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英國當代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安德森始終遵循著曆史唯物主義的經典原理，堅守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陣地，保衛著社會主義的前沿哨所，在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和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遺產三種資源的交叉綜合中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
這一“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始終把曆史、現實和未來密切關聯在一起，曆史的解釋、現實的困境和未來的理想都成為了其核心而重要的主題。未來理想依托於現實困境，現實困境源自於曆史狀況，同時，解釋曆史是為了理解現實，理解現實是為了實現未來，三者相互關聯、有機統一，共同構成了安德森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中的曆史脈絡和邏輯框架，其中所貫穿的一條主要紅線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安德森始終期待著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階級運動或者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實踐之間的真正統一。
實踐論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本人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最集中論述的也是實踐的觀點。他在第一條、第二條和第八條中分別寫道：“從前的一切舊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隻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使從和主體方麵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麵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都是實踐的。”①可見，實踐論構成了馬克思思想中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基本內核。同樣，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葛蘭西的解讀中，馬克思的思想也被稱為“實踐哲學”。更為重要的是，革命的實踐論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的目的訴求：“哲學家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①
同樣，這一革命的實踐論成為了英國新左派的最終目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文化也成了英國新左派的革命實踐論的不可或缺的理論內核。然而，以安德森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學派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更為經典的理論工程，強調了列寧意義上的實踐論，試圖開創出一種“革命的政治學”;而以湯普森為代表的曆史主義學派則延續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程，更多地強調了文化的革命策略，試圖開創出一種“革命的文化學”。但無論如何，兩者僅有助於形成英國“革命的理論學”,而無法形成“革命的實踐論”。
作為英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安德森堅持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統一的標準，不僅試圖開創出一種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繁榮局麵，而且努力創造一種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階級運動相結合的實踐格局。但總體上，這一理論的繁榮與實踐的蕭條之間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
一方麵，安德森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工人階級解放的重要性。他遵循列寧的經典格言，認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②。在對英國國家文化的全麵批判中，安德森指出由於英國傳統文化的經驗主義性質以及它對理性的本能的不信任態度，英國沒有產生出任何總體性的社會理論，尤其缺乏任何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既沒有產生出像列寧那樣的經典作家，也沒有產生出像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由此，他得出了對於英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的否定判斷和結論，並試圖借鑒“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開創出一種英國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在他看來，這一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實質就是一種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其目的在於激發起英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和革命行為。因為他相信，革命的理論有助於革命的文化，而革命的文化有助於革命的行動。
