科學話語，都是西方支配其他種族，男人支配婦女，知識分子支配群眾的形式和手段。這些話語並非必然遭受意識形態的滲透，它們就是意識形態本身的某種表現方式，都是用來以真理或知識的名義控製群眾的工具。
當代後現代主義的宗師大都是法國思想家，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德裏達（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巴爾特（Roland Barthes）和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等，但他們的譜係卻多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爾那兒。例如，福柯圍繞著瘋狂、監禁、性欲和醫療寫出一係列準曆史著作，目的就是要說明現代人的自我主體是各種體製的紀律和話語製造出來的，真理隻是權力意誌的話語。德裏達則認為，自柏拉圖以降，西方思想家都囿入了邏各斯中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二分法陷阱之中不能自拔，無法跳出善與惡、真與假、存在與虛無、言談與寫作的對峙模式，以至人們在進行無休止的符號遊戲時卻聲稱在尋求真實的東西。他們的後現代主義哲學實踐，影響到曆史哲學的發展進程，其中許多人本身就闡述自己後現代的曆史哲學觀。不久，後現代主義又影響了美國學術界，以羅蒂（Richard Rorty）為代表的學者加入了這個陣營。不過，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英國才有少數激進分子開始欣賞後現代主義浪潮所噴湧出的浪花。後現代主義者都懷疑西方的啟蒙傳統，他們接受了尼采關於知識是掩飾權力意誌的一種發明的教導。他們的口號是打碎統一性，割斷連續性，攪亂固定性，嘲笑客觀性，解構一切真理幻想的基礎。曆史不是按直線形式展開，它要經曆無常的斷裂、多樣性、差異性，在混亂的進程中人們並不能發現其中的真理和意義，因為曆史本身並不蘊含真理與意義。曆史記錄本來就是人們按自己的意願選擇經驗，按照這種資料形成的曆史敘述就離客觀真實性更遠了。真實性永遠被語言掩蓋或扭曲了。文化就像一個文本，我們沒有直達文本之外客觀世界的道路，文本自身也是不透明的。
史學理論家出身的後現代主義者，以海登·懷特和安克施密特最有影響。在《話語的轉義：文化批判論文集》（1978）中，海登·懷特認為，“我們的話語總是傾向於從我們的資料滑向我們用以試圖把握它們的意識結構；或者，與此相等的事是，資料總是抵抗我們試圖改變它們的意象的連貫性。不僅如此，就這些論題而言，對不同的觀點所作的規定，它們如何被講述，以及我們能有的種種知識來說，總是存在合法的基礎”[56]。海登·懷特本人的這本論文集，主要就是討論所有話語（無論是現實主義的還是浪漫主義的）的轉義因素，即人文科學中話語的轉義功能。“tropics”這個詞來自古希臘文的“tropikos”“tropos”，原義是指在道路和方式上的“轉向”，它以“tropus”的樣式進入印歐語係，在拉丁語中意指“隱喻”或“言語形象”，特別運用於音樂理論的“基調”或“節拍”。從懷特的論述看，盡管他極力否認自己是“極端的懷疑論者”或“悲觀主義者”，但他似乎強調社會科學分析話語與日常文學話語及意識形態話語之間在轉義功能上的相同本質。他的結論是：“我從未否認曆史、文化和社會知識的可能性；我隻是否認，科學知識（就像在物理學研究中實際達到的那種）是可能的。然而，我試圖證明，即使我們不能獲得關於人類本性的嚴格的科學知識，我們卻可獲得關於這種本性的另外一種知識，即那種文學和藝術一般在極易識別的例子中提供給我們的知識。”[57]
安克施密特（F.R.Ankersmit）在《曆史與比喻法：隱喻的興起和衰落》（1994）一書中，主要研究了曆史哲學中語言轉向所帶來的變化。他指出，“文本邏輯上區別於（單個的）命題，所以，曆史著作（和曆史學家的文本）絕不能完全還原成曆史探索的結果（和關於曆史事態的單一命題）”[58]。既然曆史著作不能再現曆史真相，那麽建立科學分析的曆史理論就變得不那麽令人信服了。因此，後現代曆史哲學滋長了不利於科學分析方法的理論氛圍。實際上，海登·懷特和安克施密特等人不僅摧毀了宏大敘事的元敘述，也摧毀了專業曆史學的元敘述。
元敘述（metanarrative）是支配曆史寫作的綱要，是曆史解釋的最後根據。國家統一和民族史詩的神話，西方現代化和曆史進步，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元敘述。後現代主義在抨擊元敘述的同時，也抨擊元敘述形式本身，指責元敘述形式帶有或本身就是意識形態。實際上，正是對科學解釋的羨慕，曆史敘述式微了，尤其是法國年鑒學派幾乎致曆史敘述以死地，但曆史學仍舊保持有敘述性質。每部曆史著作都有開端、過程和結尾的情節結構。科學曆史理論貶低敘述形式，是因為這種理論認為敘述是曆史寫作的幼稚形式，並因此使曆史與小說難分軒輊。後現代主義批評元敘述，是揭露敘述的真實本性。分析的曆史哲學批評敘述，目的是為了讓曆史超出敘述的層次；後現代主義批評敘述，目的是說明曆史本身就是意識形態表現形式的元敘述而已，元敘述是狡猾的宣傳手段。然而，後現代主義本身也是一種元敘述，是認識到曆史的意識形態性質而又無能為力的一種破壞性元敘述。後現代元敘述將知識的主體和客體解構，從而否定了虛構和真實之間的差別。可是，破壞而不重新建設，解構而不重構，都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雷迪（William Reddy）指出，宣布一切元敘述的徹底終結，實際上是“一種特別霸道的曆史敘述”。[59]按照後現代主義者的理解，既然曆史不過是包藏著元敘述的意識形態，那麽，如果後現代主義真的終結了元敘述，它也就終結了曆史。因此，後現代曆史學就是不成立的。實際上，元敘述仍舊是曆史學的重要認同或整合力量，即使元敘述在本性上是可疑的，但人們仍可以不斷尋找更好的敘述形式。元敘述本身就具有曆史性，新的經驗總需要新的理由和根據。後現代曆史觀並沒有取得最終的勝利，但它卻以破壞性的方式與科學分析爭奪曆史學的話語權力。
綜上所述，分析的曆史哲學的影響力確實相對下降了。但是，分析的曆史哲學的衰退，並不說明這種理論模式毫無建樹。分析的曆史哲學提升了曆史的科學性質，之後曆史著作再也不能隻以講故事的形式出現了。後現代哲學盡管恢複了曆史寫作講故事的功能，但這是在把科學話語本身也說成是某種故事話語的情況下實現的。科學分析成了話語，但這種話語本身對曆史研究來說成了必不可少的。盡管因果規律分析不能窮盡人們對曆史的追求，但這種分析仍舊是曆史認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分析的曆史哲學被冷落了，但我們不能冷落科學的分析方法本身。
[1] 參見傑弗裏·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
[2] 傑弗裏·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
[3] E.H.卡爾：《曆史是什麽》，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
[4] 陸象淦：《現代曆史科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頁。
[5] 卡爾·貝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曆史學家》，田汝康，等：《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 參見沃爾什：《曆史哲學——導論》，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譯序一。
[7] 參見韓震：《西方曆史哲學導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導言。
[8] C.G.亨普爾：《普遍規律在曆史中的作用》，《哲學譯叢》1987年第4期。
[9] E.H.卡爾：《曆史是什麽》，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頁。
[10] E.H.卡爾：《曆史是什麽》，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9頁。
[11] E.H.卡爾：《曆史是什麽》，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7頁。
[12] 克羅齊：《曆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83頁。
[13] 克羅齊：《曆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54頁。
