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實踐為中介來考察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並以此作為重建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出發點。他們普遍強調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辯證關係，試圖恢複與強化實踐與主體性的地位和作用，並以此來揭示出社會曆史的發展規律。辯證法在盧卡奇那裏與曆史是同一的，辯證法是一個屬於曆史的、社會的概念，而且隻有掌握了辯證法，才能更好地理解曆史。盧卡奇認為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如果擯棄或者抹殺辯證法，曆史就變得無法了解”。因而就“不可能把曆史了解為一個統一的過程”[15]。盧卡奇強調辯證法的曆史性特征，從而將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與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對立起來，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隻是一種適合於對社會進行曆史地研究的方法，是與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相對立的”[16]。

針對第二國際理論家們對唯物史觀理解上所存在的自然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傾向，盧卡奇認為應該從主體方麵來理解曆史，恢複作為主體的曆史的功能，這個主體就是人類創造世界的活動，具體而言，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改造活動。在盧卡奇這裏，曆史成為主客體的統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就是對這一曆史的科學表述。盧卡奇認為，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以標榜“科學”、崇尚“事實”為名，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將曆史發展的規律簡單化地降低為自然規律，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歪曲，“是從邏輯必然性的立場解釋社會決定論的思想”[17]。他斷言“不是經濟動機在曆史解釋中的首要地位，而是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決定性的區別”[18]。所謂總體的觀點，強調的是社會曆史進程中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辯證關係，是對社會生活中的全部過程和現象之間相互聯係、相互作用的係統關注，即借助黑格爾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辯證法方麵的聯係，高揚辯證法的曆史實踐本質。對馬克思主義的機械論的理解，抹殺了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盧卡奇的《曆史與階級意識》代表了當時想要通過更新和發展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方法論來恢複馬克思理論的革命本質的也許是最激進的嚐試。他力圖通過恢複曆史辯證法來重建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性原則，弘揚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在盧卡奇看來，把曆史唯物主義降低為自然規律決定論、把曆史唯物主義方法論曲解為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做法以及建立在這一哲學基礎之上的庸俗的經濟決定論毒化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隻有強調曆史辯證法，強調曆史過程中的主客體的相互作用，才能真正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實質。

盧卡奇還特別強調總體性的辯證分析方法，他認為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和修正主義的理論依賴於自然科學的方法，不能科學地說明社會曆史，就在於他們不能掌握和運用總體性的辯證法，“馬克思的辯證法，旨在把社會作為總體來認識”[19]，總體性是馬克思辯證法的精髓。總體性包括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是一個具有曆史性質的社會概念，其目的就在於研究中納入了曆史進程的社會存在即現實而不是事實，而“隻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實作為曆史發展的環節並把它們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20]。總體性是辯證法的核心，離開曆史的總體性，辯證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和基礎，由此也可以見得辯證法是關於社會曆史矛盾運動的理論。盧卡奇所強調的辯證法是革命的、實踐的辯證法，他指出：“唯物主義辯證法是一種革命的辯證法。”[21]“而對辯證法說來，中心問題乃是改變現實。”[22]可見在盧卡奇這裏，辯證法的本質是改變現實的人類實踐活動，這一觀點深刻揭示了曆史發展的真正基礎，充滿了革命的批判精神。從總體性的辯證法出發，盧卡奇強調辯證法是實踐活動中主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曆史的而非自然的辯證法，曆史唯物主義的本質正是主客體在曆史中的辯證統一。

從總體而言，法蘭克福學派關於辯證法的思想並沒有超出盧卡奇關於辯證法的上述論述，但是他們從各個方麵更為深入地探討了辯證法與主體性的問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從實踐出發來理解人和自然的關係，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對主客體關係的理解。他們認為主客體關係的形成也是通過社會實踐產生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說，人的活動不僅無意識地決定著感覺的主體方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著客體。在霍克海默與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Adorno）的理解中，理性、思維、普遍意識和主觀性也等同於主體，與此不同，馬爾庫塞與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認為主體是活動著的人，主體是具有理性的自由的人，但理性本身並不就是主體。哈貝馬斯也反對把意識或一般的精神看作主體，他認為主體不是抽象的、超曆史的，而是“認識的主體”“社會的主體”。顯然，這樣來理解主體，克服了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所理解的主體的唯心主義特性。他們對客體的認識是一致的，都同意客體是“人化的自然”，強調區分進入人類實踐活動中的自然與純粹自然的不同。關於主客體之間的關係，法蘭克福學派注重二者之間的不可分離性，強調二者在人的實踐活動中的相互依賴，尤其強調客體對主體的依賴性，認為“主體是比客體更基本的東西，離開意識就無從知道客體”[23]，“消除主體的要素後，客體就會像主體生命的片刻衝動和飛逝瞬間那樣分崩離析”[24]。

法蘭克福學派明確地把辯證法規定為隻是主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否認客觀辯證法和自然辯證法的存在，認為辯證法隻是社會的、曆史的辯證法。馬爾庫塞指出：“辯證法的整體也包括自然，但僅涉及進入社會再生產的曆史過程的自然和成為社會再生產的曆史過程的條件的自然。”“辯證法因此由於其性質而成為一個曆史的方法。”[25]他們批評恩格斯把辯證法運用到自然現象中，違背了馬克思的思想，是給辯證法“貼上唯物主義的標簽，從而完全忽視了它的思辨的含義”[26]，認為所謂自然辯證法是不可能的。所以，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推崇盧卡奇將辯證法限製在曆史與社會現實中的做法，將其視為盧卡奇的一大功績，並認為這種限定對唯物主義者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一重要意義就在於在辯證法中恢複主體與主體性的地位與作用，表明辯證法的存在依賴於主體的存在，主體消亡了，辯證法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說，辯證法並不是永恒存在的東西，它是以人為根據的。

法蘭克福學派的辯證法理論在以阿多諾為代表的“否定的辯證法”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論述。如果說，將辯證法限製在人類曆史領域構成了法蘭克福學派辯證法的一般特征，那麽，否定的辯證法，則是被當作主體的辯證法的具體模式提出來的。強調辯證法的否定性特征，早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就已存在，馬克思也對此予以肯定，將否定的辯證法當作事物發展的“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否定是一種內在的推動力量，沒有否定，也就沒有事物的運動和發展，突出辯證法的否定性特征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在阿多諾那裏，將事物矛盾雙方的非同一性絕對化，導致了否定概念認識事物的可能性。但是，哲學是不可能脫離概念的，所以，隻能通過概念來爭取超越概念，采取“矛盾地思考矛盾”的思考模式。事實上，這樣一種思考方式最終並不能得到對事物的確定性的認識，隻能陷入絕對的否定之中，將否定與肯定絕對地對立起來，否定了二者相互轉化的可能性。這樣一種認識貫徹到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中，就從激烈的、絕對的否定與批判轉向了無力改變現實的虛無與悲觀。這也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的致命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