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年梁啟超和章太炎的史學[1]
一、梁啟超的“新史學”理論的提出
19世紀90年代中葉至20世紀初年的十幾年中，也就是在清皇朝統治的最後十幾年中，中國曆史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國際環境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曆史發展的節奏加快了，曆史學的近代化曆程也加快了步伐。史學上有一件軼事，對於說明這兩個方麵的變化是有啟發的。這件軼事是：
當黃遵憲在駐英使館任職時，薛福成在駐法使館任職行將期滿歸國，這時黃遵憲把《日本國誌》寄到巴黎，請薛作序，並致意雲：“方今研史例而又諳於外國形勢者，無逾先生，願得一言以自壯。”薛乃為之序，時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3月。序文稱讚《日本國誌》是一部“奇作”，“數百年來鮮有為之者”。序文論到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形勢和中日關係的現狀及前景時說：“百務並修，氣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遺餘力。”“富強之機，轉移頗捷，循是不輟，當有可與西國爭衡之勢。”序文預測中日關係，或為“仇讎”，或為“唇齒”，這取決於形勢的發展，並強調說：“然使稽其製而闕焉弗詳，覘其政而瞢然罔省，此究心時務、閎覽劬學之士所深恥也！”這是強調了解中國近鄰日本曆史與現狀的重要。序文最後說：“速竣剞劂，以饗同誌，不亦盛乎！他日者，家置一編，驗日本之興衰，以卜公度之言之當否可也。”[2]作為史家和外事活動家，這些話是意味深長的。果然，薛序墨跡未幹，爆發了甲午中日戰爭；次年，《馬關條約》簽訂，輿論嘩然，國人震驚。隨著洋務破產，西學沛然而興，改良呼聲日高。然而，“百日維新”失敗，東西列強串通，改良自強之夢終於破滅，於是乃有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興起。這一段曆史風雲反映在史學發展上，是資產階級史學家之史學理論和曆史思想的提出，梁啟超和章太炎是這方麵的代表人物。在中國近代史學萌生過程中，他們比魏源、王韜、黃遵憲更向前邁進了一步。
梁啟超早年就學於廣州學海堂，光緒十五年（1889年），廣東鄉試中舉人第八名。次年，結識康有為，執業為弟子，研究新學，宣傳變法。戊戌政變後，政治思想日趨保守。他對於西學有廣泛的涉獵，宣傳闡釋，不遺餘力，史學是其所長，影響亦最大。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29歲的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次年，他又在《新民叢報》上發表長文《新史學》。這兩篇論文，是中國資產階級史學家批判傳統史學，試圖建立新的史學理論體係的重要標誌。[3]《中國史敘論》，是作者計劃撰寫一部中國通史的理論構想，多著眼於“中國史”範圍提出理論問題，並加以闡釋。《新史學》，是作者在《中國史敘論》的基礎上，就普遍的史學理論問題做進一步闡發，所論諸項，仍以中國史學居多，但在理論上具有更廣泛的意義，故作者以“新史氏”自稱，呼籲“史界革命”，倡導“新史學”。梁啟超在這兩篇論文中，運用西方學者的曆史哲學（主要是近代的曆史進化論思想）和史學方法論，結合中國史學的曆史，提出並且闡述了如下一些史學理論問題：
一是關於曆史撰述的性質和範圍。作者在兩篇論文中都論到史學的“界說”，而關於曆史撰述的性質和範圍，則是“界說”中居於首要地位的問題。他寫道：“欲創新史學，不可不先明史學之界說。欲知史學之界說，不可不先明曆史之範圍。”[4]他首先論述到的問題是“曆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這裏說的“曆史”，按其意當是人們書寫出來的曆史，即曆史撰述。曆史撰述是“敘述進化之現象”，這實際上是指出了“新史學”的曆史撰述的性質，進而也指出了“新史學”的性質。作者由史學又講到“曆史真象”，認為：“就曆史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生長而不已，進步而不知所終，故其體為不完全，且其進步又非為一直線，或尺進而寸退，或大漲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線。明此理者，可以知曆史之真象矣。”這裏說的“曆史”，是指客觀曆史的運動。作者肯定曆史是進化的，又認為其進化的軌跡“如一螺線”，這就把中國傳統史學中的樸素進化觀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上來。作者論述曆史撰述的範圍說：“曆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這裏說的“曆史”，仍當按曆史撰述理解。作者認為：“凡百事物，有生長、有發達、有進步者，則屬於曆史之範圍”，說明客觀曆史所包括的範圍是極廣闊的，那麽何以曆史撰述單止“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呢？他闡釋說：“進化之義既定矣，雖然，進化之大理，不獨人類為然，即動植物乃至無機世界，亦常有進化者存，而通行曆史[撰述][5]所紀述常限於人類者，則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類而已。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這是明確指出了人類進化在事物進化中是最複雜的。因此，他進而認為，曆史研究有“廣義”和“狹義”之分：“言曆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並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為之界。”