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德森“類型學”的唯物史觀思想中,他不僅關注社會變遷的多樣性,而且凸顯了社會發展的係譜性,不僅探討了從奴隸製社會形態向封建製社會形態的革命性轉變,而且研究了封建製社會形態向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持續性變遷,既凸顯了社會形態類型的差異性,也強調了社會形態類型的係譜性。因此,盡管安德森本人讚賞馬克思的急風暴雨式的社會革命思想,但他仍把著眼點放在社會的持續發展的問題之上。①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講過,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建立,並不意味著對產生它的那個社會的全盤否定,而是保留了先前社會的大部分內容,尤其在它的早期,盡管在質上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例如,馬克思曾談及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以後,必然要保留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內容,因此,新的社會形式是多種因素相互滲透和結合的產物,社會發展也就表現為複雜多樣。同樣,安德森也把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和理念貫穿於自己的分析和研究中。
對於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安德森認為,它是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和古典古代生產方式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在這一共同作用中,更加突出了古典古代生產方式在其中所發揮的重要影響。他說道:“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歐洲的興起,隻有打破曆史時間總體直線發展觀念才能獲得解釋。通向資本主義的曆程不是展現了一種循序漸進的編年史,而是顯示出在一種生產方式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另一種生產方式遺產的存留效應,這種遺產的符咒作用在向第三種生產方式過渡時的活化作用。”②這裏,所謂“一種生產方式居主導地位的時代”,即指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占據著主導地位,而“另一種生產方式遺產的存留效應”,即指古典古代奴隸製生產方式的作用和影響。簡言之,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乃至發展而言,古典古代遺產的複興或者說文藝複興運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在安德森看來,這一古典古代遺產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首先,歐洲封建主義存在一種古代的“市政遺產”,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積極、更有力地促進了城市的發展,並且,市民社會中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法律觀念。其次,歐洲封建主義農村存在一種獨特的采邑製度,而古代羅馬法為一種“有條件的私人土地產權”向另一種“絕對的私人土地產權”的轉變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法律前提和保障。再次,歐洲封建主義的古典文化遺產出現了全麵複興,“在近代早期,古代的哲學、曆史、政治和科學思想——更無須說文學和建築學——突然獲得了新的活力和現實性”①。因此,正是古典古代遺產的全麵複興或文藝複興運動對資本主義的產生起到了巨大作用。
由此,安德森斷言:“古代生產方式和封建生產方式的聯結必然在歐洲產生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種關係不僅僅是曆時係列,而且在某個階段也是共時組合。在封建主義的現在中,古典的過去再次蘇醒,幫助資本主義的未來興起。它既比想象的更遠離後者,又令人驚訝地更接近於後者。因為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的誕生也伴隨著古代的再生。”②如果按照曆史主義的看法,古代文明在前,封建文明在後,封建文明要比奴隸文明更加先進,但從文藝複興對於古典遺產的重新喚醒來看,奴隸文明絲毫不遜色於封建文明;如果按照結構主義的說法,資本主義的產生是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矛盾運動的結果,這就排除了文藝複興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際影響。可見,安德森的這一理解既不同於曆史主義的主張,也不同於結構主義的觀點,而是認為資本主義是在奴隸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時間交叉和空間交錯中產生的。奴隸主義和封建主義既是一種曆時序列,也是一種共時組合,正是在這種時空交錯中才產生了歐洲的獨特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同樣,安德森對比了歐洲的封建主義和日本的封建主義,注意到兩種完全不同的曆史係譜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同結果。日本也出現過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其特征與歐洲封建主義的結構特征相類似,但其結果卻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歐洲在封建主義之後自動產生出了資本主義,而日本卻是在外力的武裝入侵之下被動走上了資本主義。原因何在?在安德森看來,這一共同的封建主義的結構特征無法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隻有從兩者不同的曆史係譜中才能找到其真正的根源。就其起源來看,歐洲的封建主義是在原始公社製和古代奴隸製兩種要素的衝突和融合中形成的,而日本的封建主義是在中央集權帝國的長期衰落中形成的;就其采邑製度來看,盡管歐洲的封建主義與日本的封建主義都存在著“效忠——封地——豁免權”混合而成的采邑製度,但兩者之間卻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前者的契約關係更為互惠和平等,而後者的契約關係更為單向,義務更廣泛,權利更武斷;就其法製觀念而言,歐洲的法律製度沿用了古代羅馬法,而日本卻源自親緣關係。因此,正是歐洲封建主義和日本封建主義在其產生和根源上的顯著差異才造成了歐洲封建主義與日本封建主義截然不同的走向和結局。
對此,有學者提出疑問,這一歐洲封建主義的獨特類型概念能否適用於日本的社會形態?因為中世紀的歐洲與幕府的日本之間不僅在起源和曆史係譜中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社會結構方麵也存在極大的差異,因而無法使用這一共同的封建主義的概念範疇。實質上,這一封建主義的類型概念就是一個甚為局限的概念,隻適用於對歐洲封建主義社會形態的獨特性的理解中,而無法適用於對日本封建主義社會形態的獨特性理解中。因此,要想為亞洲地區日本的社會形態的曆史發展規律提供一種行之有效的科學解釋,就需要另外一個不同的總體性概念才能予以完全理解。同樣,對於世界上不同的地區和國家的曆史發展道路而言也是如此,安德森不僅試圖為歐洲地區和國家的曆史發展道路建立起社會形態的“類型學”,而且也試圖為世界上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曆史發展規律建立起社會形態的“類型學”,由此形成一種基於“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的社會形態的科學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