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爾班把曆史科學界定為事件科學，這種科學以描述特征為己任，而製定法則的任務是由規律科學即自然科學來完成的。這樣一來，探求普遍性的規律則被排除在曆史學的任務之外。在文德爾班的分析中，他強調曆史學研究對象的獨特性與不可重複性，斷然否定普遍規律性的存在。他以有機自然界的科學為例，作為分類學，它是帶著製定法則的性質的，因為它可以把那些在人類一直觀察到現在的數千年始終如一的生物類型看成它們的合法形式。但是，作為發展史，它是把地球上各種有機體的整個係列表述成一個在時間曆程中逐漸形成的淵源流變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不但無法保證在任何別的星球上重演，連這樣的或然性都是根本談不上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把曆史學稱為一門描述特征的曆史學科。這段話的意思無非是想說明，在曆史的領域裏沒有所謂普遍性、必然性和規律性的東西存在。
然而，如果曆史學領域中沒有普遍性，那麽怎樣解釋古往今來的許多曆史學家努力探求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的願望和實踐呢？這正是文德爾班極力批判的焦點。他以極其輕蔑的口吻說道：“執著於與類相合的東西，乃是希臘思想的一種偏向。”[15]他分析指出，雖然任何個別的認識都要適應一個大整體，這是它的主要目的，但是我們決不能把這個目的了解為僅僅是一種歸納式的係屬，即把特殊的東西係屬於類概念之下，或者係屬於全稱判斷之下。在他看來，隻要個別的特征參加到一個生動的完整觀念中去，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那也同樣是達到了目的。他進而分析了他所謂的這種“偏向”的來源與發展，這種肇端於愛利亞學派的思想偏向，在柏拉圖那裏得到理論上的發展並形成了留傳後世的基本形態，柏拉圖主義專門在共相中尋求真實的知識。近代以來，笛卡兒和斯賓諾莎也以宣傳這種偏見為己任，認為曆史沒有嚴格科學的價值，因為它永遠隻抓住特殊的東西，從來不理會普遍的東西。為了把曆史學提升到科學，某些社會曆史學家也轉向了對普遍性的探索。有人說人類的理智越是努力追求概念和規律，也就越要把個別的東西本身拋掉、忘掉、放棄掉。現代實證主義哲學“從曆史中建立一門自然科學”的企圖，其依據即在於此。文德爾班認為，這些曆史學家在對人民生活的規律進行了歸納之後，最後得到的無非是幾條不痛不癢的普遍規則，他們僅僅以仔細分析為名，來掩飾其車載鬥量的例外。而這是與曆史學的根本任務相悖的，曆史學追求的恰恰與此相反，人類的一切興趣和判斷，一切評價，全都與個別的、一次性的東西相聯係。人類全部的活生生的價值判斷，關鍵就在於對象的單一性。在這裏，文德爾班犯了一個錯誤，承認曆史領域裏存在一般的、普遍的、規律性的東西，並不意味著同樣的曆史事實會毫不走樣地重來一次。也就是說，文德爾班把承認曆史規律等同於曆史循環論，並言辭激烈地進行了批判：“我始終感到非常遺憾，像希臘人這樣一個妙趣橫生、感情細膩的民族，居然容得住一種說法貫穿在他們的全部哲學中，認為在萬物的周期性的循環中，人物也會重新出現，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全部絲毫不爽。——認為同樣的我曾經一度像現在一模一樣地生活過，痛苦過，奮鬥過，競爭過，喜愛過，憎恨過，思想過，意欲過，而當宇宙的大年周而複始、時會重逢之際，我還必須照本宣科，在同樣的舞台上重演同樣的角色，這是多麽可怕的思想！”文德爾班就此斷言：“曆史學擁有一項不可轉讓的形而上學權利，它的第一個偉大而且堅強的感覺，就是要為人類的記憶保存下這個一去不複返現實中成為過去的東西。”[16]