從某種意義上說，安德森對於這一理性主義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創建就是成功的。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安德森及其《新左派評論》《新左派書局》或《左翼出版社》的努力下，安德森對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全麵係統的翻譯和出版。這一翻譯和出版事業一方麵影響了安德森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觀，使他在法國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影響下形成了以他為首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並與以湯普森為首的曆史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之間進行了長期而持久的論戰；另一方麵，它也影響了英國整整一代左派學者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認識，形成了一種多元的英式馬克思主義文化，出現了以湯普森為代表的曆史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安德森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柯亨為代表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以威廉斯和霍爾為代表的文化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流派。在此意義上，安德森對於歐洲大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的外來引進就促進了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本身的繁榮和發展，改變了20世紀60年代之前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的衰弱和貧困的狀態，使得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並在世界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格局中占據了一席之地。
在此基礎上，英國新左派就形成了一種極具本土化和地域化的英式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文化體係，開啟了一種有關曆史唯物主義的多元的解釋範式，從曆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地理的和生態的不同視角和層麵切入，不斷發展和完善了馬克思本人所開創的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體係。如以湯普森和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為代表的曆史主義學派開創了一種新曆史主義的思維範式，試圖從英國和世界的曆史序列中來尋找社會主義的主體根據，賦予民眾一種真正的曆史作用；以安德森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學派開啟了一種“類型學”的唯物史觀的思維範式，試圖從結構的空間層麵來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普遍性，嚐試給出一種融經驗與理性、曆史與邏輯的論證；以雷蒙德·威廉斯和特裏·伊格爾頓為代表的文化主義學派創立了“文化唯物主義”的研究範式，試圖從文化領域來尋找社會主義的現實依據；戴維·哈維(David Harvey)則借助於曆史地理學開創了一種新的曆史一地理唯物主義的思維範式，試圖發展出一種集時間的發展性和地理的空間性相統一的整體論思想。同時，也出現了
諸如G.A.柯亨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戴維·佩珀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等思維範式。①
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說，安德森對於這一理性主義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創建就是失敗的，因為這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並沒有真正塑造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更為嚴重的是，這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沒有帶來革命的社會主義實踐。
另一方麵，安德森強調了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和工人階級的革命實踐的重要性。他采用了列寧的經典名言，認為“正確的革命理論……隻有同真正群眾性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的實踐密切地聯係起來，這些條件才能最終形成”①。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隻有直接和群眾性的革命運動相結合，才能產生最廣泛的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但令人遺憾的是，安德森所開創的這一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事業並沒有激起英國工人階級的相應的革命意識和行為。因此，政治上的無為成了安德森革命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顯著弱點。
從英國本土的社會主義實踐來看，核裁軍運動(CND)是英國新左派最具標誌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形式之一。所謂核裁軍運動，是指發生於1958—1964年以英國新左派知識分子所領導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其基本目標是反對核軍備競賽，主張推遲、禁止、甚至完全取消英國和其他國家的核武器、核軍備和核試驗，要求英國政府首先采取單方麵的行動削減核武器，停止軍備競賽，從而帶動美蘇兩國削減核武器等行為。然而，這一核裁軍運動卻曇花一現，最終失敗。在1960年10月的工黨年會上，支持英國單方麵核裁軍的意見贏得了大多數人的讚同，而在1961年工黨的斯卡伯勒年會上，反對英國單方麵核裁軍的意見占據了相對優勢。最終，核裁軍運動就在這一民主的選舉原則之下遭受重創，並以失敗而告終。對於這一運動的失敗，威廉斯回憶說：“1961年核裁軍運動的逆轉是一種令人震驚的打擊。”彼得·塞奇威克(Peter Sedgwick)也說道：“1961年的失敗標誌著第一代新左派作為政治運動的終結。”②從表麵來看，這是一場英國民眾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社會運動；從深層來看，這是一場意義重大的反資本主義的運動，也可被看作一場社會主義運動的預演。
正如英國新左派學者所認為的，這一核裁軍運動的失敗標誌著第一代新左派的政治運動的終結。可以說，核裁軍運動一方麵反映了英國工人階級和底層中產階級借助於核武器問題而進行的一種新的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另一方麵反映了英國新左派對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激進的文化批判傳統。在安德森看來，這一文化批判傳統源自於英國的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批判運動，也是一種基於人本主義和道德主義的批判運動。盡管這一批判傳統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極具理論的智慧和卓越，但在其關鍵的策略問題上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方案和措施，在其現實性上也沒有任何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正如核裁軍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科林斯(Collins)在自傳中寫道的：“如果核裁軍運動希望完全成功的話，需要考慮政治上的有利條件，並將自身融入到英國政治的現實中。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在工黨內贏得對核裁軍政策的支持。最終，50年代左派的三種趨勢——新左派、核裁軍運動和工黨左派都沒能提供對於現狀的一種切實可行的替代。”①