[14] Patrick Gardner，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80.
[15] 克羅齊：《曆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57頁。
[16] 柯林伍德：《曆史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頁。
[17] 參見卡爾：《曆史是什麽》，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8頁。
[18] Patrick Gardner，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38.
[19] L.明克：《當代西方曆史哲學述評》，《國外社會科學》1984年第12期。
[20] 柯林伍德：《曆史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頁。
[21] Patrick Gardner，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38.
[22] Patrick Gardner，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38.
[23] 柯林伍德：《曆史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243頁。
[24] 柯林伍德：《曆史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頁。
[25] Rex 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91.
[26] Rex 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246.
[27] A.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201.
[28] A.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237.
[29] Renier，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p.246.
[30] Renier，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p.128.
[31] Renier，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p.136.
[32] Louis O.Mink，Historical Understanding（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64.
[33] 參見韓震：《西方曆史哲學導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0頁。
[34] 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p.70-85.
[35] P.Gardiner ed.，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Oxford，1974），p.3.
[36] 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70.
[37] E.Nagel，‘The Logic of Historical Analysis’，in Feigl and Brodbeck eds.，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1953），p.689.
[38] R.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Ithaca/London，1977），pp.252-253.
[39] J.E.Malpas ed.，The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17.
[40] P.Gardiner，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London，1952），pp.95-96.
[41] J.E.Malpas ed.，The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19.
[42] E.Nagel，‘The Logic of Historical Analysis’，in Feigl and Brodbeck eds.，Reading in the Phi 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1953），p.700.
[43] J.E.Malpas ed.，The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21.
[44] J.E.Malpas ed.，The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33.
[45] J.E.Malpas ed.，The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p.33-34.
[46] R.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Minneapolis，1982），p.227.
[47] 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73.
[48] 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83.
[49] 參見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p.83-84.
[50] 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85.
[51] L.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the second version（London/New York，1987），p.7.
[52] L.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the second version（London/New York，1987），pp.74-75.
[53] H.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London，1973），p.434.
[54] I.Hacking，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Cambridge，1976）.
[55] J.Rajchman，‘Philosophy in America’，in John Rajchman and Cornel West eds.，Post-Analytic Philosophy（New York，1985），pp.xxi-xxii.
[56] H.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London，1978），p.1.
[57] H.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London，1978），p.23.
[58] F.R.Ankersmit，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Berkeley/L.A.，1994），p.4.
[59] W.Reddy，‘Postmodern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Implications for an Historical Ethnography’，Cultural Anthropology，7（1992），p.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