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對於主體問題，尤其是階級問題的探討，並沒有像英國曆史學家湯普森那樣寫出一部令世人稱讚的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來闡發自己的觀點，但他通過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爭論》中與湯普森有關主體問題爭論的相關章節中進行了相對集中而明確的論述，最終得出了有關階級的一種結構性界定。
(一)主體的曆史決定論
在湯普森看來，曆史不是一個無主體的過程，而是一個‘無法掌控的人類實踐’,其中，每一小時都是“一個形成的時刻，一個選擇可能的時刻，一個前代人與後代人較量的時刻，一個對立(階級)形成和鬥爭的時刻，或者是一個‘欺騙’跡象的時刻”①。因此，曆史就是主體的曆史，既是個體主體不斷進行活動的實踐過程，也是階級主體之間相互較量和彼此鬥爭的實踐過程。同樣，湯普森把曆史的主體看作“永遠困惑、永遠複興的代理人”,指出曆史唯物主義的真正經驗是“我們人類在自身曆史存在中的主要矛盾，部分是主體，部分是客體，是我們自身無意識的決定論的有意識的代理人”②。在此，“代理人”就是指主體，認為人類既是主體，又是客體，從而在積極和消極的雙重意義上來使用主體的概念，但更多時候，湯普森把主體看作自由的代理人，而非消極的代理人。“無論我們得出怎樣的結論，在無盡衰弱的有關前定和諧和自由意誌的爭論中”,我們應該把我們設想為是“自由的”(阿爾都塞卻不允許我們這樣思考)。③因此，在湯普森有關主體概念的界定中，主體就變成了一種完全的自由的意誌的存在者，而無須任何曆史決定論的前提和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湯普森把階級主體看作階級意識或階級意誌的表達，從而使曆史成了階級意識或階級意誌相互衝突和鬥爭的產物。在他看來，“曆史的‘結果’不是通常所認為的無數相互衝突的個人意誌總和的無意識產物，因為這些‘個人意誌’有其‘特殊的生活條件’,一直受階級方式的製約，如果曆史結果被看作是對立階級的利益和力量衝突的結果，那麽,我們也許就會明白人類代理人如何產生一種無意識的結果”①。然而，作為社會主體的階級是一種集體的存在，階級意識也是一種集體的意識，如果我們進一步追溯階級意識的話，就會回到個體意識的問題上。對於個體意識的作用問題，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平行四邊形理論(parallelogram of forces),認為“曆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誌，又是由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曆史事變”②。這裏依然存在一個問題，即有意識的個體意誌如何產生出無意識的曆史結果?湯普森的回答是，如果我們用階級意誌取代個體意誌的話，那麽這一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然而，在安德森看來，無論是個體意誌還是集體意誌，兩者總是存在一種無限的回歸和循環，個體的男男女女受階級的製約，同時，階級又是由個體的男男女女所構成的。即使湯普森用階級意誌取代了恩格斯所說的個體意誌，但其觀點依然是一種唯意誌論的解釋。這裏，湯普森的曆史主體的概念就犯了雙重錯誤：第一，他把曆史主體等同於主觀意誌或主觀抱負的活動；第二，他忽視曆史主體的客觀基礎和客觀條件，忽視了必然王國中不可還原的物質匱乏的限製。因此，對於曆史主體的問題，我們不應該僅僅從主觀的意識層麵來構建，而應該回到客觀的所有製關係中來建構。從根本上說，正是這一階級的客觀位置才產生了階級的主觀意識和行為，此處無須進一步解釋。如果把曆史主體的概念局限於一種完全自由的意誌論的層麵上，就是一種基本無效的分析；如果把曆史主體的概念限定在一種相對自由的決定論的層麵上，就是一種科學有效的分析。
對於安德森而言，曆史主體的概念應在曆史決定論的層麵上加以理解，但他並沒有完全取消曆史主體的積極性和能動性，而是充分肯定了曆史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在他看來：“即便在嚴格決定論的前提下，假如我們通過代理人意味著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那麽這一代理人的概念也可以保留。”①他進一步區分了三種不同性質的主體的工程：首先是一般的個人工程，如計劃的製訂、婚姻的選擇、技能的培訓，家庭的供給，取名字等。這些工程對個人而言是極有目的的事情，但卻被刻寫在現存的社會關係之中；其次是一些集體的或公共的工程，如宗教運動、政治鬥爭、軍事衝突、外交事務、商業探險和文化創造。無論它們多麽崇高或悲壯，在很大程度上都局限於一種自發的範圍，追求著某種局部的目的；再者是這樣一些集體工程，如早期的政治殖民，宗教異端或文學烏托邦。