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述略
李大釗（1889—1927年），河北樂亭人。字守常，筆名李釗、孤鬆、獵夫。二三歲時，父母先後去世，隨祖父母過活。幼時，在鄉村私塾就讀。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16歲時，應科舉考試，中秀才；因科舉停辦，遂入盧龍縣永平府中學讀書，肄業。1907年，因家境貧困，又“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乃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年畢業。是年冬，東渡日本。次年，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時年25歲。這時，李大釗廣泛地閱讀社會科學方麵的書籍，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同時參加中國留日學生的反袁鬥爭，秘密組織神州學會、中國經濟財政學會和留日學生總會，發表有關國情和反袁文章。李大釗“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2]，毅然棄學歸國，於1916年5月到達上海，旋創辦《民彝》，7月至北京主編《晨鍾報》。1917年1月，任章士釗創辦的《甲寅日刊》編輯，發表文章，抨擊北洋軍閥黑暗統治和封建專製主義文化。
1918年1月，李大釗繼章士釗後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此後，他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並於1918年年底與陳獨秀等人創辦《每周評論》。次年主編《晨報副刊》，傳播新文化，撰寫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成為接受並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
1919年，李大釗參與領導五四運動，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創辦《少年中國月刊》，與胡適展開“問題與主義”的論戰，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係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標誌著他開始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920年，他發起和組織北京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並在北京大學史學係擔任唯物史觀研究課程。同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負責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工作，兼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書記，先後發動開灤五礦大罷工、京綏鐵路工人大罷工、京漢鐵路工人總同盟罷工。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他均當選為中央委員。1922年，他受中國共產黨委托，同孫中山商討國共合作問題，並經孫中山主盟，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為國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貢獻。1924年5月，李大釗（署名李守常）所著《史學要論》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同年6月，他任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並在蘇聯參觀、講學。1925—1926年，李大釗發動和組織北方地區人民群眾響應“五卅運動”，領導北京“三·一八”群眾運動。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不幸被奉係軍閥張作霖逮捕。在獄中和法庭上，李大釗堅貞不屈，表現出共產黨人的高尚品質。4月28日，這位堅定的革命者在絞刑架下慷慨就義，時年38歲。[3]他所撰《獄中自述》概括了他所走過的道路，其中有幾句是：“釗自束發受書，即矢誌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言，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4]此可謂心如日月，誌比山河。
李大釗短暫而光輝的一生，是追求進步、投身革命的一生，他的誌向是要改變國家受帝國主義侵略、人民受封建軍閥壓迫的命運。他是革命的理論家，又是革命的實踐家，他的思想和人格受到人們崇高的景仰和永久的紀念。
二、曆史觀和史學觀
通觀李大釗的論著，有兩個方麵的特點是應當受到重視的：第一，李大釗的思想、理論往往是通過對曆史和對史學的闡發而表現出來的。第二，李大釗“夙研史學”，在史學方麵不僅有興趣，而且有造詣。他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和北京大學教授後，曾在北京大學、朝陽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講授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等課程，今《李大釗文集》中有關論著即是當年之講義；而《史學要論》一書，則是一本可貴的係統論著。這兩個方麵的原因，確立了李大釗在20世紀中國史學上的重要地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這裏，試就李大釗的曆史觀、史學觀做扼要的概括。
（一）關於曆史觀
李大釗的曆史觀的核心是唯物史觀，他是中國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並把它係統地介紹給中國讀者的學人。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以通俗和簡明的筆觸，表明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的理解和認識。他首先指出：“唯物史觀也稱曆史的唯物主義。他（它）在社會學上曾經，並且正在表現一種理想的運動”[5]，它代替舊有曆史觀是不可遏製的發展趨勢，是曆史觀的本質上的變革。接著，他著重指出唯物史觀的核心是：“唯物史觀的要領，在認經濟的構造對於其他社會學上的現象，是最重要的；更認經濟現象的進路，是有不可抗性的。”[6]李大釗認為，從經濟現象去研究曆史、說明曆史，是唯物史觀的核心，進而指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把從前曆史的唯物論者不能解釋的地方，與（予）以創見的說明，遂以造成馬氏特有的唯物史觀，而於從前的唯物史觀有偉大的功績”[7]。同年，他發表的《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一文，對此也有深刻的論說。在中國史學上，這是第一次極明確地闡述唯物史觀的內容與價值，因而在史學發展曆程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標誌著中國史學走向科學化道路的開端。
