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曆史與理論》是現存西方最重要的曆史哲學雜誌，它原來主要致力於分析曆史編纂的可能的科學性質，但最近也越來越多地為關於實在的後結構問題，指稱的觀念，以及關於敘述性論證的討論提供場所，如1998年第2期就以刊登討論海登·懷特的理論為主。像海登·懷特、安克施密特這樣的後現代曆史理論的代表人物，也成為該雜誌編輯委員會的組成人員。1998年的約稿範圍包括以下領域：“批判的曆史哲學，原因、說明、解釋、客觀性；思辨的曆史哲學，比較史和全球史；曆史編纂學，史學家論爭的理論維度；曆史編纂學的曆史，以往史學家和曆史哲學家的理論與實踐；曆史方法論，考察文本和其他證據、敘述主義、文體風格學；批評理論，馬克思主義、解構、性別理論、心理分析；時間和文化，時間中的人性概念；跨學科關係，曆史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和心理學之間的互動。”

可以說，安克施密特第一個在《曆史與理論》上公開強調後現代主義對曆史編纂的衝擊。在1989年出版的第28卷上，他發表了《曆史編纂學與後現代主義》一文。這篇論文涉及麵很廣，從曆史著作的產出到科學哲學，從曆史編纂的敘述形式（敘述實質）的美學化到心理分析，從把過去連接起來轉變為曆史表達的任何敘述和元敘述結構的概念到對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後現代鄉愁。這是安克施密特的一個絕技（tour deforce），在以後現代的工作解放曆史編寫的性質的同時，卻並不完全放棄——至少在陳述的層次上——作為一種“認識論”的曆史編纂學。他寫道：“後現代主義的目的……是揭開科學和現代主義的基石。在此，實際上曆史編纂也提供了後現代主義主題的最佳說明。關於過去的曆史解釋，經由與其他解釋相對照，第一次成為可認識的，第一次獲得它們的認同特性；它們隻有在它們所不是的基礎上，才是它們所是的東西。……因此，每一個曆史洞見都內在地擁有矛盾的性質。”[69]

安克施密特的文章發表一年之後，羅切斯特大學的紮戈林（Perez Zagorin）在《曆史與理論》第29卷（1990）上撰寫《曆史編纂和後現代主義再思考》，對安克施密特進行了批評。紮戈林把安克施密特廣泛的語境限製在相對較窄的範圍內，隻涉及海登·懷特的元曆史、福柯的反人本主義和詹明信的“戲劇論”（stagism）。他對安克施密特的主要論點逐一進行了批駁，最後指責安克施密特的後現代主義使曆史編纂學遠離了它的真正的功能：曆史編纂不能再在教育和文化中扮演其主要的理智責任，因為後現代主義放棄了曆史編纂終極的文化責任。而要保障文明的健康發展，曆史就應負起這個責任，給人們提供關於人類的過去及現在文明可能性的最好知識。安克施密特認為，後現代主義是曆史編纂學演變的最後階段，因而是曆史學最新形態；但對紮戈林來說，“恰恰相反，後現代主義，正如其名稱所指的，帶有衰落、枯竭和末世的意味，而不是一個時代的開端”[70]。紮戈林指出：“……後現代主義的核心成分就是它對人道主義的仇視。”[71]

在紮戈林文章的同一期上，安克施密特以近乎宣言的方式概述了他的後現代曆史編纂學：“敘述性語言擁有關於難理解的客體存在的本體論地位；它是自我指稱的；它是有意識的，因而內在地是美學的；一個（曆史）文本的敘述意義，在那個詞的重要含義上是不能確定的，甚至承受著自我矛盾的標誌；敘述意義隻能在其他意義（文本間性，或互為文本性）存在的情況下才能得到認同；至於敘述關注的是文本，而不是指稱外在於它自身的實在；真實和虛假的標準並不適用於關於過去的曆史再現；我們隻能在陳述層次上適當地講因果關係；敘述語言是形而上學的（比喻的），照此包含有我們如何看待過去的建議；曆史文本是不在場的過去的替代物；關於過去的敘述性表達具有分解的傾向……所有這些後現代主張，對現代主義者來說，如此令人驚愕甚至使人厭惡，但隻要我們準備發展出一種適應並處理敘述實質的哲學邏輯，就能提供正規的甚或‘現代主義的’辯護。”[72]

1998年，《曆史與理論》（第37卷）第2號所發表的主要論文，都是論述海登·懷特理論的。其中有該雜誌資深編輯R.T.範的《接受海登·懷特》，南希·帕特納（Nancy Partner）的《海登·懷特：內容的形式》，多曼斯卡（Ewa Domanska）的《海登·懷特：超越諷喻》，安克施密特的《海登·懷特對曆史學家的呼籲》。