文德爾班認為，描述特征的曆史科學所強調的是事實、事件、人物、過程的一次性、特殊性。一方麵，這種科學每走一步，都需要一般的命題、普遍的觀念，這是否自相矛盾了呢？文德爾班的解釋是，曆史學隻能向製定法則的學科借用這些命題來作出完全正確的論證。要說任何一項曆史過程的前因後果，都必須以那些關於一般事物進展的普遍觀念為先決條件；曆史證明要想取得純粹邏輯的形式，永遠要把現象和自然規律，特別是心靈現象的規律當作最高前提。誰要是對此毫無所知，不懂得一般人的思想、感情和意誌是怎樣的，就不會把個別的事件總括為對於事象的認識，在評判事實的時候就會陷於失敗。雖然文德爾班提出了曆史科學也需要一般的命題、普遍的觀念，但是在另一方麵，他對現代人的那種對於基本心理過程的規律的數理自然科學式的把握表示懷疑，他認為曆史學家並不受製於一般心靈生活的規律。曆史學家完全可以憑著對人情世故的自然認識，憑著穎悟和天才的直觀，根據已有的充分的知識去理解曆史人物及其行為活動。在這裏，暴露了文德爾班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本質。如果不對曆史事件、曆史人物的深層次社會動因進行考察，僅憑他所謂的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及天才的直觀，是無法達到客觀地考察曆史過程的，這種考察隻能是主觀的、任意的。
文德爾班否認曆史思維中存在著普遍規律性，他認為，一個個別時刻的規律性並不能從任何“宇宙公式”中推論出來，因為永遠總有先行的狀況附屬在規律之下。按照文德爾班的論證邏輯推論到底，必然導致不可知論。他重複著康德“自在之物”不可知的老路，在他看來，“根本就沒有一個終點建立在一般的規律之上，根本就不能把條件的因果鏈一直往上推到這個終點去，因此在那些規律之下，不管怎樣往上推，都不能幫助我們把一定時間內的個別事件一直分析到它的最後根據。因此對於我們來說，在一切曆史上的和個別的經驗事項中永遠留下一個不可理解的剩餘物——一個不可言傳、無法界說的東西。所以，個性的最後的、最內在的本質是不能用一般的範疇來分析的，而這個不可把握的東西在我們的意識麵前就表現為一種感情，覺得我們的本質、即個人的自由是沒有原因的”[17]。
文德爾班否認曆史領域存在著普遍和特殊、一般和個別的辯證關係，他認為：“全部在一定時間內出現的東西看來決不是派生的，而是獨立的。世界現象的內容並不能從它的形式去理解，一切打算憑著概念從普遍引出特殊，從‘一’引出‘多’，從‘無限’引出‘有限’，從‘本質’引出‘存在’的企圖都將失敗。因此這是一道鴻溝，那些試圖說明世界的巨大哲學體係隻能把它掩蓋起來，卻不能把它填平。”[18]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文德爾班隻能以不可知論結束自己提出的問題，他把規律和事件分別放在鴻溝的兩側，無法跨越與協調。文德爾班認為：“規律與事件乃是我們世界觀中最後的不可通約數，永遠處在對峙狀態中。這是一個極限，科學思想隻能在清楚的意識中規定一些課題，提出一些問題，但是永遠不能予以解決。”文德爾班對自然科學與曆史科學進行劃分，原本是要維護曆史學的自主地位，但是，當他把規律與事件截然對立，把探討普遍規律性的任務劃給自然科學，使曆史學僅僅成為一門描述個別曆史事件的學科時，這樣一門學科隻能成為個別事件、個別人物、個別曆史事實的簡單堆積。如果真是這樣，那麽我們何言科學性呢？
在李凱爾特看來，“曆史規律”這一詞匯本身就是用語的矛盾，他從自然和文化、一般和個別的形而上學對立出發去否認社會曆史發展的規律性。他推斷說，自然界裏既然隻有一般的東西，即隻有普遍必然的東西，因而存在著規律性；反之，在社會曆史領域內，一切都是個別的、不重複的，因而不存在任何規律性。李凱爾特認為，對於曆史的文化科學來說，文化事件的意義完全依據於它的個別特征，因此我們在曆史科學中不可能要求確定文化事件的普遍性“本性”，而必須用個別化的方法來研究曆史科學。如果把文化事件看作自然，即把它納入普遍概念或規律之下，那麽文化事件就會變成一個對什麽都適用的類的事例，它可以被同一類的其他事例所代替。李凱爾特反對僅僅用自然科學的或普遍化的方法去處理文化事件。如果這樣做，他套用歌德的話來批評說，這使那種“隻有分開來才具有生命”的東西“生搬硬套地湊成一種僵化的普遍性。”李凱爾特指出，曆史發展的概念和規律的概念是相互排斥的，對於個別的、特殊的事物，如果用一般規律去硬套，妄圖確定某些一般的原則，是極其荒謬的。他說：“由於規律概念所包括的僅僅是那種可以永遠看作是無數次重複出現的東西，所以曆史發展的概念與規律的概念是相互排斥的。”[19]針對曆史事件的特殊性，他指出：曆史概念，即就其特殊性和個別性而言隻發生一次的事件這個概念，與普遍規律概念處於形式的對立中。
