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共和國前進的步伐，新中國史學走過了50年曆程。這50年，在中國史學史上是變革最深刻的時期。變革，反映在研究對象、研究範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新的研究資料的發現以及研究成果形式等方麵，但就最重要的環節來說，主要還是在理論建設方麵。
一、發展的前提和發展的道路
新中國史學的發展，有一個比較好的前提。這個前提，就是20世紀前期中國史學的積累。第一，自20世紀初梁啟超提出“新史學”的理論以後，中國史學在理論上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第二，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西方史學的輸入，中國史學界異常活躍，思潮、學派應運而生，各陳其說，至三四十年代，形成齊流並進之勢。其中，以曆史考證學派成就尤為突出，如王國維、胡適、陳垣、陳寅恪、顧頡剛等史家，都有豐富的成果問世。第三，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李大釗、郭沫若為代表，創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三四十年代，郭沫若、範文瀾、呂振羽、翦伯讚、侯外廬等史家，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撰寫了一大批麵貌一新的曆史著作，使馬克思主義史學有了重大的發展，在齊流並進中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這裏，我們沒有可能來開列有關成果的清單。我們需要弄清楚的，是對於這個時期的中國史學之總相的估量。1945年，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引論中，講到“科學方法”和“新史觀”對民國以來中國史學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時，這樣寫道：
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輸入，於是中國才有科學的史學可言。在這方麵，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考古學上的貢獻：甲骨文和金文經過科學的洗禮，再加上考古學上的其他發現，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來。……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過去人認為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曆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曆史的觀念。如古史傳說的懷疑，各種史實的新解釋，都是史觀革命的表演。還有自從所謂“唯物史觀”輸入以後，更使過去政治中心的曆史變成經濟社會中心的曆史，雖然這方麵的成績還少，然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這裏說的“科學方法”，是指新的考證方法，特別是以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相互比較、印證的方法；而“新史觀”主要指西方進化論觀點，附帶提到了唯物史觀。顧頡剛指出“新史觀”的輸入“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曆史的觀念”。顧頡剛的這一估量和概括，是很深刻的。
1946年8月，侯外廬在他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序言中說：
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仿效西歐的語言之階段了，他們自己會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曆史與思潮了……他們在自己土壤上無所顧慮地能夠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了。……同時我相信這一方麵的研究會在業績方麵呈現於全世界的文壇，雖則說並不脫離其幼稚性，而安步總在學步之時可以看出來的。
侯外廬強調的“新的方法”，是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他對當時史學發展的估量和概括，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初步建立起來並顯示出堅定的信心。
可以這樣認為，20世紀前期，中國史學在理論方麵的發展是有成績的。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方麵，從李大釗的《史學要論》到翦伯讚的《曆史哲學教程》，在理論上已有了一定的積累。這就為新中國的史學在理論上的發展準備了前提。
然而，新中國史學的發展卻經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直到八九十年代才逐步走上健康發展的大道。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66年“**”開始前的近17年中，新中國史學的發展出現了一個很有生機的活躍局麵，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從不合法的、隻在局部範圍得以存在的狀態，轉向合法的、可以在全國範圍存在和發展的狀態，這是一個曆史性的變化。當唯物史觀通過各種形式如同春風吹遍神州大地之時，它就不僅僅是“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曆史的觀念”，而且使人們認識到自己在曆史中所處的位置，從而產生了真正理性的覺醒——這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根本意義的勝利。