通常的曆史撰述，“常限於人類者”，正著眼於狹義的曆史。這種劃分在理論上是有意義的。作者的論述並未就此結束，他繼續寫道：“雖然，曆史[撰述]之範圍，可限於人類，而人類之事實，不能盡納諸曆史[撰述]。”在作者看來，並非人類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反映進化法則，“故欲求進化之跡，必於人群”，“蓋人類進化雲者，一群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具體說來，後人之所以能夠勝過前人，都是“食群之福，享群之利，藉群力之相接、相較、相爭、相師、相摩、相**、相維、相係、相傳、相嬗，而智慧進焉，而才力進焉，而道德進焉。進也者，人格之群，非尋常之個人也”。通觀梁啟超所論，一是強調人類群體在曆史進化中的作用，二是這種作用在橫向上表現為相較、相爭、相**、相維，在縱向上表現為相係、相傳、相嬗等許多方麵；概而言之，這種“進化之跡”，分別表現為智慧、才力、道德的進步。他的結論是：“曆史[撰述]所最當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群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以入曆史[撰述]之範圍也。”[6]就曆史觀的發展來看，從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進步，從重視個人的作用到重視人群的作用，又是一大進步。但梁啟超講“人群進化之現象”，幾乎沒有觸及“人群”的物質生產活動對於這種“進化”的關係，這是他的局限性。
二是關於曆史哲學和史學的社會作用。作者指出：“曆史[撰述]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這裏說的“公理公例”，就是他說的曆史哲學。作者認為，史學（即關於曆史的研究和撰述）是由“客體”和“主體”結合而成的。所謂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所謂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他進而闡述道：曆史研究和曆史撰述，“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於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曆史哲學者出焉。曆史[撰述]與曆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梁啟超從曆史研究、曆史撰述中之客體與主體的關係，提出曆史哲學的重要，這在史學理論的發展和建設上是有重要意義的。他認為，不探求“公理公例”即忽視以至無知於曆史哲學，必有二弊，一是“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也”，二是“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也”。這就是說，隻有公理公例即曆史哲學，才能指導人們由局部而認識全局，由史學而聯係他學。他的表述雖未盡準確，但曆史哲學的綜合概括作用之對於曆史研究和曆史撰述的特殊重要性，在中國史學上作為一個理論問題提出來，是前所未有的開創性貢獻。梁啟超又指出：“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曆史[撰述]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是為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7]這裏，作者是從進化的觀點和文明的連續與發展來闡述史學的社會作用的；而這種作用並不僅僅是對於一人一事之經驗教訓的借鑒，而主要是從公理公例中得到的啟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促進進化、增長文明。這就是公理公例即曆史哲學的作用。中國傳統史學上關於史學的社會作用的思想資料、文獻資料非常豐富，梁啟超卻能不落窠臼，從理論上闡述史學的社會作用的重要，這是他的“新史學”理論體係的又一個顯著特點。
此外，梁啟超還講到了“史學與他學之關係”。這方麵的論述，是梁啟超“新史學”理論體係的一個組成部分。他認為“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係”，是以往史學家的一大缺陷。其所論，涉及地理學、地質學、人種學、言語學、群學、政治學、宗教學、法律學、平準學以及論理學、心理學、倫理學、文章學，還有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等等。梁啟超在這些方麵的認識，多來源於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一些說法，即便從當時來看，有的也是不正確的，但從他倡導的“新史學”的方法論來說，在當時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是關於對中國傳統史學的批判。《新史學》第一節首論“中國之舊史”，是梁啟超為創“新史學”而對中國“舊史學”展開批判的論綱，而這種批判又貫穿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二文的始終。梁啟超肯定了中國傳統史學是發達的，甚至認為：“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但是，他對這種“發達”又是持否定態度的。