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無史學可言。“**”結束以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20多年，中國曆史步入新的時期，中國史學也得以走上健康發展的大道。曆史發展的生機給史學發展帶來了活力，中國史學在思想領域呈現出空前活躍的局麵。從史學思潮的演變來看，這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麵：
——新曆史考證學思潮。它在五六十年代經曆過一段萎縮之後，此時更加豐富了自身的內涵並在許多研究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此點已如前述。
——“當代新史學”思潮。從80年代初開始，西方史學論著被大量介紹到中國來，而關於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論著在中國曆史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尤其對青年史學工作者有較大的吸引力。1989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姚蒙編譯的《新史學》一書，此書收入了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等人發表於70年代的一些代表性論著。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八九十年代以來在中國史學界中的一種研究取向。此書書名為《新史學》，書中所收入的最重要的一篇論文是勒高夫的《新史學》，故把這一研究取向稱為“當代新史學思潮”，以區別於20世紀初年興起的“新史學”思潮。勒高夫等人的《新史學》有這些特點：一是不讚成傳統的“政治史”的研究，而主張研究經濟史、社會史、文明史；二是提倡“長時段”研究以及心態史學、計量史學等。[44]這些特點在當代新史學思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這一思潮影響下的研究前景，尚有待於成果的積累才好做出評價。
——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經過撥亂反正，糾正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錯誤和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史學走上健康發展的大道，馬克思主義史學仍然居於主流地位。從思潮演變的深層來看，八九十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反思的任務和進取的任務都是十分艱巨的。黎澍在評論1979年的中國曆史學時指出：“一九七九年曆史學界在思想解放運動中一個最重要的收獲，就是擺脫了現代迷信、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精神枷鎖，逐步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他又指出：“一九七九年，曆史學界還有一個重要收獲，就是開始拋棄過去那種簡單化、絕對化的形而上學方法，使實事求是的學風逐漸得到發揚。”[45]其間，關於曆史發展動力問題、關於曆史創造者問題、關於史學理論研究對象問題、關於其他一些曆史理論問題的討論，既是這一思潮演進的標誌，又推動著這一思潮的發展。同年，白壽彝發表《關於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一文，強調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新的創造，他指出：“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我們的工作，得出新的結論，就是發展。要求理論上發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不要求發展，停滯不前，讓理論僵化，那不是馬克思主義。”[46]197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正是以這一主旨來指導曆史研究的。唯其如此，進入9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不斷有鴻篇巨製問世，展現出中國史學的光輝前景。
五、史家風采
20世紀中國史學界名家輩出，盡管他們旨趣各異，路徑迥然，但都各顯其風采，交織成20世紀中國史學這幅絢麗的畫卷。
所謂史家風采，我以為包括以下幾個方麵的含義：第一，在20世紀中國史學以至在整個中國史學之整體發展上，其思想或論著具有開創性的和劃時代的意義。第二，撰寫出了具有廣泛影響、可以傳世的著作。第三，在治學宗旨和史學風格上頗具特色。或三者具備，或兼有其二，或隻占其一。這裏所謂“風采”，是包含了全麵評價的價值取向的。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全麵的價值取向，不僅難以做到公允評價，而且容易生出很多是是非非，甚至可能脫離曆史事實本身，失卻了史學批評的意義。應當指出的是，這三個方麵，從史學發展來看，其作用力的程度是不同的；從史家個人來看，一般說來，不宜據此論其高低，而應作曆史的看待，即從曆史條件去加以說明。這是一件十分繁難的事情，又是不可不做的事情。
比如，梁啟超、王國維、李大釗、郭沫若，他們在倡導“新史學”、提出“二重證據法”、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曆史研究方麵，各有開創之功，對於推進中國史學的近代化曆程和科學化道路，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現在人們讀他們的論著，想到了他們，首先應關注給他們以一定的曆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評價；同時，自然也會受到梁啟超的**與勇氣，王國維的嚴謹與睿智，李大釗、郭沫若的革命精神與理性精神相結合的史家風貌的打動和震撼。史學之所以生生不息，不斷開辟前進的道路，離不開這些前驅的努力。
又如，範文瀾、呂振羽、翦伯讚、侯外廬、陳垣、陳寅恪、顧頡剛等，他們各在研究領域多有論著，皆卓然名家。他們的著作，或論述，或考證，或於論述之中不乏考證，或於考證之中間有論述，都成一家之言，為學人所重、社會所關注。現在人們來讀他們的論著，那種為了現在和未來而潛心研究過去的神聖的曆史責任感，以及在學術上堅韌攀登、誌在創新的精神，仍具有新鮮的活力，給人們以多方麵的感染和啟迪。
再如，像胡適、傅斯年等史家，或強調方法的重要，或看重史料的地位，其論或未盡全麵，而其所重者卻也不是沒有道理，故不僅自成一家，且影響當世，為史學史上不可不論之內容。
我們以學術史的眼光來看待20世紀中國史家的學術風采，就會有一個強烈的印象：經曆了許多重大曆史變動的20世紀中國曆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風采各異的史家，寫下了這豐富多彩的百年史學長卷。他們或研究專史、斷代史，或編撰通史；或以考證見長，或以理論著稱；或以博洽名於世，或以專精宏其道；還有專治考古學、主攻外國史、致力於普及曆史知識等方麵的名家。勾勒他們的風采，以增進對他們史學成就的理解，是很有必要的。這需要有專門的著作來加以闡述。