隨著唯物史觀的普及與提高，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曆史學界就中國曆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辯，從而在曆史理論領域取得了重大成就，進而使中國曆史學在整體上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革，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全國範圍內的主導地位由此而得以確立下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理解和運用，日益發展起來，形成了嚴重的簡單化和形式主義做法，損害了已經形成的自由爭論的氣氛；伴隨著政治上“左”的傾向的發展，一個個政治運動的開展，曆史研究中也逐步加重了“左”的傾向，使已經取得的理論成果蒙上了一層陰影，同時也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困惑、思考和一些不應忘卻的曆史教訓。
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新中國史學遭到空前的劫難。“**”以批判曆史學家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為序幕，曆史學家和其他許多學科的學者從此受到打擊、迫害，隨之而起的是“儒法鬥爭”、“批儒評法”猖獗一時，曆史學幾乎成了荒蕪之地。
1976年“**”結束，特別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國家政治生活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軌道，曆史學也在經過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之後，一方麵廓清了被“四人幫”搞亂了的一些基本理論，一方麵探索克服教條主義傾向的途徑，逐步走上了健康發展的大道。近20多年來，理論上反思、研究領域中某些“禁區”的突破、新的研究領域的開拓、西方史學理論的大量引進、對傳統史學的正確評價、新問題的提出、新方法的采用、新成果的層出不窮等，可以一言以蔽之：曆史學經過80年代的反思而進入90年代的全麵進取時期。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新中國史學正處於欣欣向榮的發展階段。
新中國史學50年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論是曆史造成的這種曲折，還是史學自身難以避免的曲折，都在曆史發展和史學發展中不斷地得到了糾正。
二、唯物史觀在中國大地上廣泛傳播
50年回眸，新中國史學的理論建設，最重要的方麵莫過於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
新中國成立後，全國掀起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1949年10月創刊的《學習》雜誌，是推動這個學習的重要刊物。《學習》創刊號上發表的艾思奇的《從頭學起——學習馬列主義的初步方法》一文指出：在國民黨黑暗統治之下，學習馬列主義就是死罪。新中國成立之後，馬列主義思想對許多人來說還是陌生的。同時，由於解放區長期處於艱苦鬥爭的環境，馬列主義的學習也受到相當大的客觀上的限製。這兩種情況說明，“目前我們一般的學習運動還應該是一個從頭學起的時期”。對於從舊中國過來的廣大史學工作者來說，當然也是要“從頭學起”。當時，許多地方的學習運動所采取的步驟，一般都是以社會發展史——曆史唯物主義作為第一步學習的主要內容。這樣的學習步驟和要求，對廣大史學工作者來說，具有突出的重要意義，這既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又是改造舊的學科體係。這是兩個密不可分的環節。在新中國建立前已有成就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一麵忙於宣傳、闡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一麵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把理論學習和學科改造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對推動全國史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從50年代初開始，我國大量翻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同誌的著作，其中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澤東選集》，以及其他有關的選集和單行本。如此大規模地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傳播馬克思主義，隻有在新中國建立後才能做到。這是我國社會科學工作的基本建設，當然也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的基本建設。
通過學習、討論、批判，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領域擴大了，水平提高了。在舊中國被禁錮的、隻能在各種隱蔽形式下活動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現在成為大力提倡的了。這樣，就使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有可能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創造出新的成績[2]。