在R.T.範看來，學術界接受懷特較緩慢，與海登·懷特本人著作的實驗特點有關，理解他的論述需要更多的比較資料。海登·懷特的影響，伴隨著“敘述性轉向”，在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首先在文學批評界展開，這特別表現在講西班牙語國家和德國。由此，海登·懷特成為在曆史學專業之外被引用最多的史學家，但史學家特別是美國史學家卻並不嚴肅地對待他，比如，明克就曾批評懷特是“新的修辭相對主義”。而且即使懷特的美國同行最近開始提到他，也僅僅援引他的《元曆史學》。R.T.範提醒人們，不應隻關注海登·懷特的《元曆史學》，實際上，海登·懷特的另外兩本論文集——《話語的比喻法：文化批判論文集》（1978）和《形式的內容》是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的。可以認為，懷特的後期著作的突出主題是，敘事化、“曆史的崇高”和以“中度聲音”寫作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含義。懷特用括號把曆史認識問題擱置起來了。因此，當史學家指責他混淆虛構和曆史之間的界線時，文學批評界則對他的這個方向給予熱烈的歡呼。然而，R.T.範認為，海登·懷特一貫主張虛構和曆史之間是有差別的，盡管不是傳統所要求的那種差別。懷特對以“中度聲音”寫作的探討，使他進入了充分的循環，此循環允諾對描述我們世紀的“崇高”事件來說，“現代主義”實在論是適當的。在範看來，“從他[懷特]那兒抽出或強加給他一種曆史哲學是不可能的，或許是這樣的，他隻是把蒼蠅引進新的瓶子中。他的長處是思想的多產，而不是固定性”[73]。

帕特納把注意力主要指向她認為或許是海登·懷特論證最深刻的著作——《形式的內容》，這本書觸及到曆史專業的許多神經。該書作為整體，從它的前提到關於曆史寫作的最富有思想的評注，都堅持認為，在曆史寫作方麵，語言形式是曆史知識的內容的首要承擔者。“在這種意義上，形式是以語言為媒介的知識的強有力的決定因素，是一種構成性力量。”[74]對非虛構和聲稱具有真值的語言的形式用法如此鄭重和細致的關注，是與美國的趣味相悖的；實際上，正如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注意到的，美國人對嚴格的形式問題沒有耐心。海登·懷特用這種費力的工作改變了美國人特別是曆史學家的這種冷漠。帕特納認為，盡管海登·懷特與利科（P.Ricoeur）的《時間與敘述》是從不同的前提出發，並且有稍微不同的問題，但他們的著作在一個重要的意義上還是相互支持的。

我們時代的危機通常被認定為宗教神聖的衰落，這是19世紀陷入諷刺的原因。在史學家那兒，正如海登·懷特在《元曆史學》中指出的，反諷是由源於不能充分實現期望的“苦澀感”引起的。對世界的諷喻理解源於社會分裂和文化衰退的氣氛中。諷喻的當前階段自身體現為語言把握現實的雙重能力，因此我們生活在“語言的牢籠”中。知識分子高談闊論的遊戲製造出“第二手的知識”，這種知識不能滿足仍然尋找另一種元敘述的後現代人的需要。為此，波蘭學者多曼斯卡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怎樣才能超越諷喻？他出於許多原因而感謝後現代主義，特別是它以差異和連續性概念提供了對世界的替代性理解，而不是訴諸於二元對立。但是，他厭惡本體論的不牢靠和認識論的混亂，他需要秩序，他留戀元敘述。根據懷特的理解，諷刺作品意味著人類諷喻地存在的希望、可能性和真理，因為它意識到它本身作為現實的形象的不充分性。“人們可以寫邏各斯、上帝、理性或愛的故事，並把它們當作認識論的原則。他們必定是‘詩性史學家’，對他們來說，人生活於其中的曆史和他所寫的曆史之間，是沒有差別的。”[75]

安克施密特清醒地認識到，大多數史學家不同意海登·懷特關於曆史的論述。在他看來，這種現象與史學家們習慣上不信任史學理論和以極大的懷疑看待曆史哲學家有關。但是，史學家卻發明一種特別的論證，證明他們為什麽不喜歡海登·懷特，即他無視曆史事實如何限製著史學家對過去的表述。不過，安克施密特試圖表明，對懷特的這種傳統批評實際上是錯誤的。因為正是史學家輕易地把他們關於過去的論述當成有保證的真理，相反卻是懷特意識到曆史寫作在表述曆史實在上是有局限的。因此，恰恰是懷特，而不是傳統曆史學家，證實我們應尊重曆史實在本身。而且，“諷喻是讓我們麵對其他比喻法的局限和缺點；這就是說，這種比喻是曆史實在本身的天然同盟，能讓它再斷定它恰當地抵擋了其他比喻法的壓力。諷喻自然地把自己定位於其他比喻法的這些裂紋和縫隙中，因此，它是曆史實在本身的比喻”[76]。