嚴格來講，這一工程的典型代表是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它們始於一種自發的政治反抗，止於一種政治司法的重建。最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民眾的工程，即現代意義上的工人階級運動，也是曆史唯物主義創始人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的運動，是一種試圖變革現存社會關係的集體性工程，其最典型的標誌是20世紀初俄國的十月革命。①所有這些工程都是積極的主體性的工程，但社會主義工程與前麵的個體或集體的工程性質完全不同，如果說前麵的工程是在個人的或局部的層麵上極有意義和目的的事業，那麽社會主義工程就是在整個社會的層麵上極有意義和目的的事業。
顯而易見，湯普森的曆史主體的概念是一種“自我決定論”之下的完全自由的主體，它在階級意識和階級意誌的表達中呈現出一種完全的自由意誌的麵貌，形成了有關曆史主體的主觀決定論思想；而安德森的曆史主體是一種“曆史決定論”之下的積極的能動的主體，它在階級的客觀基礎和客觀條件的限定下呈現為一種相對的自由意誌的身份，形成了有關曆史主體的客觀決定論思想。
(二)階級的客觀決定論
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湯普森對英國工人階級給予了一種完美的詮釋和演繹，並在有關階級傳統、階級文化和階級意識的形成中再現了英國工人階級的自我成長曆程。然而，安德森卻對這一詮釋和演繹進行了尖銳批判，從“共同決定論”、階級意識的主觀標準和階級形成的曆史分期三個方麵做出了全麵的批判，得出了一種階級的客觀決定論的思想。
首先，安德森批判了湯普森的“共同決定論”思想。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開篇之處，湯普森宣稱：“工人階級並不像太陽那樣在預定的時間升起。它出現在它自身的形成中。”它“在被形成時，也自己形成了自己”。①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的形成既是消極的和被動的，同時也是主動的和積極的，或者換言之，工人階級既是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製度的自發產物，也是階級意識和階級文化熏陶的自然結果。在安德森看來，這一宣稱實際上暗含著一種“共同決定論”的思想，對於主體論(主觀的自由性與積極性)和“條件論”(客觀的決定性和必然性)進行了雙重宣誓，然而，這一雙重的宣誓卻僅僅變成了一種口頭的承諾而沒有得到任何實際的驗證。首先，湯普森缺少對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無產階級的形成、發展與變遷以及整個曆史過程的考察。“在這一曆史過程中，各種手工業組織、小私有者、農業勞動者、家庭工人和臨時窮人被逐漸集中、分配和淪為資本的勞動條件，開始是對工資合同的正式依賴，最後是對機械生產方式一體化的真正依賴。在1790年到1830年，資本積累的參差不齊的時間節奏和斷裂以及不均勻的空間分布與轉換不可避免標誌著這一初生的英國無產階級的構成與特征。”①其次，他缺少對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包括商業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等經濟和政治事實的考察與分析。“事實上，一個殘酷的經濟事實是，倫敦在整個19世紀仍然是一個食利者，由宮廷和城市主導的商業和官僚資本——在某些方式上更接近於維也納或馬德裏而非巴黎、柏林或聖彼得堡——它是英國政治上激進的工人階級運動出現的主要障礙。”②再者，他缺少有關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對整個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影響的重要論述。“事實上，西方的整個意識形態世界都被這兩次巨大的變革改變了……他們的重要影響，尤其是法國革命的影響，與民眾對犯罪的態度相比，對於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形成來說是極其巨大的。”③最後，他缺少對19世紀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等意識形態的重要說明。“在拿破侖時代，由國家所係統規劃和安排的民族共同體的意識也許比之前世紀的任何時代都是一個更加重要的事實。”④可見，隻有通過對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構成、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世界性影響以及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直接論述，才可能在“主體論”和“條件論”的雙重決定中來裁決英國工人階級的集體自我決定的部分。但是，湯普森卻把這種複雜的主客觀共同決定的整個運動變成了“遭遇與反抗的簡單的辯證法”,而這一辯證法又內在於階級的主觀構成之中。因此，在安德森看來，湯普森就把這一“主體論”和“條件論”的雙重決定作用轉變為一種主體的自我決定作用，而沒有涉及階級的客觀決定作用，形成了一種主觀意誌論的模式，背離了馬克思有關工人階級的唯物主義的研究框架。