應當指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唯物史觀，不論對於個人還是對於群體來說，都經曆了嚴峻的、艱苦的過程。例如，侯外廬在1949年4月至1951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主任期間，鼓勵教師們積極參與學習馬克思主義，並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的一句話寫成條幅，掛在曆史係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提倡用科學的曆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曆史、經濟、政治、文化及國際事務，獎勵優秀的社會科學著作。”他書寫條幅勉勵教師：“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3]正是這種鍥而不舍的精神，鼓舞著史學工作者進行曆史觀點的這一深刻的變革。
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曆史的認識，同樣也為科學的曆史學在中國大地上蓬勃發展開拓了新的廣闊前景。是不是可以說，50年代，新中國史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從理論上闡明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曆史學如何成為科學。當時的史學家為此做了許多努力。胡繩在1956年發表的《社會曆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一文，深刻剖析了幾種關於曆史學的錯誤見解，指出：“馬克思主義把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應用到社會曆史的研究上來，從錯綜複雜的曆史現象中發現客觀規律，並按照客觀規律來說明社會曆史的發展過程。這樣，就使得社會曆史的研究真正成為一門科學。”[4]他在闡述了這一論點後寫道：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使曆史研究真正成為科學，就因為它是徹底消除在曆史研究中的主觀性和片麵性的理論。但是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保障人們無病無災的靈符，而是引導人們克服各種困難而正確地前進的指針。我們已經看到，在曆史研究中的各種困難曾經使得以往曆史學者跳不出唯心主義的迷障，唯心主義曆史學利用這些困難來構成他們的“理論”。應當知道，這些困難同樣也橫在馬克思主義者的前進的道路上。這些困難不是不可征服的，但是如果我們“掉以輕心”，也同樣會失足落到主觀性和片麵性的陷阱中去。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地克服唯心主義理論和主觀主義方法的影響，不斷地克服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偏向，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的指導下進行艱苦的科學工作，才能真正保證曆史科學健康地向前發展。[5]
尚鉞於1953年發表了《我們為什麽要學曆史》，闡述了類似的問題，指出：“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不僅是指導我們勝利地研究一切時代、一切社會、一切事件和人物的鑰匙，同時也是指導我們參加工人階級勝利地進行鬥爭，改造人類曆史的最有效最銳利的武器。”[6]
然而，正如胡繩所說：“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保障人們無病無災的靈符”，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偏向還是會出現的。在唯物史觀得到廣泛傳播的過程中，教條主義日益發展起來，加上50年代中期以後政治上“左”的傾向的影響，曆史研究領域中和史學工作中也逐漸滋長起“左”的思潮，更加重了本已存在的形式主義、簡單化的分量，史學發展受到了損害。針對這種情況，翦伯讚在1962年和1963年先後發表《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對處理若幹曆史問題的初步意見》，指出：
我們研究曆史，不僅要從各個不同的曆史階段上來觀察曆史發展的總的過程，還要從每個曆史階段來觀察一定曆史時代的曆史發展過程。作為一個曆史過程來說，相繼出現於曆史的每一個生產方式或社會製度，都是曆史向前發展的一個步驟，都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結果，不能因為它們是剝削製度就一律罵倒。[7]
在階級社會的曆史中，充滿了黑暗，這是事實。但是在任何黑暗的時代總有一線光明。如果連一線光明也沒有，曆史就停止了發展。然而曆史從來沒有停止發展。毛主席說：“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如果曆史的中國隻是一些罪惡的堆積，而沒有任何值得繼承的東西，那麽今天的中國根據什麽東西建立起來呢？難道我們要再來一次盤古所作的開天辟地的工作嗎？應該曆史主義地對待自己的曆史，不應該對自己的曆史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8]
要歌頌曆史上的勞動人民，歌頌他們英勇的革命鬥爭，但曆史家不是詩人，除了歌頌以外，還要指出他們的曆史局限性，指出他們在生產中的保守性、分散性和落後性。
要反對王朝體係，但反對王朝體係是反對以帝王為中心的思想體係，不是從曆史上塗掉王朝和皇帝。王朝和皇帝是曆史的存在，是不應該塗掉的，用不著塗掉的，也是塗不掉的。[9]
這些論述，顯示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和堅持真理的勇氣。隨著時光流逝，其理論光彩更顯出耀眼的光輝。
