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曆史哲學方麵，後現代主義曆史理論的醞釀與發展是與結構主義方法論的運用密切相關的。結構主義方法試圖把社會分析的微觀層麵和宏觀層麵結合在一起，使雙方相互平衡，它論述人類個體、動機和行為怎樣與文化、結構和社會變革相互作用。為了這樣做，本質上應有作為社會主體的人；但是，結構存在於個體行為之前並是後者的條件。行為的一般性，對結構的產生、再生產和逐漸變化來說，也是必須的；這必然導致新結構的產生。因此，新英格蘭大學的經濟史高級講師克裏斯托弗·勞埃德（Christopher Lloyd）指出，“曆史和變遷的維度對結構主義方法來說是本質的”[1]。由此可見，結構主義自身就包含著解構的方麵，絕對主義有走向相對主義的內在必然性。

然而，在後結構主義盛行之前，曆史學家很少對結構主義感興趣。20世紀70年代後，曆史哲學發生了轉向，曆史哲學的中心概念不再是因果和解釋。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充足理由”往往不過是特定曆史時期和特定社會群體所支持的關於事物發展過程的信念而已。尋求解釋的唯一合理性標準的企圖，在理論上是無法成立的，因為它堵塞了進一步探索的可能性；這種企圖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因為這是一條通往壓製與奴役的道路。由此，人們不僅懷疑黑格爾所代表的元敘述，而且開始懷疑嚴格的合乎理性的曆史命題分析是否合理，這就出現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亞瑟·丹托所說的“分析的曆史哲學的衰退與沒落”的狀況。[2]

當代後現代主義的宗師大都是法國思想家，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德裏達（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巴爾特（Roland Barthes）和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但他們的譜係卻多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爾那兒。例如，福柯圍繞著瘋狂、監禁、性欲和醫療寫出一係列準曆史著作，目的就是要說明現代人的自我主體是各種體製的紀律和話語製造出來的，真理隻是權力意誌的話語。德裏達則認為，柏拉圖以降的西方思想家，都落入了邏各斯中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二分法陷阱之中不能自拔，無法跳出善與惡、真與假、存在與虛無、言談與寫作的對峙模式，以至人們在進行無休止的符號遊戲時卻聲稱在尋求真實的東西。他們的後現代主義哲學實踐，影響到曆史哲學的發展進程，其中許多人本身就闡述自己後現代的曆史哲學觀。稍後，後現代主義又傳染了美國學術界，以羅蒂為代表的學者加入了這個陣營。不過，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英國才有少數激進分子開始欣賞後現代主義浪潮所噴湧的浪花。後現代主義者都懷疑西方的啟蒙傳統，他們接受了尼采關於知識是掩飾權力意誌的一種發明的教導。他們的口號是打碎統一性，割斷連續性，攪亂固定性，嘲笑客觀性，解構一切真理幻想的基礎。曆史不是按直線形式展開，它要經曆無常的斷裂、多樣性、差異性，在混亂的進程中人們並不能發現其中的真理和意義，因為曆史本身並不蘊含真理與意義。曆史記錄本來就是人們按自己的意願選擇經驗，按照這種資料形成的曆史敘述就離客觀真實性更遠了。真實性永遠被語言掩蓋或扭曲了。文化就像一個文本，我們沒有直達文本之外客觀世界的道路，文本自身也是不透明的。

實際上，巴爾特的《曆史話語》可以被看作第一次以結構主義的觀點對曆史話語進行係統分析。結構主義一般認為有一種表現某種事物存在方式的正確語序或結構；然而，後結構主義不再認為有一種表現事物存在方式的正確無誤的語序，而是建議人們關注文本的語境；解構主義認為，文本根本不能指稱語言自身之外的事，曆史真相和曆史知識隻是特定社會製度的政治話語構成的功能而已。盡管這是一篇短文，但卻預示了後來曆史哲學思考的富有成果的研究，並體現了年鑒學派史學方法的日益成熟。另外，也體現了法國對敘述所進行的結構分析超出了英語世界的視野。巴爾特聲稱，“曆史學的符號不再是真實的，而是可以理解的”。L.高斯曼（Lionel Gossman）在為《曆史寫作》一書所寫的論文中，小心翼翼地闡述了巴爾特的論點。但巴恩（Stephen Bann）在承認巴爾特論點的力量的同時，也為曆史學自身的獨特性而辯護。顯然，曆史的客觀性與主觀性，曆史的解釋與敘述，曆史研究的科學性與修辭特點，仍是曆史哲學討論但卻難以下最終結論的問題。但是，在西方世界一直很強勁的相對主義方法，使人們對近現代科學方法和曆史領域中的元敘述的信心越來越動搖了。具體說，巴爾特、福柯和安克施密特（F.R.Ankersmit）在歐洲大陸的工作，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漢斯·凱爾納（Hans Kellner）和帕特裏克·喬伊斯（Patrick Joyce）等人在英美的活動，使後現代思潮所推動的激進相對主義方法論和世界觀也進入了曆史哲學的視野。