其次，安德森批判了湯普森有關階級意識的主觀標準。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湯普森在談到階級的形成時認為，階級隻有在明確意識到自身的階級利益身份，並與其他階級的利益身份相對立時，階級才能真正形成。“當做為共同經驗(繼承的或共享的)結果的一些人感受並表述他們之間的利益身份，並與其他人的利益不同(或通常相反)時，階級就產生了。”①同樣，在《理論的貧困》中，湯普森也表達了這一思想，他試圖在階級經驗和階級意識的區分中來確證階級意識對於階級形成的重要性，並得出階級意識是階級形成的真正標準。“由於在決定性生產關係中的人們開始認識到他們的對立利益，並以階級的方式開始鬥爭、思考和評價時，階級就產生了。階級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所誕生的——或不自覺進入的生產關係所決定的。階級意識是以文化的角度來處理經驗的方式：體現在傳統、價值體係、觀念和製度形式中。假如經驗是被決定的，階級意識則不是……階級被人們定義為好像他們經曆了他們自己的曆史，並且最終這就是唯一的定義。”②因此，湯普森把階級意識看作階級形成的唯一標誌，並在考察18世紀的英國社會時得出了“沒有階級的階級鬥爭”的重要命題。
然而，安德森認為，如果把階級意識看作階級形成的主觀標準，那麽這一界定將存在著極大的矛盾和困難。第一，這一界定並不符合重要的曆史事實或曆史證據。因為在曆史上，階級不斷出現，但階級意識尚未出現，他們在共同的鬥爭中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對立利益。實際上，這一階級的術語也隻是19世紀才出現的一個新的詞匯，例如古希臘羅馬製度下的奴隸、中世紀等級製下的農民、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工人並沒有以階級的方式鬥爭和思考，但它們已然構成了一個階級。也就是說，如果把階級意識看作階級形成的唯一標誌，那麽就無法將這一階級的概念應用於階級意識尚未被意識到的曆史時期之中。因而，湯普森的“沒有階級的階級鬥爭”的這一命題本身就包含了階級、階級鬥爭和階級意識三者的自我矛盾和循環論證，因為階級形成於階級意識之中，階級意識形成於階級鬥爭之中。因而，在安德森看來，階級還未形成時就存在階級鬥爭的這一說法是荒唐的，至少不應該使用“階級鬥爭”的詞匯，而應該用其他更為恰當的詞匯來代替。第二，如果把階級意識當成階級形成的唯一標準，那麽必然會造成這一結果。通常情況下，兩大對立階級的階級意識不是同時形成的，而是先後形成的，因此就會出現一隻巴掌鼓掌的狀況。第三，如果把階級意識當做階級形成的唯一解釋，那麽階級意識的不斷變化是否會對階級形成產生影響?因為階級意識的獨立性並不能保證階級意識的穩固性，當階級意識發生變化，尤其是當階級意識衰落時是否意味著階級也在衰落?階級意識的消失是否意味著階級也在消失?毫無疑問，英國工人階級在憲章運動之後，陷入了一個長期的曆史的低迷期，這一變化首先體現為階級意識的變化，這一階級意識的變化是否會影響到階級的客觀存在呢?因此，在安德森看來，要想維護階級概念的普遍適用性，就需要對它做出某種結構性的定義，把階級與客觀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方式相聯係，而非把階級與主觀的階級意識相關聯，從而能夠在缺乏階級意識的曆史狀況中來看待和認識階級形成與發展的整個曆史過程。
最後，安德森認為湯普森有關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曆史時期的定位是錯誤的。在湯普森看來，英國工人階級真正形成於19世紀30年代，因為在這一時期它完成了一種新的工人階級的身份意識，這不僅體現在當地的工人協會和全國的總工會中，而且體現在1831—1832年《權利法案》的改革中。他稱讚道：“工人們不應該僅僅被看作是永恒消失的群體。55年來，他們帶著無比的堅毅培育出了自由之樹。我們為了這些年的英雄文化而感謝他們。”①然而，安德森卻反駁說英國工人階級並沒有形成真正的階級的身份意識，即便在19世紀30年代形成了一種工人階級的身份認同，但隨後也被19世紀80年代的勞工主義的身份意識所改變了。