這裏，我想就20世紀中國史家風采的時代精神講幾點認識，或許對於我們認識20世紀中國史學多少有點幫助。這種時代精神集中表現在：
——愛國主義。20世紀的中國史家，繼承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史學之救亡圖強的優良傳統，把愛國主義精神貫徹於史學之中。梁啟超在1902年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47]他當時說的這番話，有理有情。在抗日戰爭處於艱苦年代的1940年，翦伯讚寫道：“中國的抗日戰爭之爆發是中國史乃至世界史發展之必然的結果，亦即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間矛盾對立發展到不能和解之必然的歸結。帝國主義之沒落與中國民族革命的因素之成熟，是曆史的辯證，中國的抗日戰爭就正是這一曆史原理之體現”[48]。這反映出了一個史學家對抗日戰爭的深刻的見解和必勝的信心。有些史家憂患於“強鄰肆虐，國亡無日”，乃注重研究邊疆史地。有的史家強調，曆史文化的研究，一方麵應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應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等，都從不同方麵反映出20世紀中國史學之愛國主義的時代精神。
——追求真理，關注現實。中國古代史學有求真的傳統，也有致用的傳統，二者是統一的。20世紀的中國史學繼承了這兩方麵的傳統，並把它們提升到更加自覺、更加理性的高度。前引梁啟超關於史學同“人群進化”與“公理公例”及其作用的論述，就是這種提升之較早的反映。郭沫若一方麵認為“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當以羅振玉、王國維二人的業績為“出發點”；一方麵又強調“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49]。可見他們追求的真理，一是史學上的真理，二是以史學上的真理為指導去追求現實曆史運動中的真理，即光明的曆史前途。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史學最終代表了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方向。這是由它的科學性所決定的，舉例說來，20年代，李大釗闡述“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50]；30年代，翦伯讚論述“曆史科學的任務”、“曆史科學之史的發展”等問題[51]；50年代，胡繩著文討論“社會曆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60年代，呂振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回答“怎樣學習曆史”的問題[52]；80年代，侯外廬自序半個世紀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原則和方法，反映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信念和追求[53]；90年代，胡繩闡說“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54]等，充分地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對追求真理的堅定信念和學術風采。
——普及曆史知識，重視曆史教育。史學不隻是史學家、史學工作者的事業，史學是全民族的事業，這是它的特點和光榮。梁啟超主張史家應有“文章修養”，撰述當講求文采，努力做到“簡潔”和“飛動”，為的是讓更多的人願意讀。[55]這裏包含著普及曆史知識、重視曆史教育的思想。30年代以來，顧頡剛、翦伯讚、範文瀾、呂振羽、郭沫若、吳晗、白壽彝等史家，對此多有貢獻。翦伯讚在1948年撰文指出，科學的曆史知識“取得通俗的形式”的重要意義[56]；他在60年代初所撰《內蒙訪古》一文[57]，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吳晗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編《中國曆史小叢書》、《外國曆史小叢書》，成為當時史學界的一件盛事。白壽彝評價說：“把曆史知識交給更多的人，這在吳晗同誌思想上是明確的。用大家容易接受的形式去傳播曆史知識，這在吳晗同誌的思想上也是明確的。”“我們從這個工作上，肯定吳晗同誌的成就，是不是也就是肯定了他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地位了。”[58]毫無疑問，這是20世紀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頁。白壽彝是八九十年代力倡普及曆史知識、曆史教育的最有影響的史家之一：198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論集《曆史教育和史學遺產》；1994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白壽彝史學論集》（上下冊），其中論曆史教育的文章多達20篇。它們是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曆史教育思想的最集中的表述。
可以認為，在史學史上，能夠反映時代精神的史家風采，必定具有更大的魅力和價值。
六、關於幾個重要問題的思考
認識20世紀的中國史學，重在把握大勢和提出問題。把握大勢，以明了其脈絡；提出問題，以權衡其得失。這裏，就我認為是比較重要的幾個問題，講一點初步的思考。
第一個問題：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什麽？從中國史學發展總的進程來看，從史學的性質來看，是否可以認為，曆史觀的進步是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明乎此，乃是把握20世紀中國史學的關鍵。
20世紀的中國史學在曆史觀上的進步有兩個發展階段：從古代曆史思想的積極成果，即樸素的唯物觀點和樸素的進化觀點到近代進化論，從近代進化論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前者完成於20世紀初；後者完成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並在50年代廣泛傳播，八九十年代進一步深化。20世紀中國史學上出現的曆史觀，林林總總，各騁其說，然其大勢，不出於此。那麽，為什麽說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曆史觀的進步呢？這是因為：第一，在悠久的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盡管曆史觀也在不斷進步，但如同20世紀這樣，百年左右，曆史觀出現兩次根本性變革，是前所未有的。第二，20世紀的中國史家論史學的進步，十分強調曆史觀的重要。如前所述，“新史學”的倡導者梁啟超是重視“曆史哲學”的。