1920年，李大釗發表《史觀》一文，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闡說什麽是“曆史”，他寫道：“吾茲之所謂曆史，非指過去的陳編而言。過去的陳編，汗牛充棟，於治史學者亦誠不失為豐富資考的資料，然絕非吾茲所謂活潑潑的有生命的曆史。吾茲所雲，乃與‘社會’同質而異觀的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會，縱以觀之，則為曆史，橫以觀之，則為社會。橫觀則收之於現在，縱觀則放之於往古。此之曆史，即是社會的時間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識，都依他為事實，一切史學的研究，都以他為對象，一切史的紀錄，都為他所占領。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紙，不是陳編，乃是亙過去、現在、未來、永世生存的人類全生命。對於此種曆史的解釋或概念，即此之所謂曆史觀，亦可雲為一種的社會觀。”[8]運用這種“史觀”來解釋“曆史”，揭示“曆史”是運動的和有生命的內在本質，在中國史學發展上也是第一次。李大釗還強調“曆史觀本身亦有其曆史，其曆史亦有一定的傾向”[9]；“吾儕治史學於今日的中國，新史觀的樹立，對於舊史觀的抗辯，其興味正自深切，其責任正自重大”[10]。從李大釗的這些論述來看，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認識：五四時期，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史學上所固有的曆史觀發生了極大的革命性的變化。可見，20世紀20年代初，確是中國史學發展上的一座巨大的界石。這就是唯物史觀的豐碑。
在提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核心的基礎上，李大釗在曆史思想方麵尤其重視如下一些原則：
——強調思想變動的原因應當到經濟變動中去尋找。1920年，李大釗撰《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指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換句話說，就是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11]他分析了中國的農業經濟因受到世界工業經濟的壓迫，從而使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這變化中顯著的一點是大家族製的崩頹，於是風俗、禮教、政治、倫理也都跟著發生變化，種種“思潮運動”、“解放運動”均由此而起。
——重視階級鬥爭學說。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寫道：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很有密切關係的，還有那階級競爭說”。“曆史的唯物論者，既把種種社會現象不同的原因，總約為經濟的原因，更依社會學上競爭的法則，認許多組成曆史明顯的社會事實，隻是那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各殊異階級間團體競爭所表現的結果。他們所以牽入這競爭中的緣故，全由於他們自己特殊經濟上的動機。”[12]他又撰寫《階級競爭與互助》一文指出：“所謂階級，就是指經濟上利害相反的階級。”[13]李大釗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來看待曆史、說明曆史，這在中國史學發展上是第一次。
——突出人民群眾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李大釗早年曾撰《民彝與政治》一文，認為人民的意誌和力量在曆史運動中起著決定的作用。他寫道：“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於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於民彝。宗彝可竊，而民彝不可竊也；宗彝可遷，而民彝不可遷也。”[14]這是充分肯定“民彝”在曆史運動中的重大作用。1918年，他還寫了《庶民的勝利》一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究竟應當為誰而慶祝：“我們慶祝，不是為那（哪）一國或那（哪）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15]這些都反映了李大釗的曆史觀念中民眾占有極重要的分量。1920年以後，他的這種觀念又有了新的發展，他寫的《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平民主義》等文章，就是這種觀念對於現實的曆史運動的詮釋。
——對“曆史”的新概括。客觀曆史是什麽，中外學人有不少解釋。李大釗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說：“什麽是活的曆史，真的曆史呢？簡明一句話，曆史就是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因為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是進步的，發展的，常常變動的；所以換一句話，亦可以說曆史就是社會的變革。這樣說來，把人類的生活整個的縱著去看，便是曆史；橫著去看，便是社會。曆史與社會，同其內容，同其實質，隻是觀察的方麵不同罷了。”[16]他還指出：“有生命的曆史，實是一個亙過去、現在、未來的全人類的生活。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線貫下來的。”[17]他說的“活的曆史”、“真的曆史”、“有生命的曆史”包含這樣幾個特點：第一，它同“社會”的實質、內容是相同的；第二，它是變革的；第三，它不隻是指的過去，而是貫穿於過去、現在和未來。
（二）關於史學觀
——曆史與史學的區別及聯係。李大釗明確地指出“曆史”是“活的曆史”，“有生命的曆史”，即客觀曆史運動。與此相聯係的是，他對史學也做了解釋。他認為史書不是曆史：“這類的書，固然浩如煙海，但這不是史，而是供給吾人研究曆史的材料。從前許多的舊曆史學家，都認這是曆史。其實這是研究曆史的材料，而不是曆史”[18]，此其一。其二，“曆史學是起源於記錄”，“發生事件而記錄起來，這是史學的起源”[19]。其三，史學包括記述曆史和曆史理論，他說：“今日的曆史學，即是曆史科學，亦可稱為曆史理論。史學的主要目的，本在專取曆史的事實而整理之，記述之；嗣又更進一步，而為一般關於史的事實之理論的研究，於已有的記述曆史以外，建立曆史的一般理論。嚴正一點說，就是建立曆史科學。”[20]把曆史與史學的關係做如此明確的論說，在中國史學上也是第一次。