他指出：“假如我們采用任何工人階級的兩種基本尺度——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的客觀構成與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主觀構成——我們應該得出結論，英國無產階級根本不是形成於1832年：假如它形成於1832年的話，那麽它的第一個化身也被第二個化身奇特而係統地改變了。”②在他看來，如果說19世紀40年代早期可以被看作英國工人階級的英雄時代，那麽19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則陷入了一種深層的停頓，而19世紀80年代之後又陷入了一種典型的勞工主義而非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當中。
同樣，《新左派評論》的其他成員也表達了與安德森相類似的觀點。湯姆·奈恩(Tom Nairn)認為，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9世紀40年代憲章運動的時期是英國工人階級的早期的反叛期，而19世紀40年代之後它迅速變為了一個被馴服的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狹隘主義和功利主義相結合，形成了一個又一個適度的改良主義和合作主義。維克多·基爾南(Victor Kiernan)也宣稱道，隨著憲章運動的結束，新的工人階級並沒有重塑國民生活，而是封閉於勞工主義、自我同化和政治冷漠之中。加雷斯·斯坦門·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則把19世紀80年代之後的勞工主義的新模式稱為“英國工人階級的重塑”。①
可見，在安德森對湯普森的全麵批判中，對共同決定論的批判可能是三種觀點中最具說服力的一個。盡管湯普森明確宣稱階級形成是主客觀環境的共同產物，但實際上他隻強調了階級形成的主觀因素，而忽視了階級形成的客觀要素，因而在對階級的界定中存在一種主觀主義或唯意誌論的基本框架，傾向於把階級等同於階級意誌或階級抱負，過度誇大階級自身的曆史功能和作用，最終得出某種帶有欺騙性或誇張性的結論。
此外，湯普森有關階級的這一主觀主義或唯意誌論的界定所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他忽視了階級的客觀結構和客觀過程，因為階級意識是階級形成的一個絕對標準，似乎沒有階級意識就不存在階級，從而忽視了階級形成的客觀因素和條件。尤為重要的是，湯普森在階級的界定中采用了曆史唯物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基本概念，但隻是把它看作階級形成的一個假設的前提，而沒有充分探討生產關係的基本特征，也沒有使用生產關係的基本特征來定義階級形成的曆史過程。或者說，生產關係僅僅是湯普森所假定的一個曆史前提，即生產關係將人們劃分為不同的階級狀況，階級狀況導致人們在階級利益的衝突和對抗，由此形成了階級鬥爭的條件。當人們經曆或應對他們的階級狀況時，階級經驗乃至階級意識就從階級鬥爭中產生出來，從而形成真正的階級。在這種意義上講，階級鬥爭先於階級，而生產關係先於階級鬥爭。因此，生產關係也僅僅存在於湯普森的理論假設之中，而沒有成為其曆史探討的一個真正對象。
由此，安德森放棄了湯普森對於階級的主觀主義界定，而肯定了柯亨對階級的客觀主義界定，即“一個人的階級僅僅隻是由其所有關係網中的客觀位置所構建的……其意識、文化和政治並不進入對其階級位置的界定中。事實上，這些排除是為了保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質特征，即階級立場極大地限製了意識、文化和政治”①。在安德森看來，C.A.柯亨對於資本主義經濟中無產階級的結構位置，以及對階級產生的全部可能的生產關係的說明是極為清晰而巧妙的，它確立了階級與生產方式之間的客觀關係而獨立於階級的主觀意識和文化，這裏無須進一步解釋。最終，安德森走上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傳統框架和觀點，得出了有關階級的結構主義同時也是對唯物主義的界定，他認為最根本的客觀結構是主導的生產方式，而在主導的生產方式中，最基本的是生產關係，即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所處的結構、地位、作用和結果將是階級劃分的主要依據和標準。