他認為：“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59]李大釗在1919—1920年先後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史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論文，突出地表明了他對唯物史觀的重視。郭沫若、翦伯讚等對此也多有論述。而新曆史考證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顧頡剛在1945年論“民國成立以來”中國史學的進步時寫道：“過去人認為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曆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曆史的觀念。”這是他對“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的評價。[60]這些不同的史學思潮和曆史觀念的史家，都強調曆史觀的重要。第三，曆史觀的進步和變革，反映了史學發展中性質的變化。誠如李大釗所說：“實在的事實是一成不變的，而曆史事實的知識則是隨時變動的；紀錄裏的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曆史是生動的。曆史觀是史實的知識，是史實的解喻。所以曆史觀是隨時變化的，是生動無已的，是含有進步性的。”[61]這些論述，一則說明曆史觀是不斷發展的，二則說明曆史觀決定著史學的“實質”。綜上，故謂曆史觀的進步是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認識。
第二個問題：20世紀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是什麽？按我的淺見，20世紀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是關於中國通史的研究、認識和編撰。從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提出撰寫中國通史的設想，到1999年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12卷22冊、約1200萬字）全部出版，百年當中，中國史學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間，章太炎、夏曾佑、陳黻宸、王桐齡、呂思勉、鄧之誠、繆鳳林、錢穆、周穀城、範文瀾、呂振羽、翦伯讚、郭沫若、尚鉞、張舜徽、蔡美彪等以及其他許多史家，都為此做出了貢獻。他們的著作，在曆史觀、方法論和表現形式上，不盡相同，甚至多有歧異，因此在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上亦自有差別。但是，這些著作在探索中國曆史的發展脈絡、揭示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方麵，的確反映了20世紀中國史家所走過的艱難而光榮的曆程。梁啟超認為：“專門史多數成立，則普遍史較易致力，斯固然矣。雖然，普遍史並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62]範文瀾更深感撰寫通史的艱難，他指出：“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綜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來幫助綜合性的提高，以綜合性的提高來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複多次，庶幾寫出好的中國通史來。”[63]這些話，既說明了專史、斷代史同通史的關係，也說明了通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1999年4月25日，江澤民致信白壽彝，祝賀《中國通史》出版。他在信中指出：“中華民族的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財富。全黨全社會都應該重視對中國曆史的學習，特別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國曆史的基本知識，以使他們學習掌握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牢固樹立愛國主義精神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激勵他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奉獻力量。我一直強調，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要注重學習中國曆史，高級幹部尤其要帶頭這樣做。領導幹部應該讀一讀中國通史。這對於大家弄清楚我國曆史的基本脈絡和中華民族的發展曆程，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奮發圖強的精神，增強唯物史觀，豐富治國經驗，都是很有好處的。”[64]這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和當前中國曆史發展的背景，闡說了中國通史的重要性。要之，從總的估量來看，20世紀中國史學在其分支學科的許多領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然而，我們還是應該看到，中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更能全麵地闡明中國曆史的進程、特點和規律，更能揭示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及世界意義，更能增強中國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對創造美好的曆史前途的信心。因此，對於這一成就，我們應有充分的估計。
第三個問題：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中最重要的經驗是什麽？對此，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見解，這是自然的。這裏我所要強調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不應被忽略的，即史學是文明時代的產物，而關注社會曆史的發展自亦是其本質屬性之一。20世紀中國史學，不論何種思潮，在關注社會曆史發展方麵，都有相通之處。新中國成立前，反侵略、反壓迫、愛國自強，是中國史學的時代精神的突出反映。新中國成立後，研究和撰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曆史，維護國家統一，增強民族團結，繼承優秀曆史文化遺產，推動中華複興，是史學家們的共同目標。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也是一條寶貴經驗。一位美國曆史學家說過：“和社會生活毫無關係的學問，簡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樂一樣，無權要求得到社會的支持。”[65]史學應關注社會生活、社會公眾、曆史前途，隻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罷了。對此，我們似不應有什麽誤解和遲疑，而是增強自信。