他說：“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丘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他說的“病源”四端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又說：“以上四者，實數千年史家學識之程度也。緣此四蔽，複生二病。”他說的“二病”，一是“能鋪敘而不能別裁”，二是“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又進而認為：“合此六弊，其所貽讀者之惡果，厥有三端”，即“一曰難讀”，“二曰難別擇”，“三曰無感觸”。這就是梁啟超對“中國之舊史”的總的批判綱領。文中議論排擊，氣勢頗盛，而多以近代西人、西史為據。認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本紀、列傳，一篇一篇，“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誌銘而成者耳”；中國史學沒有“經世之用”之書，“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總的來看，梁啟超對“中國之舊史”的批判，慨然有不容分析之勢，這在當時大力提倡西學、批判中國傳統之學的曆史條件下，在思想上和觀念上，對中國史學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從今天的認識來看，他的許多斷語，可以說誤解強於精審，謬誤多於正確。究其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這種批判不是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故其論斷帶有武斷的感情色彩；二是誤認為在“新史學”和“舊史學”之間決然存在著一條鴻溝，有完全對立之勢。這使他得出了“雖謂中國前者未嚐有史，殆非為過”的錯誤結論。他後來撰《中國曆史研究法》（1921年），講授並編訂《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1926—1927年），對“中國之舊史”的看法有不少變化，反映了他認識上的發展過程。
四是關於撰述中國通史的構想。梁啟超曾經打算撰寫一部中國通史，以區別於舊有的中國曆史撰述。他的這一計劃終於未能實現，隻留下《中國史敘論》這一撰述中國通史的構想，成為他的“新史學”理論體係的一個具體表現形式。此文除扼要提出“史之界說”作為總論外，依次概述了中國史的範圍、命名、地勢、人種（即民族）、紀年、史前史、時代劃分七個方麵的問題。其中，除紀年一節論證以孔子生年為中國史紀年之始，沒有什麽理論價值，其餘各節各有程度不同的理論價值。他在《新史學》中寫了“論正統”、“論書法”，也可以看作是他關於中國通史構想中的兩個理論問題。
梁啟超的“新史學”理論體係，盡管帶有明顯的片麵性，盡管多源於西人、西史之說，但它通過中國史學家的論述並結合改造“中國之舊史”的明確目的而提出來，在中國史學發展上，尤其在中國史學的近代化過程中，仍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標誌著傳統史學在清代後期之延續的曆史的結束，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史學在理論上的初步確立。
二、章太炎曆史思想的時代特點
章太炎早年師從俞樾，就讀於杭州詁經精舍。甲午中日戰爭後，他憂於國事，讚成維新變法，為《時務報》撰述，發表政論，宣傳改良。戊戌政變後，八國聯軍入侵，民族危機嚴重，乃立誌革命，漸與康、梁保皇立憲主張分途，並與孫中山定交。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以《蘇報》案與鄒容同時入獄。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出獄，任《民報》主編，大力闡發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革命主張，同立憲黨人展開激烈論戰，其文慷慨犀利，“所向披靡，令人神旺”[8]，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傑出的理論家。
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最初10年，是章太炎思想最活躍的時期，他從維新轉向革命，不僅是政治觀上的轉變，也是曆史觀上的轉變。他的曆史思想和史學活動，深刻地反映了這個時期中國曆史的時代特點。他的代表作《訄書》、他關於撰寫《中國通史》的計劃、他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顯示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史學上的活力，在中國史學近代化過程中占有突出的位置。章太炎後來被尊為“國粹”派大師之一，但他並不是隻重“中學”、“舊學”的學者，他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所撰寫的著作，反映了他對“西學”、“新學”有廣泛的涉獵和吸收，在曆史觀、社會觀、自然觀方麵都有所表現。在這一點上，他同梁啟超有不少共同之處。但他同梁啟超也有不同之處，除革命與改良的區分外，在學術上章太炎對於“中學”的素養顯然高出梁啟超，故在中西之學的結合上，其論點更近於平實。他的曆史思想，同樣表明了他跟梁啟超的這種區別。