然而，關鍵的問題是，這一由生產方式所構成的結構性定義能否真正說明階級的形成過程?因為生產關係不等同於階級關係，前者是一個經濟學範疇，後者是一個社會學範疇，如果單純通過生產方式或生產關係來定義階級，僅僅隻能說明階級的客觀位置，如果與曆史相關聯的話，至多也隻能說明階級的客觀形成，而無法說明階級的主觀形成。當我們從階級的客觀形成轉向階級的主觀形成時，一種結構性的定義就無法說明階級的自我形成過程。因為階級不是一堆茫然的、被動的原材料，而是一群有意識的、有目的的存在主體，他們的形成遠無法僅通過客觀過程加以理解。“任何模式都無法告訴我們在過程的某一‘階段’,什麽才是‘真正的’階級形成，……在這個過程中，男男女女帶著他們繼承的文化和期望，‘在社會關係的總和’中經曆著各自的生產關係，體驗著他們依然被社會規定的狀況，並以文化的方式來處理這些經驗。”①因此，生產方式對於階級的主觀構建或階級的自我形成而言就存在明顯的差距，即使我們通過演繹推理從階級地位的地形圖上完美地解決階級的定位分布問題，階級如何自我形成的問題卻依然存在。
對於這一階級的自我形成，湯普森的這一主觀主義的界定可能就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在他看來，“階級不是機器的這部分或那部分，而是機器一旦發動所運行的方式——不是這一利益或那一利益，而是不同利益間的衝突——運動本身，熱情和喧嚷。階級是一種社會的和文化的構成(通常會找到製度的表達),它無法被抽象或孤立地加以界定，隻能按照與其他階級的關係加以界定；並且最終，這一界定隻能以時間為媒介——即行為和反應、變化和衝突。當我們談論階級時，我們正在思考一種被鬆散界定的一群人，他們享有同樣的利益聚合、社會經驗、傳統和價值體係，他們傾向於作為階級而行動，傾向於以階級的方式在與其他群體人們相關的行為和意識中來界定自己。但階級本身不是一種事物，而是一種發生。”①因此，在湯普森對於階級的界定中，階級不是鐵板一塊的凝固化的集體，而是由獨立的個體所結成的鬆散的集團或群體，同時，階級不僅是一種結構化的存在，而且是一種動態化的過程，階級不僅是經濟利益的體現者，而且是社會與文化關係的承載者。在他看來，“階級是經濟的，同時也是‘文化’的結構；要在理論上強調一個方麵對另一個方麵具有優先的地位是不可能的”②,“工人階級的形成不僅是經濟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實。它不是工廠製的自發產物，也不應當想象有某種外部力量(即‘工業革命’)作用於一種‘新人類’。工業革命過程中變動的生產關係和勞動條件並非施加在這種原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國人身上”①。這樣，湯普森就在對階級的主觀意識、主觀文化和主觀行為的宣稱中走向了對於階級自我形成的解釋，在某種程度上糾正了安德森有關階級的客觀主義界定的缺陷和不足。正如加拿大學者艾倫·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指出的，湯普森的階級概念的優勢在於，它能夠在缺乏階級意識的曆史狀況下識別並說明階級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如階級鬥爭；而那些對階級采取結構性定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缺乏清晰可見的階級的自我意識時，則無法有效說明階級的形成及影響，而且，對於那些宣稱階級概念不過是在毫無曆史證據的情況下從外部強加的一種意識形態的理論構想的觀點，也無法做出有效回應。②
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階級理論所應承擔的任務不僅要識別出階級的結構定位，而且也要解釋階級的自我形成。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一文中提到了階級意識對於階級形成的影響和作用：“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式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相互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隻存在地域的聯係，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係，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①這樣，馬克思的論述就為階級理論留下了諸多的理論任務，例如如何看待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如何使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實際上，無論是安德森對於階級形成的客觀主義界定，還是湯普森對於階級形成的主觀主義界定，他們都隻是涉及了階級形成的一個方麵，如果能夠把兩個方麵加以結合，將會看到有關階級的客觀形成和主觀形成的全麵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