新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經過撥亂反正洗禮的曆史學，還要不要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怎樣以這一指導推動曆史學的前進？這是擺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麵前的一個重大課題。許多史學工作者或從理論上予以闡述，或從具體研究成果上做出明證，認為中國曆史學的發展，仍然需要堅持唯物史觀。白壽彝教授在80年代初提出“創新的學術才有生命力”，提倡“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進行新的理論創造”：一是堅持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二是不把唯物史觀同創新對立起來，而是以後者去豐富前者；三是新的創造必須從唯物史觀同研究的具體對象相結合中提出來。他在民族史、史學史、中國通史等領域的研究，反映出這種創新精神。[10]近20年的許多曆史著作，也都有極類似的表現。這個事實雄辯地證明：50年來，唯物史觀在中國大地上的廣泛傳播，已經深深地紮根，發展中所出現的種種曲折，不可能動搖它的科學地位和社會價值。
三、曆史理論領域的重大成就
新中國史學50年的理論建設，又一個方麵是曆史理論領域的重大成就。
1983年，《曆史研究》編輯部編輯的《建國以來史學理論問題討論舉要》一書（齊魯書社1983年10月出版），包含以下一些內容：亞細亞生產方式討論的回顧，中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期討論30年，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的幾種觀點，封建土地所有製形式討論中的分歧，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兩個階段，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討論的由來和發展，農民戰爭研究的種種爭論，關於漢民族形成問題的不同見解，略述中國古代民族關係的討論，愛國主義與民族英雄討論綜述，關於曆史人物評價的一些意見，近年來關於曆史發展動力的討論。其中，關於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期問題、關於封建土地所有製問題、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關於農民戰爭問題、關於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被稱為是五六十年代引起中國史學界熱烈討論的“五朵金花”；其他問題，除曆史發展動力問題是70年代末提出並引起熱烈討論外，大多也是五六十年代為史學界所關注的。
關於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有幾點是應當明確的：第一，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曆史上的重要問題，至少也是當前人們認識中國曆史麵貌的重要問題；同時，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固然需要豐富的和可靠的曆史資料作為依據，但更重要的是要從曆史資料中概括出理論性的說明。近來有的論者著文說上述問題中有的是“假問題”，嘲笑當年參與討論的曆史學家。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指出某個問題是“假問題”的人，首先要了解一下當年參與討論的那些史學家的論點，他們為什麽會把某個問題當作“真問題”來討論；其次，說某個問題是“假問題”的人，應當拿出一些“真的”論據來證明它是“假問題”，否則是不可隨意嘲笑前人的。
第二，關於對這些問題的討論，盡管有不少分歧，但大多數參與討論的人，都是力圖用自己所理解的唯物史觀作為指導，來探討中國曆史上的一些帶有規律性的認識。由於有這樣一個共同點，因而使這些討論一則推進了對唯物史觀的學習、研究，一則也推進了對中國曆史的研究、認識，同時也促進了二者的結合。這裏，要特別提到範文瀾撰寫的《關於中國曆史上的一些問題》一文。此文寫於1954年，修改於1963年，先後作為《緒言》刊入《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的第三版（1955年）、第四版（1964年）。作者首先檢討了自己的“非曆史主義的觀點”，然後從九個方麵概述了自己的認識，即“勞動人民是曆史的主人”、“階級鬥爭論是研究曆史的基本線索”、“在生產鬥爭中的科學發明”、“漢族社會發展史的階段劃分”、“漢族封建社會的分期”、“初期封建社會開始於西周”、“自秦漢起中國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曆史上的愛國主義”、“曆史上戰爭的分類”。這些認識，在今天看來，難免還有可議之處，但是我們首先應當看到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追求真理方麵的熱情和虔誠。
第三，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也給人們留下長久的思考。這一點，恰如《建國以來史學理論問題討論舉要》一書的“前言”所指出的那樣：
……尤應引起我們重視的是，從三十多年來的討論中，我們不時發現，同是一條史料，同是一條馬克思主義原理，往往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結論，再現出形態各異的曆史具體，並由此引起無窮爭論。發生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概是由於“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或“從理論再回到實踐”，本是一次能動的飛躍，其躍越的跨度愈大，失誤的機會也就必然愈多；同時，抽象與具體、理論與實踐這兩極之間，越是缺乏中間層次，上升的難度也就必然越大。這種現象的存在，是否表明，在具體的曆史資料和抽象的理論觀點之間，還需要加強乃至增添某些中間環節，以減少種種失誤的可能呢？
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三十多年來的爭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也正是在做著這樣的工作。[11]