首先，關於《訄書》。《訄書》是章太炎的政論、史論的結集。訄，以言相迫之意。“訄書”，即時勢緊迫之論。《訄書》初刻本，刊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時為1900年1月），匯輯作者戊戌以來論文50篇（另有一種傳本，書末有補佚2篇）。光緒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年），作者重訂《訄書》，增加了庚子（1900年）事變以來所撰之文，自我批判先前的尊清思想，明確表明由讚成變法維新轉向倡導反清革命，共輯入論文63篇，“前錄”2篇（一說另有“附錄”4篇），於1904年在日本鉛印出版，1906年重印。初刻本由梁啟超題寫書名，重訂本則由鄒容題寫書名，也反映了作者思想傾向的變化。[9]重訂本《訄書》內容廣泛，涉及中國曆史、文化、現狀和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較，以及對中國曆史前途的關注與構想。《訄書》關於曆史和史學之論述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廣泛吸收西人、西史（兼采日本、印度學者）之說結合中國曆史與史學，闡述了作者許多新的見解。作者認為：“六藝，史也。上古以史為天官，其記錄有近於神話，學說則駁。”他考察一些國家學者的撰述或古文獻所記，在自注中指出：“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經皆史，未知古史皆經也。”[10]他在論述希臘文學發展“秩序”之後寫道：“徵之吾黨，秩序亦同。夫三科五家，文質各異，然商、周誓誥，語多磔格；帝典****，乃反易知。繇彼直錄其語，而此乃裁成有韻之史者也。蓋古者文字未興，口耳之傳，漸則忘失，綴以韻文，斯便吟詠，而易記憶。意者蒼、沮以前，亦直有史詩而已。下及勳、華，簡篇已具，故帝典雖言皆有韻，而文句參差，恣其修短，與詩殊流矣。其體廢於史官，其業存於朦瞽。繇是二《雅》踵起，藉歌陳政，同波異瀾，斯各為派別焉。”[11]這裏，作者關於史詩的產生及早期史官記事在文體上的特點的見解，對於說明《詩》、《書》的史學特征，是很重要的。作者認為，人種和民族的發展有一個漫長而複雜的曆史過程。他指出：“然自大古生民，近者二十萬歲，亟有雜淆，則民種羯羠不均。古者民知漁獵，其次畜牧，逐水草而無封畛；重以部族戰爭，更相俘虜，羼處互效，各失其本。燥濕滄熱之異而理色變，牝牡接構之異而顱骨變，社會階級之異而風教變，號令契約之異而語言變。故今世種同者，古或異；種異者，古或同。要以有史為限斷，則謂之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12]作者以世界曆史的廣闊視野，從地理、血緣、社會、法律法規等多方麵因素來看待民族的發展，無疑具有理論的意義。尤其是作者提出了“社會階級”、“曆史民族”的概念，更為可貴。作者在本篇中對中國之“曆史民族”的概述，亦可成一家之言。凡此，《訄書》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從史學發展來看，均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其中的《商鞅》、《明農》、《別錄甲》、《別錄乙》等篇，在曆史人物評價上，也有不少獨到之見。這本書在史學上的這些特點，都是值得重視的。
其次，關於撰述《中國通史》的思想。章太炎也曾經計劃撰寫一部《中國通史》。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發表後，他曾致書梁啟超表明了這種意向，認為：“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麵：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典誌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於紀傳見之。”[13]他在致吳君遂書中，也再三說到關於通史撰述的問題。章太炎關於編纂《中國通史》的思想和計劃，見於《訄書·哀清史》篇的附錄，即《中國通史略例》和《中國通史目錄》。章太炎對曆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態度，這是他不同於梁啟超的地方。他認為：“自黃帝以逮明氏，為史二十有二矣（原注：除去複重《舊唐書》、《舊五代史》二種）。自是以後，史其將斬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職，若吳兢、徐堅之屬，奮筆而無橈辭。宋、明雖衰，朝野私載，猶不勝編牒，故後史得因之以見得失。作者雖有優絀，其實錄十猶四五也。”[14]他認為自明以上，曆代史書尚有可取之處。章太炎說的“史其將斬乎”，是指“清史”而言，故有《哀清史》之作。他認為：清史之作，“大凡紀傳，財成於史館，直載其事，顧不詳其所因緣。私傳碑狀，雖具道委曲，大氐諛誣也。且貞信以嬰戮，則國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則草野不譏：朱紫玉石，貿然淆矣”。他在上一篇《哀焚書》中尖銳地指出：“焚史隱惡，至今而彌甚。”“長國家者不務子孫萬世之計，而肆忿悁於一眴。方是時，則誠滿誌矣。數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則不遠。”他對庚子之變後，清皇朝詔焚《中西紀事》、《海國圖誌》等書，尤感悲哀。他的這些話，揭露了清皇朝對撰寫本朝史的控製之嚴。章太炎對於完全更改傳統史學“義法”的主張持慎重態度，他寫道：“或曰：西方晰人之史，種別為書。若漢之十誌，與《儒林》、《貨殖》諸傳，述其委悉，皆可令各為一通，與往者二十二家異其義法。今作史者，方欲變更，雖斬焉無憂也。抑吾未聞事跡不具，而徒變更義法者。夫近事聞其省，不聞其敕，故騁而上襄，以造《中國通史》。”[15]可見，他認為仿效“西方晰人之史”，必以闡述“事跡”為基礎，若“事跡不具”，僅僅“變更義法”，是不可取的。章太炎關於撰述《中國通史》的理論和結構可概括如下：第一，強調貫串“社會政法盛衰蕃變之所原”的哲理闡述。章太炎肯定《通典》、《文獻通考》二書近於“分析法”和杜佑的“評論”，肯定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宋論》近於“演繹”之法，認為他們的缺陷是：“若至社會政法盛衰蕃變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他認為清代考史學者王鳴盛、錢大昕等治史，又有“昧其本幹，攻其條末”之弊。