李凱爾特在斷然否定社會曆史領域也存在客觀規律的同時，還把曆史唯物主義說成是“黨派政治的產物”，是非科學的“形而上學觀點”，等等。他指責唯物史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種特殊的社會民主主義願望。在他的分析中，作為唯物史觀指導原則的文化理想是民主主義的，於是形成了一種傾向，即認為偉大人物在曆史上是“非本質的”，隻有來自群眾的事件才是有意義的。因此，曆史寫作是“集體主義的”。這實質是對唯物史觀的曲解，馬克思從來沒有否認偉大人物的曆史作用。李凱爾特根本不理解唯物史觀中的群眾史觀，認為群眾史觀“所考慮的主要是一種多半是動物的價值”，他認為這樣一種曆史觀根本不是一種與價值相聯係的曆史科學，而是一種以粗暴的和非批判的方式臆造出來的曆史哲學。
李凱爾特歪曲唯物史觀，目的是為了公開宣揚英雄史觀。他聲稱：“對創造新的文化財富的推動，幾乎總是來自個別的人物，這一點是任何一個不想為了愛好某些理論而故意忽視曆史事實的人都知道的。”[20]他還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從形式方麵表現出柏拉圖唯心主義或概念論的結構，價值被表現為一種真實的而且是唯一的現實的東西，區別僅僅在於肚子的理想代替了腦和心的理想。李凱爾特不能理解唯物史觀為全人類解放而鬥爭的宗旨，卻錯誤地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哲學把“人類的全部發展歸根到底被看作是‘為在食槽旁邊占得一個位置而鬥爭’”。[21]其實，在李凱爾特肆意攻擊唯物史觀是黨派政治的產物的時候，恰恰暴露了其自身強烈的黨性偏見。普列漢諾夫曾經對此有過評述：“李凱爾特對曆史唯物主義的極端拙劣的了解，不是出於某種個人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們的見識受到了整個階級所固有的偏見的限製。”[22]
卡西爾認為，在曆史的領域中，某些人類活動的一致性和規律性也是必須承認的。但是，曆史學中的普遍規律性不是他所探討的重點，他更注重於曆史學研究的方法。他從世界是一個符號的宇宙，而不是一個物理的宇宙出發，反對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關於曆史與自然科學的劃分方法。他在分析中指出，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個判斷的綜合統一，它們並不是相互對立和排斥的，而是相互包含和滲透的。普遍性並不為某個特殊的思想領域所獨有，凡是思想就總是普遍的，對於曆史領域更是如此。因此，任何一種將普遍性驅逐出曆史領域的做法都是非科學的。
卡西爾認為，我們在曆史學中所尋求的並不是關於外部事物的知識，而是關於我們自身的知識。雖然他肯定曆史領域存在著普遍性的東西，但是他否認社會曆史進程中的普遍規律。他認為，“必定”一詞是一個充滿形而上學謬見的總巢。曆史的實在不是事件的不變順序而是人的內在生活，我們可以在這種生活已經被經曆過以後去描述和解釋它，但不能以一般的抽象公式來預見它。如果那樣做，偉大的曆史將變成相當枯燥的僵硬圖式。由此可見，這種觀點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史觀格格不入的。唯物史觀肯定曆史進程中的普遍規律，並不意味著要拿這種普遍規律去規定活生生的、千變萬化的人類曆史。個別曆史事件的發生、個別偉大曆史人物的出現雖然帶有極大的偶然性，但是偶然之中體現著必然，必然正是通過偶然為自己開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