上麵這兩段話講得很中肯。這個“中間環節”，就是曆史理論體係，或曰曆史哲學。翦伯讚在1938年出版了《曆史哲學教程》一書，至《舉要》一書問世時，已有45年之久，其間不曾有類似的著作產生出來。翦伯讚在1963年發表的《對處理若幹曆史問題的初步意見》中，講到了如何處理曆史上的階級關係，如何處理曆史上的民族關係，如何處理曆史上的國際關係，怎樣對待發展觀點，怎樣對待全麵觀點，人民群眾與個別曆史人物，政治、經濟與文化，理論、史料與文章等問題；他在1962年發表的《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講到了史與論的問題，政策與理論，階級觀點與曆史主義，客觀規律性和主觀能動性等問題。這是兩篇綱領性的論文，有些問題就是針對上述有關討論而發的。可惜的是，翦伯讚沒有機會來修訂、補充他的《曆史哲學教程》，或者重新撰寫一部曆史哲學的著作。
這種“中間環節”的工作，近20年來，又取得了新的進展。如關於曆史發展動力問題的討論，關於曆史創造者問題的討論，關於曆史發展的統一性和多樣性問題的討論，關於曆史和現實的關係問題的討論，關於社會形態發展模式問題的討論，關於曆史人物評價標準問題的討論，關於怎樣對待傳統文化的討論等；還有如關於地理條件和曆史發展的關係的研究，關於中國曆史上民族關係主流問題的研究，關於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的關係的研究，關於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研究等。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和研究，以及對一些討論多年的老問題（如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等問題）的繼續探討，都能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充分地展開。當然，這些討論還未能達到一致，這些研究的結論有的也未必能被史學界普遍地接受，但是這些討論和研究的積極意義卻是十分突出的：這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顯示了史學工作者在曆史理論領域裏向著新的高峰攀登的勇氣和熱情。值得注意的是，八九十年代的這些討論和研究同五六十年代的討論和研究相比較，二者之間無疑存在著曆史的聯係，但也有明顯的不同：一是視野更開闊了，提出了許多新問題；二是教條主義少了，思想更加解放了；三是突破了一些研究“禁區”。舉例來說，如地理條件與曆史發展的關係，本是一個重要問題，但因斯大林有過有關論斷，涉及這個問題便有“地理條件決定論”之嫌，故長期以來很少有人進行研究。至於曆史創造者問題、社會形態發展模式問題，更是不能展開討論。這些情況，在近20年中都發生了變化；人們對曆史的認識也由此進一步深化，曆史理論領域研究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以下幾部著作，或許可以從幾個不同的方麵反映出曆史理論領域在八九十年代所取得的成就。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一卷（即導論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本書共九章，闡述了以下問題：統一的多民族的曆史、曆史發展的地理條件、人的因素、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國家和法、社會意識形態、曆史理論和曆史文獻、史書體裁和曆史文學、中國與世界。前六個問題和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曆史理論問題，另外兩個問題是關於曆史編纂的理論問題。本書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結合中國曆史進程和《中國通史》編撰，闡述了相關的重大理論問題，提出了不少新論點，是新中國史學關於中國曆史理論的代表性著作。
——羅榮渠著《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本書提出以生產力為社會發展中軸的一元多線曆史發展觀，以此論述世界的現代化發展總趨勢，並對近百年中國探索現代化的啟蒙思想演進過程做了專題考察，是對現代化大潮進行探索性研究的重要成果。
——蔣大椿著《曆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研究》（巴蜀書社1992年版）。作者認為：“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與馬克思主義曆史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體係中兩個極其重要的理論觀點。”[12]本書回顧了40多年來史學界在這兩個觀點上展開的討論，在對討論做係統概括的基礎上，作者也闡述了自己的見解，多有理論上的啟發。
——胡如雷著《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本書把曆史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理論結合起來，對封建土地所有製，地租、剝削形式與農民的經濟地位，自然經濟與商品，農業經濟的再生產與周期性經濟危機，中國封建社會史的分期等問題進行論述，提出了作者對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規律的認識，是一部有獨立見解的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研究的理論著作。
——田昌五著《古代社會斷代新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本書是一部係統論述中國社會曆史之戰國封建論的著作，首先討論了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其次概述了中國奴隸製形態的麵貌，再次分別論述了中國社會曆史從奴隸製至封建製的經濟變動、政治變動和思想變動。此前，作者有《古代社會形態研究》，此後，作者有《中國曆史體係》新論，反映了作者從曆史考察和理論探討上對中國古代社會和中國曆史體係所做的係統的研究。