而他所撰《中國通史》的主要宗旨是“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以今言之，即注重理論，把握曆史變化“之所原”這一基本主線。第二，主張“分時”與“分類”相結合。他指出：“西方作史，多分時代；中國則惟書誌為貴，分析事類，不以時代封畫：二者亦互為經緯也。”即以事類為經、時代為緯，互相補充。他認為劃分時代的作用，“斯在揚摧，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條其事類即“各為科目”的作用，在於“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進退，皆可以比較得之”。第三，認為對於史書體裁的變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經說為客體，新思想為主觀”。章太炎認為，“史體變遷，亦各殊狀”，其中應以反映思想進化為主。他指出：“所謂史學進化者，非謂其廓清塵翳而已，已既能破，亦將能立。”他認為，破與立主要不在外在形式，而在內在思想。因此，他不是簡單地摒棄前人的遺產，而是把它作為研究的對象，並在研究中貫徹自己的新見解。章太炎是讚成“新史學”的，但他的見解顯然比梁啟超《新史學》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要深刻得多，包含著批判繼承史學遺產的自覺意識。章太炎正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提出了他的《中國通史》的結構：一是《典》，記製度；二是《記》，記重大事件始末；三是《考紀》；四是《別錄》，記與政法、學術、種族、風教有關的人物；五是《表》，《帝王表》和《師相表》以省《考紀》、《別錄》之文，《文儒表》以明儒林文苑之“次第”和“統係”，《方輿表》和《職官表》以救地理、百官“繁文難理”之弊。這是由五種體例結合而成的一部綜合體《中國通史》的框架。清初馬驌撰《繹史》，已有此意，但他還局限於傳統史學的藩籬之內，而章太炎的《中國通史》結構，卻已注入了“新思想為主觀”的曆史哲學，反映了史學近代化過程中在中國通史撰述構想上的新進展。第四，提倡綜合研究和“旨在獨裁”的史學方法與治史風格。章太炎認為：“今日治史，不專賴域中典籍。”舉凡“皇古異聞，種界實跡，見於洪積石層，足以補舊史所不逮者”，都應予以吸收，而“心理、社會、宗教各論，發明天則，烝人所同，於作史尤為要領”。他主張充分利用神話學、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的新材料，參考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學的理論，以擴大史料的範圍，豐富曆史研究的理論。章太炎尤其強調中外曆史比較研究的史學方法，認為：“亦有草昧初啟，東西同狀，文化既進，黃白殊形，必將比較同異，然後優劣自明，原委始見，是雖希臘、羅馬、印度、西膜諸史，不得謂無與域中矣。”這些認知和方法，都反映了以“新思想為主觀”的原則。章太炎強調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獨裁，則詳略自異。欲知其所未詳，舊史具在，未妨參考。”他說的“旨在獨裁”，是認為治史應提倡提出獨立的創見。他認為：“苟謂新錄既成，舊文可廢，斯則拘虛篤時之見也已。”[16]這說明他的“旨在獨裁”的創新精神又是同實事求是的態度結合在一起的。章太炎關於撰述《中國通史》的理論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範圍而具有普遍的意義。
最後，關於《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章太炎為駁斥康有為的《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所鼓吹的力倡保皇、反對革命的謬說，寫了此文。它鮮明地反映了章太炎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革命主張，是他一生中最光耀奪目的鴻文之一。這是辛亥革命前極有分量的政論，也是一篇精彩的史論。章太炎針對康有為所謂“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的論調，根據英、奧、德、意、日各國的曆史事實，駁斥了立憲可以避免“流血”和“死人”的謬論，認為即便是立憲也要通過暴力才能實現。既然革命與立憲都必須憑借暴力，那麽為什麽在中國非走革命一途不可呢？章太炎認為：立憲是“自上言之，則不獨專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萬姓之合意”，革命是“自下言之，則不獨專恃萬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二者比較，革命“所倚賴者為多”。因此，立憲難得有出路，而革命則可望成功。章太炎的這些分析，聯係上文所引他講到的“社會階級”的觀念，可以認為他在理論上已接近階級論的邊緣了。章太炎又針對康有為所謂“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革命以後，必將日尋幹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整頓內治”的謬說，駁斥道：“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聖於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這是觸及曆史創造者的問題了。