對於核裁軍運動失敗的緣由，安德森提供了一種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分析。在他看來，英國的核裁軍運動的實質是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對抗和鬥爭。核裁軍運動本身是二戰後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冷戰的具體表現，它實際體現於具體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各個層麵，是“資本主義經濟體製與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之間的鬥爭，資本主義議會製與社會主義獨裁製之間的衝突，帝國主義體製與天然的國家體製之間的競爭，技術平等的軍事體製與互相自殺的軍事體製之間的對抗”①。然而，第一代英國新左派所領導的核裁軍運動僅僅集中於軍事層麵，它在客觀上把對整個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挑戰變成了一種道德主義的運動，並受到了國家主義的嚴厲批判。從道義上來講，這一核裁軍運動無論對於新左派還是其他黨派、組織或民眾而言都是極具吸引力的；但從現實來講，這一核裁軍運動就無法被英國的執政黨和多數英國民眾所接受。因為與美蘇兩國相比，英國的核武器規模要小得多，作為一種保護、防衛和威懾的手段而言，這一核力量的存在對於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以及獨立的外交政策來說是必要的。此外，核裁軍運動作為一種民眾運動，隻是通過民眾的社會輿論來影響政府，而不是通過法律或強製手段來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同時，這一運動的領導者由於不願意或害怕動員民眾力量而沒有真正動員民眾的潛在力量，因為民眾運動必須保持參與者持續不斷的熱情，否則**過後便會煙消雲散。因此，核裁軍運動的失敗不僅意味著英國第一代新左派運動的終結，同時也意味著英國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理論策略的失敗。
因此，在第一代新左派運動終結的情況下，以安德森為代表的第二代英國新左派走向了一種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路線。與人本主義或道德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同，它不是通過道德的或人性的理由來批判和譴責資本主義，試圖通過一種改良的文化革命策略來實現社會主義，而是試圖通過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特征的科學分析和理性認識，試圖通過一種激進的政治革命策略來實現社會主義。即使如此，這一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依然沒有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階級實踐之間的密切結合，兩者之間仍舊同樣存在著嚴重的分裂。因此，以安德森為代表的第二代英國新左派的革命社會主義的政治策略模式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向社會主義實踐的轉變而言依然是微乎其微的。實際上，這一理論的批判從未走向實踐的批判，這一理論的政治學也從未走向實踐的政治學。
從更廣泛的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實踐來看，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法國“五月風暴”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國家興起的形形色色的新社會運動，構成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最為嚴峻的挑戰和威脅。正如安德森自己所認為的：“1968年法國五月暴動標誌著這方麵的一個深刻的曆史轉折點。近五十年來第一次在發達的資本主義製度下——在和平時期，在帝國主義繁榮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條件下——發生一場大規模的革命**。”①這一新的社會運動盡管存在著多元的革命主體、不同的革命目標和多樣的革命形式，但作為革命社會主義運動的必要補充和潛在力量，將成為反抗資本主義的同盟軍。在此基礎上，安德森以法國“五月風暴”為契機做出了樂觀預判，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階級實踐之間的結合將會到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群眾實踐之間，以工人階級的實際鬥爭為導線，重新開辟一條革命線路的機會已大大增加。理論和實踐的這樣一種重新結合的結果，將改造馬克思主義本身——重新創造出曾在當年產生曆史唯物主義奠基人的那些條件來。”①然而，美好的預言並沒有實現，安德森所設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實踐之間的結合並沒有到來，資本主義依舊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依舊在理論的道路上緩慢前行。
如果對這一社會主義運動失敗的深層原因進行探討的話，這一失敗也是安德森的革命社會主義策略本身的失敗。首先和最重要的一點是，安德森沒有把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科學有關創建黨派的思想整合到其革命社會主義的策略中，他不是把黨派看作加強政治教育和動員民眾的唯一途徑，而是把獨立的知識分子看作加強思想教育和動員的一種重要手段，認為隻有獨立的知識分子才能灌輸給工人階級有關社會主義的知識和信念，使他們走上真正革命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他既沒有提出任何構建黨派或組織的思想，也沒有參與任何民眾的實踐運動，這使革命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社會主義的思想失去了與工人階級運動結合的任何機會。如果進一步追溯的話，這一政治上的無為不僅是安德森自己的策略視角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而且也是英國新左派自身所處的曆史與社會環境所決定的一個必然後果。更廣泛來說，這是整個世界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新左派所麵臨的一個無法解決的現實困境。