——何茲全著《中國古代社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本書是著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全書包含“由部落到國家”、“古代社會”、“古代到中世紀”三編，係統地闡述了漢魏之際的社會變化，是中國社會曆史在漢魏之際進入封建時代這一學說的最有力的代表作。漢魏之際社會的變化是許多人都看到了的，“但認識這變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會形態的變化而又給它以係統的理論說明，並以可靠的曆史文獻證成其說的，大約我是第一人”[13]。著者的這個自我評價，是坦率而中肯的。
因限於篇幅，不能做更多的羅列。僅從以上所舉來看，它們都是有係統的著作，從不同的方麵反映了曆史理論領域在近20年所獲得的突出進步。
總起來看，新中國史學50年的理論建設在曆史理論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輝煌的。
四、史學理論研究的興起
新中國史學50年的理論建設，還有一個方麵，是史學理論研究的興起。史學理論是關於曆史學自身的理論，如曆史學的特點、功能，史學家曆史認識的特點，史學發展與曆史發展的關係，曆史文獻與史學方法問題，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問題，史學成果的社會表現形式，史學家的修養與時代使命等，都屬於史學理論領域，這同上麵所說的關於客觀曆史的理論即曆史理論是既有聯係又有所區別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很長的時間裏，一般說來，人們認為唯物史觀就是曆史學理論，不曾討論曆史學本身是否還有理論，更談不上區別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觀念。80年代初，一則有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理論反思，二則有西方史學理論的紛紛引進，中國史學界關於理論的研究和討論沛然興起。人們各抒己見，發表了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14]在這個討論中，寧可的《什麽是曆史科學理論》一文，就“廣泛意義上的曆史科學理論和嚴格意義上的曆史科學理論”、“曆史學和曆史科學理論”、“曆史唯物主義和曆史科學理論”等問題做了很好的分析，是當時有代表性的論文[15]。不過總的說來，那時人們討論的“史學理論”問題，大多是曆史理論問題；那時開始編寫出版的一批史學概論著作，不少還是以闡述曆史理論為主要內容的。隻有極個別的著作，是明確地闡述史學理論的。80年代中後期，經過反複的討論，人們認識到，要使理論研究走向深入，有必要弄清楚曆史理論和史學理論的區別與聯係。[16]但這時期出版的關於史學理論的著作，大多是曆史理論內容與史學理論內容兼而有之的。這種情況，或因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本有內在的聯係，不便輕易取舍；或因教學的需要，包含的方麵寬泛一些更便於講授。
80年代末以來，史學理論方麵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發展，其主要標誌，一是把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加以區別的意識更加自覺了，二是就史學自身的理論問題展開研究的趨勢更加突出了。如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的《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一書，對“什麽是史學理論”做了明確的說明：
我們對曆史的理解和對曆史學的理解都有其理論的方麵，前者是曆史理論，後者為史學理論。然而，這種隻研究曆史學本身問題的史學理論，隻是狹義上的。廣義的史學理論應包括曆史理論和這種狹義的史學理論。本書的內容就是兩者兼有的，因此是廣義的史學理論。[17]
有的研究者還從思想史的角度提出：
從內涵結構看，史學思想在總體上可以分為對客觀曆史的認知和對史學研究的認知兩個部分，即所謂對“曆史Ⅰ”（客觀曆史）和“曆史Ⅱ”（曆史學）的理論思考。[18]
這裏說的“史學思想”，是把兩種認知活動即“理論思考”都包括了的。
這樣的例子還可舉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研究者十分重視對於“曆史”與“史學”的含義及其理論思考對象的區別。這對史學理論的進一步研究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還有一些著作是著意於史學自身的理論問題的，如：
——陳啟能、於沛、黃立茆合著的《蘇聯史學理論》（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所論述的問題，限於曆史認識論研究和史學方法研究，即關於史學自身問題的理論思考。
——薑義華等合著的《史學導論》（陝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給自己的任務做了十分明確的界定：“它不是直接考察客觀的曆史過程，而是以人類認識曆史的主體活動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本書所討論的理論問題，都是史學自身的問題。
——瞿林東著《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中華書局1994年版），是以比較活潑的形式，考察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