——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李大釗最早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概括，他指出：“因為人類的生活，是人在社會的生活，故個人的生存總在社會的構造組織以內進動而受他（它）的限製，維持生存的條件之於個人，與生產和消費之於社會是同類的關係。在社會構造內限製社會階級和社會生活各種表現的變化，最後的原因，實是經濟的。”[21]“這就是曆史的唯物的解釋。這種曆史的解釋方法不求其原因於心的勢力，而求之於物的勢力，因為心的變動常是為物的環境所支配。”[22]李大釗在比較了舊史觀與唯物史觀在解釋曆史方法及其結果的種種不同之後指出：“我們要曉得一切過去的曆史，都是靠我們本身具有的人力創造出來的，不是那（哪）個偉人聖人給我們造的，亦不是上帝賜予我們。將來的曆史，亦還是為此。”[23]從他的論述可以看出，唯物史觀實為現代史學的核心，也是現代史學各種思潮的試金石。
——曆史認識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李大釗認為：“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陳腐的記錄不能表現那活潑潑的生命，全靠我們後人有新的曆史觀念，去整理他（它），認識他（它）。果然後人又有了新的理解、發明，我們現在所認為新的又成了錯誤的，也未可知。我們所認為真實的事實，和真理的見解並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較的。”[24]“所以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並不算什麽事，故吾人應本新的眼光去改作舊曆史。”[25]20世紀的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說，就是“本新的眼光去改作舊曆史”的過程。
——重視史學思想史。這是李大釗史學思想中一個很重要、很有特色的方麵。1920年起，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等一些高等學校的史學係講授史學思想史課程，持續數年之久。李大釗之所以對此有濃厚的興趣，旨在探索、說明唯物史觀的產生由來已久，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又怎樣克服了它以前的唯物史觀的缺陷而具有科學的意義。這個思想，在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已有所表露。李大釗的這一研究方法，同樣適合於用來考察中國曆史上的樸素的唯物史觀的曆史，在方法論上具有重要的價值。
三、關於《史學要論》
《史學要論》是李大釗係統地闡述他的史學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書凡六章，結構嚴謹，言簡意賅，具有理論的深刻與實踐的**相結合的特點。
第一章論述“什麽是曆史”。其主要論點是：（1）曆史撰述所反映的“曆史”，並不等同於“活的曆史”即客觀曆史本身。李大釗指出：“不錯，我們若想研究中國的曆史，像那《史記》咧，《二十四史》咧，《紫陽綱目》咧，《資治通鑒》咧，乃至其他種種曆史的紀錄，都是很豐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須要廣蒐，要精選，要確考，要整理。但是他（它）們無論怎樣重要，隻能說是曆史的紀錄，是研究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說他（它）們就是曆史。這些卷帙，冊案，圖表，典籍，全是這活的曆史一部分的縮影，而不是這活的曆史的本體。”[26]指出這種區別和聯係，在理論上使人們懂得“曆史的本體”即“活的曆史”比曆史撰述所反映的內容更生動、更豐富，從而拓展了人們的曆史視野；在實踐上則使人們可以感受到自己也生活在“活的曆史”之中，增強對於曆史的體察和責任。（2）曆史就是社會的變革。闡明這一點，可以使人們懂得曆史是變化的、進步的、生動不已的。李大釗寫道：“這樣講來，我們所謂活的曆史，不是些寫的紀的東西，乃是些進展的行動的東西。寫的紀的，可以任意始終於一定的範圍內；而曆史的事實的本身，則永遠生動無已。不但這整個的曆史是活的東西，就是這些寫入紀錄的曆史的事實，亦是生動的，進步的，與時俱變的。”[27]（3）曆史是一個整體，是不可能割斷的。李大釗認為：“曆史是亙過去、現在、未來的整個的全人類生活。”[28]全人類的曆史如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曆史也是如此。
第二章論述“什麽是曆史學”。本章的主要論點是：（1）關於“曆史學”的對象。李大釗寫道：“史學有一定的對象。對象為何？即是整個的人類生活，即是社會的變革，即是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類生活及為其產物的文化。換一句話說，曆史學就是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即是研究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29]李大釗對曆史學所做的這一定義，對人們認識曆史學的性質與作用，有深刻的啟示。（2）曆史學應著力於建立曆史理論。李大釗認為：在整理、記述曆史事實的基礎上，“建立曆史的一般理論”即曆史理論，才能使“今日的曆史學”成為曆史科學。這表明他在曆史學的發展上是一個高瞻遠矚的人。（3）曆史科學是可以建立起來的。針對當時的一種見解，即認為“曆史是多元的，曆史學含有多元的哲學”，因此“史學缺乏屬於一般科學的性質”雲雲，李大釗闡述道：“各種科學，隨著他（它）的對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況人事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可全然同視，人事科學的史學與自然科學自異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謂史學缺乏屬於一般科學的性質，不能概括推論，就一般史實為理論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為不可。人事現象的複雜，於研究上特感困難，亦誠為事實；然不能因為研究困難，遽謂人事科學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將史實匯類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論定其一般的性質，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見其不能？”[30]各種科學“自異其趣”，都有自身的特點，史學亦然，曆史科學是可以建立起來的。這就是作者的結論。
第三章論述“曆史學的係統”。在這個問題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李大釗把曆史學劃分為“廣義的曆史學”與“最廣義的曆史學”兩個係統，而後者則包含前者。（2）作者始終重視曆史學的記述部分與理論部分的區別，如“廣義的曆史學”包含“記述的曆史”與“曆史理論”（亦稱“狹義的曆史學”）兩個子係統；又如“最廣義的曆史學”包含“普通曆史學”（即“廣義的曆史學”）與“特殊曆史學”、“曆史哲學”三個子係統，其中“特殊曆史學”則又包含“記述之部”與“理論之部”兩個子係統，足見作者對理論部分的重視。從學科發展史來看，李大釗所構建的“曆史學的係統”，以恢宏的視野來觀察曆史學的內涵與外延，是一個創舉。