因此，這一失敗也是英國新左派乃至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整個新左派所固有的一個理論弱點和內在缺陷。正如林春所認為的，英國新左派隻是強調了文化的政治批判和社會批判功能，既沒有與現實的政治立場和政治運動密切結合，也沒有闡明任何未來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長期計劃，這就是一直以來未能解決的真正問題所在。“一種激進的思想和理論分析如何直接作用於政治?或者換言之，一種活躍的但孤立的智性力量能夠在社會變革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它部分也是這樣一個問題，由於激進的理論學者在政治中是完全邊緣化的，因此，如何把理論轉變為具體的政治討論?(事實上，它也是社會主義運動所需要的理論如何產生的問題)它部分是這樣一個問題，這些文化層麵的鬥爭如何影響到現實運動的代理人和潛在的代理人?”①實際上，這些問題遠遠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或彌補，它依舊是一個有關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與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和文化進行鬥爭的全部問題，也是一個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階級實踐或社會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相統一的重大問題。
對於安德森的這一革命社會主義策略，保羅·布萊克裏奇作出了一種辯證的評價：“假如安德森的視角是正確的，那麽一個社會主義者所采取的唯一重要立場將是堅決反對資本主義。然而，假如安德森的視角是錯誤的，那麽諸如1995年的法國罷工，1999年西雅圖的反資本主義示威遊行，2002年阿根廷的革命動亂等就反映出工人和其他民眾聯合反對資本主義的潛能，並通過這些鬥爭發展出種種的意識和組織，必然開啟大眾的國際反新自由主義轉向社會主義鬥爭的過程。那麽,社會主義者必須使他們參與到這一運動中，並使其轉向社會主義的方向。實際上，一旦我們拒絕斯大林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任何等式，無論如何批判，我們也許會看到，曆史在當前形勢下發生轉變的參數要比安德森的評價所允許的更為廣泛。”①
在今天的資本主義世界，這一富有希望的樂觀評價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大眾運動而得到證實。尤其是2011年9月17日由美國民眾所發起的“占領華爾街”抗議運動，從美國逐步擴散至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演變為一場席卷全球的廣泛社會運動。這是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一次抗議活動。正如美國著名左翼學者理查德·沃爾夫(Chad Wolf)所指出的：“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動**不應被理解為金融危機或債務危機，而應被理解為資本主義的製度危機。將當前的危機描述成金融危機或華爾街危機是種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做法。我稱之為資本主義危機，因為這是整個製度的危機……”②因此，這一由美國民眾所開啟的全球社會運動的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它們構成了對資本主義製度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巨大挑戰，對於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民眾的政治覺醒起到了一定的積極意義。無論這一社會運動的浪潮是否轉向社會主義運動，但它給世界帶來的變革信號是耀眼而奪目的。
與此同時，自2004年發起的“全球左翼論壇”(Global Left Forum)創始於20世紀60年代初誕生的“社會主義學者大會”,每年吸引來自全球的大約近千名社會主義學者、社會活動家、政府官員、政黨成員、普通民眾和學生參加，其中也包括各類左翼組織、左翼政黨、左翼刊物和左翼出版機構，形成了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國際性論壇。在以“創建一個更美好的替代世界”為主題的“2008年全球左翼論壇”上，與會專家和學者重新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慷慨激昂地喊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時，有學者在本次論壇上再次喊出了這一口號；當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時，有學者宣稱“列寧再見!”的口號，而現在卻又重新發現了列寧的重要意義。在會議論壇上，聖母大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魯修主持了題為“反思近20年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論壇，討論了有關階級理論、階級政治以及當代資本主義，詮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全球性鬥爭的未來。①
同樣，另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左翼論壇“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也於2001年伊始召開，一種富有希望的主題“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成為貫穿論壇的主基調。論壇的目的旨在提供一個開放的場所讓全球的公民社會組織集會、討論、分享和交流，並相互成長和學習如何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同時努力尋找從人性出發，尊重多元文化和民主人權為基礎的另一個世界。②
無論是世界範圍內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多元進展，還是社會主義左翼論壇的不斷開展，都是我們在當今資本主義世界所能夠看到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曙光。盡管這一曙光是微弱的，但也是亟須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無論安德森的這一革命社會主義的策略能否實現，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念仍是安德森“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的一個絕對視域。或許這一信念在寬廣的地球上是微不足道的，但他毫不妥協的批判聲音至少給我們帶來了些許希望。我想，對安德森的最忠實評價就是：“當今西方世界，向右的潮流浩浩****，有人選擇向左，等於選擇向勝利者發出不和諧音。事實上，越是對時代敏感的人，在和時代相處時越趨於選擇兩端；或者順流而下，或者逆流而上。”①安德森就是這樣一位英國當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在向右的資本主義潮流中毫不猶豫地選擇向左的社會主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