——肖黎主編的《我的史學觀》（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約請史學家們各抒己見，發表對於史學本身的見解，旨在通過史學家群體的思考，揭示史學自身的內涵和魅力。
這樣的著作也還可以舉出一些。
上述兩種類型的論著，大致可以概括80年代末以來、史學理論研究的趨勢。中國史學有研究自身有關理論問題的優良傳統，唐代劉知幾所著《史通》、明代卜大有所輯《史學要義》、清代章學誠所撰《文史通義》、近人李大釗則有《史學要論》等，都以研究史學為旨趣，有許多可以繼承和發展的思想遺產。在這方麵，外國史學也有不少可以借鑒的地方。新中國史學的理論建設，在這個領域的前景是十分廣闊的。
新中國史學50年的成就，不隻是表現在理論建設方麵；而理論建設的成就，也不隻是這裏所論述的幾個方麵，其他如關於唯物史觀的研究、關於曆史學所含二級學科以至三級學科中有關學科的理論研究、關於史學方法的理論研究等，也都有很大的發展，有不少積極的成果問世。本文所論，隻是新中國史學50年的理論建設的幾個重要方麵的成就。僅此而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有著悠久曆史和豐富遺產的中國史學，在最近50年中經曆了多麽深刻的變革！我們對於這個變革的認識和總結，還僅僅是開始。這個變革的意義以及在這個變革中產生的經驗教訓，都需要我們做認真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這是史學發展中積累的遺產，是新中國史學勝利地邁向21世紀的思想前提。
最近，江澤民同誌在致白壽彝教授的一封信中指出：
我國的曆史，浩淼博大，蘊含著豐富的治國安邦的曆史經驗，也記載了先人們在追求社會進步中遭遇的種種曲折和苦痛。對這個曆史寶庫，我們應該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不斷加以發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不斷作出新的總結。這對我們推進今天祖國的建設事業，更好地邁向未來，具有重要的意義。[19]
新中國史學在21世紀裏將繼續高舉曆史唯物主義的旗幟，去創造新的業績。
[1] 原載《安徽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本文部分內容曾以《史學史上最深刻的變革——新中國史學50年的理論建設》為題，在1999年9月24日《光明日報》發表。
[2] 參見白壽彝：《史學概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3～354頁。
[3] 參見劉淑娟：《侯外廬同誌在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載《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3期。
[4] 胡繩：《棗下論叢》，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7頁。
[5] 胡繩：《棗下論叢》，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82～183頁。
[6] 尚鉞：《我們為什麽要學曆史》，《尚鉞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頁。
[7] 翦伯讚：《翦伯讚史學論文選集》第三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5頁。
[8] 翦伯讚：《翦伯讚史學論文選集》第三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6頁。
[9] 翦伯讚：《翦伯讚史學論文選集》第三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8頁。
[10] 許殿才：《七十年心血鑄就的豐碑——“祝賀白壽彝教授從事學術活動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國通史〉全部出版大會”側記》，載《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1] 《曆史研究》編輯部編：《建國以來史學理論問題討論舉要》序言，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第3頁。
[12] 蔣大椿：《曆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研究》小引，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
[13] 何茲全：《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題辭，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14]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史學史研究室編：《曆史科學的反思》，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 寧可：《什麽是曆史科學理論——曆史科學理論學科建設探討之一》，載《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6] 參見陳啟能：《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載《光明日報》，1986年12月3日；瞿林東：《史學理論與曆史理論》，載《史學理論》1987年第1期。
[17] 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頁。
[18] 陳勇、羅通秀編著：《西方史學思想導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3頁。
[19]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給白壽彝同誌的賀信》，載《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