第四章論述“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這裏所論述的，是關於史學在科學史上之地位的問題。作者以歐洲為例，指出在中世紀以前，史學“幾乎全受神學的支配”；到了十六七世紀，隨著文藝複興的發展、近代科學的產生，其後又經許多人“先後努力的結果，已於曆史發見一定的法則，遂把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曆史學遂得在科學係統中占有相當的位置”[31]。這就是說，隻是當人們從曆史中發現了“一定的法則”時，曆史學在科學史上或者說在科學係統中才占有自己的位置。作者對馬克思的有關理論做了如下的概括：“馬克思一派，則以物質的生產關係為社會構造的基礎，決定一切社會構造的上層。故社會的生產方法一有變動，則那個社會的政治、法律、倫理、學藝等等，悉隨之變動，以求適應於此新經變動的經濟生活。故法律、倫理等不能決定經濟，而經濟能決定法律、倫理等。這就是馬克思等找出來的曆史的根本理法。”[32]作者認為曆史學之所以能夠成為科學，其主要根據即在於此。
第五章論述“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係”。李大釗把與史學相關的學問劃分為六類，一一闡述，他認為，文學、哲學、社會學與史學的關係尤為密切，故擇出分別論述，而又以論述“史學與哲學”最為詳盡，足見作者的理論旨趣。
第六章論述“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關於這個問題，李大釗做了深刻而又精辟的論述。他的主要論點是：（1）史學對於人生有密切的關係。他開宗明義地寫道：“曆史學是研究人類生活及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自然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史學既能成為一種學問，一種知識，自然亦要於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來，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很大。”[33]（2）現代史學研究可以培養人們的科學態度和腳踏實地的人生觀。李大釗指出：“有生命的曆史，實是一個亙過去、現在、未來的全人類的生活。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線貫下來的。這一線貫下來的時間裏的曆史的人生，是一趟過的，是一直向前進的，不容我們徘徊審顧的。曆史的進路，縱然有時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狀的運動，但此亦是循環著前進的、上升的，不是循環著停滯的，亦不是循環著逆返的、退落的，這樣子給我們以一個進步的世界觀。我們既認定世界是進步的，曆史是進步的，我們在此進步的世界中、曆史中，即不應該悲觀，不應該拜古，隻應該歡天喜地的在這隻容一趟過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們的光明，將來有我們的黃金世界。這是現代史學給我們的樂天努進的人生觀。”[34]在李大釗看來，有什麽樣的曆史觀就會影響到有什麽樣的世界觀，進而影響到有什麽樣的人生觀。（3）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釗很深刻地闡述了這個道理，他寫道：“即吾人瀏覽史乘，讀到英雄豪傑為國家為民族舍身效命以為犧牲的地方，亦能認識出來這一班所謂英雄所謂豪傑的人物，並非有與常人有何殊異，隻是他們感覺到這社會的要求敏銳些，想要滿足這社會的要求的情緒熱烈些，所以挺身而起為社會獻身，在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劇、壯劇。我們後世讀史者不覺對之感奮興起，自然而然的發生一種敬仰心，引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情緒，願為社會先驅的決心亦於是乎油然而起了。”[35]史學的魅力就在於此。曆史教育實在是一樁偉大的事業。
綜觀《史學要論》一書，並把它放在20世紀中國史學中加以考察，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
首先，《史學要論》是20世紀中國史學上最早麵世的史學理論著作之一。它科學地、係統地闡述了曆史學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比如關於什麽是曆史、什麽是曆史學？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也是必須弄清楚的問題。其他如關於曆史觀問題、曆史理論問題、曆史學的係統問題、史學與哲學的關係問題、史學對於人們樹立積極進取的人生觀的影響等，它都做了深刻的論述。這些，都可以從比較中看得很清楚。
其次，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史學要論》是第一部從理論上開辟道路的著作，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理論上的奠基石。書中反映出作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信念，對於史學的性質與任務的分析，對於史學之影響到社會、人生的關注等，今天讀來，仍使人感覺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湧動。
在舊中國，《史學要論》因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而受到限製，不可能得到廣泛流傳。在新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的那些年代，由於史學理論的研究不曾被提到應有的位置以及其他曆史的原因，《史學要論》也不曾有廣泛流傳的機會。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史學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做深入的研究，隨著史學理論研究熱潮的興起，《史學要論》的學術價值和曆史地位才逐漸被人們所認識。1980年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印行《史學要論》，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史學論集》也都收入了《史學要論》，《史學要論》才得以廣泛傳播開來。80年代初，白壽彝教授評價說：“《史學要論》是一本不到四萬字的小冊子，但這是為馬克思主義史學開辟道路的重要著作。這本小冊子凝結著一個革命家、一個無產階級理論家對人類前途的真摯的希望。對於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來說，李大釗不愧是第一個開辟道路的人。”[36]
現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把《史學要論》收入《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予以出版，是恰當的和必要的。