在西方世界，無人懷疑《社會史》（Social History）是最重要的出版物中的一種。因為該雜誌的興趣在於勞工、通俗文化、勞動政策、社會階級等方麵的曆史，也因為馬克思主義或諸如此類的分析對社會史的影響，該雜誌總是為對理論化的曆史編纂學所進行的激進討論和參與提供陣地。其中所發表的文章，顯示了後現代主義對社會史的衝擊。對這種衝擊，許多社會史學者予以反抗。譬如，柯克（Neville Kirk）的《曆史、語言、思想和後現代主義：一種唯物主義觀點》，探討了曆史理論中近來流行的“語言學轉向”和後現代主義問題，提出了四個基本論點。首先，後現代主義的種種範疇、假定和信條及其與之相關的後結構主義，要比那些擁護“語言學轉向”的曆史學家所假定的更具爭議性和固有矛盾。因此，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構成的是一係列批評性探索，而不是自明的真理。其次，主觀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關鍵缺陷，如在G.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和P.喬伊斯的論著中所表現的，極大地削弱了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再次，許多“社會決定論者”在他們的實踐中，對語言、主體和觀念的複雜性、多樣性和重要性等問題的重視程度，要比話語理論家和其他批評家所宣布的大得多。最後，非還原論的曆史唯物主義，譬如，在曆史學家戴維·蒙哥馬利（David Montgomery）和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Thompson）等人的著作中所體現的，仍然繼續為曆史探索提供極其富有成果的手段，也就是說，曆史唯物主義仍然是曆史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77]

針對柯克的批評，P.喬伊斯在《社會史》第20卷（1995）發表《社會史終結了嗎？》一文。他認為，“物質”和“社會”是現代主義構造體係的石料，分析到最後無非是一種宏大敘述而已。因此，物質和社會範疇顯現出是唯心論化了的和本質化了的“基礎”，不能承擔加在它們之上的重擔。在喬伊斯看來，社會史必須消解本質主義的基礎，比方說，女權主義在後現代主義影響下，就消解了自然主義化了的社會性別的基礎，從而完全曆史地、非本質地看待男女之間的性區別。但是，對男女無實質性區別這種論調，連許多女性也難以苟同。例如，勞拉·唐斯（Laura Lee Downs）就不無幽默地說：“如果‘婦女’隻是一個空洞的範疇，那麽為什麽我害怕獨自一人在晚上行走？”[78]埃萊（Geoffrey Eley）和尼爾德（Keith Nield）更撰文[79]認為，喬伊斯用後現代主義這根魔杖把資本主義的特征和剝削性質簡單地一筆勾銷了。對他們來說，對種族、性別（gender）、空間、性、少數民族和分配不平等概念的分析，是認識晚期資本主義剝削和不平等模式的工具。對此，喬伊斯回答道（《社會史》第21卷，1996）：我並未拋棄物質、社會、種族、性別等概念，而是要對它們進行根本上的改造。後馬克思主義作為後馬克思主義，應對得起它的名稱後馬克思主義。其意思是說，後馬克思主義不應忘掉它的“後”（post）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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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thur C.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rank Ankersmit Hans and 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1995），p.70.

[3] P.Joyce，‘The Return of History：Post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cademic History in Britain’，Past & Present，158（1998），p.208.

[4] 參見P.Joyce，‘The Return of History：Post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cademic History in Britain’，Past & Present，158（1998），p.217.

[5] 參見P.Joyce，‘The Return of History：Postrn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cademic History in Britain’，Past & Present，158（1998），p.219.

[6] Keith Jenkins 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1997），p.3.

[7] Keith Jenkins 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1997），p.6.

[8] Keith Jenkins 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1997），p.8.

[9] Keith Jenkins 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1997），p.28.

[10] 參見Keith Jenkins 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1997），pp.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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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參見P.Joyce，‘The Return of History：Post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cademic History in Britain’，Past & Present，158（1998），p.232.

[28] P.Joyce，‘The Return of History：Post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cademic History in Britain’，Past & Present，158（1998），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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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H.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5（1966），pp.130-131.

[58] H.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5（1966），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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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一封爭議信，CLio，3（1973），p.53.

[61] 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London，1978），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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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P.Zagorin，‘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Reconsiderations’，in Keith Jenkins 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1997），p.299.

[71] P.Zagorin，‘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Reconsiderations’，in Keith Jenkins 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1997），p.300.

[72] Keith Jenkins 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1997），p.275.

[73] R.T.Vann，‘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History and Theory，37（1998），p.161.

[74] Nancy Partner，‘Hayden White：The Form of the Content’，History and Theory，37（1998），p.162.

[75] E.Domanska，‘Hayden White：Beyond Irony’，History and Theory，37（1998），p.181.

[76] F.R.Ankersmit，‘Hayden White’s Appeal to the Historians’，History and Theory，37（1998），p.162.

[77] 參見N.Kirk，‘History，Language，Ideas and Postmodernism：A Materialist View’，Social History，19（1994）.

[78] Keith Jenkins 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1997），p.363，note22.

[79] G.Eley & K.Nield，‘Starting Over：the Present，the Postmodern & the Moment of Social History’，Social History，20（1995），pp.355-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