第四個問題：20世紀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最深刻的教訓是什麽？史學是一種事業，一種崇高而神聖的事業。同任何事業一樣，它也會經受挫折，會有教訓。20世紀中國史學所走過的道路，經驗固然很多，教訓也不少。回首百年，最需要我們記取的教訓是：史學的最高品格是實事求是，忠於曆史事實。維護史學的這個品格，就是維護史學的生命和權威。為此，一是不迎合、不隨風、不超然、不媚俗，恪守求真的宗旨和信史的原則。實用主義、形式主義、簡單化、絕對化等，曾經給20世紀中國史學帶來不少損失和危害，是應該引以為戒的。二是要善於識別打著“曆史科學”的旗幟，借用“史學”的術語而篡改曆史真相、踐踏史學尊嚴的政治騙術，如“**”期間泛濫橫流的“儒法鬥爭史”。這種以“史學”名義登場的政治，不僅對史學工作者有嚴重的欺騙性，而且極大地敗壞了史學的名聲和威信，使社會公眾對史學失去了敬意和信心。這是20世紀中國史學上最為嚴重的曆史性的沉重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史學工作者應當永遠記住這個教訓，並徹底清除它在社會公眾中所造成的關於史學的誤解和陰影，恢複史學應有的尊嚴。
中國曆史即將進入21世紀，中國史學亦將隨之進入21世紀。認清過往，是為了開辟未來；總結遺產，才能更好地創造新的業績。對於20世紀中國史學的深入研究和全麵認識，必將有利於21世紀中國史學的進步。
[1] 原載《曆史教學》2000年第3、5期。《曆史教學》雜誌自1999年至2000年年初，發表一係列文章，對20世紀的中國史學做了評介。承該雜誌的不棄，約我撰寫一篇綜論20世紀中國史學的文章，我乃勉強撰成此文。因文長，分為上、下兩篇發表。今收入本書，乃恢複其全篇麵貌。
[2] 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頁。
[3]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文德》，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78～279頁。
[4] 劉知幾：《史通》卷十《辨職》，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1頁。
[5] 吳縝：《新唐書糾謬》序，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3頁。
[6]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632頁。
[7] 鄧小平：《吸取曆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7～228頁。
[8] 參見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9] 參見於沛：《外國史學理論的引入和回響》，載《曆史研究》1996年第3期；張廣智：《超越時空的對話：我國新時期引進西方學術文化的若幹思考》，載《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10] 參見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頁；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頁。
[11] 參見白壽彝：《談史學遺產》，《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62～486頁。
[12] 參見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7頁；顧潮等：《顧頡剛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131～132頁；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1～765頁。
[13] 範文瀾、蔡美彪：《中國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白鋼主編：《中國政治製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全部出版；戴逸主編：《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沈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
[14]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86頁。
[15] 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7、10～11頁。
[16] 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6頁。
[17] 湯誌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39頁。
[18]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8～333頁。
[19] 陳黻宸：《獨史》，《陳黻宸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560～575頁。
[20] 陳黻宸：《陳黻宸年譜》，《陳黻宸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190頁。
[21] 陳黻宸：《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陳黻宸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675頁。
[22] 陳黻宸：《中國通史》，《陳黻宸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714～1012頁。
[23] 劉寅生等編校：《何炳鬆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51頁。
[24] 周穀城：《中國史學史提綱》，《周穀城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9～333頁。
[25] 王國維：《古史新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頁。
[26]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文集之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頁。
[27] 陳寅恪：《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頁。
[28]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文存》一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285、298頁。