本書在編輯過程中，參考了袁謙等編輯、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大釗文集》（上、下），以及李樂光、方行等編輯、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出版的《李大釗選集》，韓一德、姚維鬥編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的《李大釗史學論集》等書。作為附錄收入本書的論文，大多同曆史學有密切的關係，其中有些更是思想史或革命史上的名篇，其重要性並不在《史學要論》之下；現在這樣的編次，是考慮到出版者在體例上的統一要求。其文本，據《史學要論》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同時參考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1980年鉛印本以及《李大釗文集》、《李大釗史學論集》所收文本。附錄中的《報與史》一文，係據《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所載李大釗遺文輯入。本書所用藍本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李大釗全集》。謹此說明，並申謝忱。
[1] 原載《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敘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以上所引均見李大釗：《獄中自述》，《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8～889頁。
[3] 這一部分內容的撰寫，參考了《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卷首所載《李大釗同誌生平事略》一文、張靜如教授等所編《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一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4] 李大釗：《獄中自述》，《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3頁。
[5]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頁。
[6]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頁。
[7]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頁。
[8] 李大釗：《史觀》，《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4～265頁。
[9] 李大釗：《史觀》，《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6頁。
[10] 李大釗：《史觀》，《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8頁。
[11]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頁。
[12]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頁。
[13] 李大釗：《階級競爭與互助》，《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頁。
[14] 李大釗：《民彝與政治》，《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5頁。
[15] 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3頁。
[16]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4頁。
[17]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3頁。
[18] 李大釗：《研究曆史的任務》，《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3頁。
[19] 李大釗：《研究曆史的任務》，《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3～674頁。
[20]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4頁。
[21] 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0頁。
[22] 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2頁。
[23] 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5頁。
[24] 李大釗：《研究曆史的任務》，《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7頁。
[25] 李大釗：《研究曆史的任務》，《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7～678頁。
[26]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3～714頁。
[27]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7頁。
[28]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0頁。
[29]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2頁。
[30]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7頁。
[31]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45頁。
[32]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48頁。
[33]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1頁。
[34]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3～764頁。
[35]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4～765頁。
[36] 白壽彝：《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白壽彝史學論集》（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6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