一般說來，後現代曆史哲學思潮在歐洲大陸特別是在法國表現得要比在英美強勁些，原因不外乎英美曆史上就是經驗主義占據主導地位，20世紀以來又成為分析哲學的地盤，人們對激進相對主義有較強的免疫力。相比之下，英國史學家和曆史哲學家接受後現代主義比美國同行在時間上更晚，態度上也更勉強。比如，直到1991年5月，牛津大學所辦的曆史研究雜誌《過去與現在》才發表了曆史學家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一篇約400字的筆記，批評曆史理論界向後現代主義獻媚的現象。英國對後現代主義反應的滯後，原因也許在於，美國作為移民國家向來積極從整個歐洲吸收精神營養，而英國作為島國，民風向來矜持保守，同時老牌帝國的輝煌曆史也使英倫學術界養成了不可名狀的虛榮心，對外來傳統從來都是漠不關心或謹慎應付。然而，正像英國後現代理論的代表人物P.喬伊斯所說的，“……漠不關心不是中性的。漠不關心具有政治意義……”[3]，對後現代的態度不僅是認識論的，而且也滲透著倫理學的眼光和政治綱領。英國學者對後現代的冷淡的政治蘊含，除了大英帝國的正統曆史很難解構之外，按喬伊斯的看法，與英國曆史學家對工人階級曆史的研究，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對這個領域的研究，也有一定關係。因為曆史唯物主義使曆史客觀性成為曆史學家的基本信念，要動搖這個信念需要更多時間的衝擊。

後現代主義是反啟蒙理性的，因而在啟蒙理性影響越大的地方，也就存在愈加有利於後現代意識萌發的語境。然而，在關於啟蒙運動在當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的最近論述中，羅伯特·沃克勒（Robert Wokler）注意到，用英語講“啟蒙”時有些荒謬，似乎在概念上它總是矛盾的。他提到，《牛津英語詞典》把啟蒙運動定義為：“對權威和傳統不夠尊重的表麵的理智主義。”相應的，哲學家是“錯誤地哲學化了的人”。結果，與在法國和德國不一樣，在英國啟蒙並未當作有關理性和社會秩序爭論的基礎。因為啟蒙在英國（英語）相對不顯眼，所以後現代主義對英國的衝擊比起對歐洲大陸來說也輕得多。[4]戈登（Gordon）則觀察到，英國文化中對曆史與哲學的邊疆相對認識不足，因而英國哲學家對曆史哲學也相對不感興趣，思想史與哲學家之間的聯係也很弱。所以，曆史中的所謂¨語言學轉向”在英國更確切地說是曆史的“哲學轉向”。由於英國曆史與哲學的長期離婚分居，後現代性在英國不被人注意就是不難理解的了。[5]

任何一種思潮，都可能挾“新轉向”的威力而迅速傳播；後現代主義也一時衝擊到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社會層麵，改變了人們的話語習慣。表現在曆史話語中，就是曆史話語自身特性，特別是其客觀性與科學性的致命消解，不僅客觀解釋的基礎煙消雲散，甚至宏大的詩性敘述也土崩瓦解了。許多後現代曆史哲學家認為，我們處在後現代的社會條件下，經濟、政治和文化都無法逃避這種現實，因此我們隻能按後現代的方式來看待我們的環境和我們的精神狀態。譬如，奇切斯特研究所高級講師基思·詹金斯（Keith Jenkins）就認為，麵對後現代社會的現實，“我認為就此我們別無選擇。因為後現代性不是我們可以選擇讚成或反對的意識形態或見解，準確地說，後現代性是我們的條件：它是我們必須生活於其中的曆史命運”[6]。我們在此不難看出，後現代主義者也在按照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則思考，不僅反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以馬克思的思想方法來尋求抵禦馬克思主義，盡管他們自己也許未曾意識到這點，而且許多後現代主義者並不忌諱自己與馬克思主義的淵源，難怪有些後現代主義者為自己的思想貼上馬克思主義的標簽，或按照流行的公式稱自己為後馬克思主義。喬伊斯則把後現代主義看成是批判當代社會的左派力量，從而與來自右派的新自由—保守主義的社會批判相平行。一時間，學術界大有爭“後”恐先之勢，唯恐自己少了“後”（post）之標簽而落伍。

然而，後現代主義思潮帶有極端主觀主義的色彩，因為後現代主義在清除了對真理的迷戀時，並沒有把自身的原則當作新的真理。但是，按照後現代主義者的看法，當代社會正以後福特主義的柔性生產方式與福特主義的剛性生產方式相對立，也以後資本主義時期與消解差別的資本主義相對立，社會形態上以後工業社會取代工業社會，政治上有後殖民主義，思想界有後啟蒙、後馬克思主義、後女權主義、新實用主義以及後社會主義思潮，等等。後現代性就是上述所有因素的綜合表現。但是，在文化中，沒有任何東西是純自然現象，後現代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知識分子話語實踐的產物。在曆史學中，後現代意識產生於這樣一種認識逐漸積累的結果：從來沒有，將來也沒有作為某種本質的表達的“過去”；所謂過去是因自身緣故被認識，無非是資產階級將其自己的利益表達為屬於曆史本身的一種神秘方式。結果，人們意識到全部現代史似乎隻是自我修飾的有疑問的利益表達或意識形態，曆史化的過去並無一個“過去”本身與之相對應，曆史觀點全憑表述者看問題的角度而定。因此，基思·詹金斯說：“事實上，曆史現在看起來隻是關於無基礎和情境化表達世界的無基礎的、情境化的表達而已。”[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