[29]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胡適文存》二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70頁。
[30]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文存》三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93頁。
[31]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文存》一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280頁。
[32] 王煦華：《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一冊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21頁。
[33]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胡適文存》二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70頁。
[34] 胡適：《校勘學方法論》，《胡適文存》四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96頁。
[35] 陳垣：《中國史料的整理》，《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4～252頁。
[36] 陳垣：《論科學的考據與舊考據的不同一文審查意見》，《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471～472頁。
[37] 趙光賢：《中國曆史研究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134頁。
[38] 翦伯讚：《曆史哲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75～176頁。
[39] 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序言，上海：文風書局，1946年。
[40]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頁。
[41] 周穀城：《中國史學史提綱》，《周穀城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7頁。
[42] 胡繩：《胡繩全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7頁。
[43] 翦伯讚：《翦伯讚史學論文選集》第三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4頁。
[44] J.勒高夫等主編，姚蒙編譯：《新史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9～35頁。
[45] 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國曆史學》，《再思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23、125頁。
[46] 白壽彝：《關於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載《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3期。
[47] 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7頁。
[48] 翦伯讚：《翦伯讚史學論文選集》第一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2頁。
[49]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6頁。
[50] 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9～365頁。
[51] 翦伯讚：《曆史哲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22頁。
[52] 呂振羽：《呂振羽史論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3～615頁。
[53]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1頁。
[54] 胡繩：《胡繩全書》第3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4～255頁。
[55]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飲冰室合集》第12冊專集之九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6～28頁。
[56] 翦伯讚：《翦伯讚史學論文選集》第二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5～169頁。
[57] 翦伯讚：《翦伯讚史學論文選集》第三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4～399頁。
[58] 白壽彝：《把曆史知識交給更多的人——懷念吳晗同誌》，《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04、407～408頁。
[59] 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0頁。
[60]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引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頁。
[61] 李大釗：《史觀》，《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6～267頁。
[62]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第10冊專集之七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5頁。
[63] 範文瀾：《關於中國曆史上的一些問題》，《範文瀾曆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77頁。
[64]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給白壽彝同誌的賀信》（1994年4月25日），載《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5] 李德：《曆史學家的社會責任》，《美國曆史協會主席演說集》（1949—1960），何新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