章太炎繼續寫道：“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他舉曆史上李自成起義為例說：“李自成者，迫於饑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尚非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饑濟困之事興。豈李自成生而有是誌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同樣，以今日而論，“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這一段精彩、犀利的駁論，仍然建立在競爭學說即進化論的基礎上，但所說“時勢”與“智慧”的關係，實已包含著若幹真理的成分。章太炎進而一字千鈞地寫道：“然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17]革命，能夠明公理，去舊俗，改造社會，這就是他對於革命的曆史作用之認識的結論。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前的論著，與史學相關聯的並不限於以上三個方麵。這裏所論列的，是最能反映他在這個時期的曆史思想和史學思想所具有的時代特點。
清代後期，在中國近代史學萌生和發展過程中，“新史學”是資產階級“史界革命”的綱領和追求的目標。從世界範圍來看，它是當時史學發展的大趨勢的一個反映；從中國範圍來看，它是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登上曆史舞台之短暫的活動在史學上的反映，對推動中國史學的近代化，有重大的作用。但是，“新史學”的倡導者、讚成者，因其政治傾向的殊異和史學修養的差別，以及對中西史學之理解與如何結合上處置的不同，因而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麵。資產階級改良派之墮入保皇主義的泥潭，無疑局限了他們的史學家繼續有所作為。而資產階級革命派，曾借“史界革命”之風起而有所述作，用以宣揚社會革命，為辛亥革命做了輿論上的準備，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但是嚴格說來，這個時期的資產階級史學家並沒有真正建立起完整的“新史學”的理論體係，沒有寫出反映“新史學”這一目標的權威性著作。因此，他們沒有能夠從根本上完成揚棄傳統史學的曆史任務。而在辛亥革命之後10年左右，隨著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傳入，以及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誕生，資產階級史學家倡導的“新史學”，在總的發展趨勢上，也就日益失去它原有的光輝。
[1] 原載《史學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 薛福成：《日本國誌序》，《日本國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頁。
[3] 這兩篇論文，後來分別收入《飲冰室合集》第1冊《飲冰室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以下所引，均據《中國史敘論》、《新史學》二文，為避累贅，不一一作注。
[4] 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7頁。
[5] 方括號中“撰述”二字，係引者所加，下同。
[6] 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9頁。
[7] 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0～11頁。
[8]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46頁。
[9] 辛亥革命以後，作者再次修改此書，重新編次，更名《檢論》，收入作者手訂《章氏叢書》，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又一次變化，但這不是本文重點討論所在，故注而不論。《訄書》版本甚多，今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章太炎全集》第3卷（朱維錚校點）。
[10] 章太炎：《訄書》第十二《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頁。
[11] 章太炎：《訄書》第二十五附《正名雜義》，《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6頁。
[12] 章太炎：《訄書》第十七《序種姓上》，《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0頁。
[13] 參見湯誌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39頁。
[14] 章太炎：《訄書》第五十九《哀清史》，《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頁。
[15] 章太炎：《訄書》第五十九《哀清史》，《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8頁。
[16] 以上參見章太炎：《中國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8～332頁。
[17] 以上所引《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均據《章太炎全集》第4卷《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8～1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