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太平墟家家都得認購和張貼領袖畫像。武妹子曾被召到隊長家裏去認購,見桌上一大堆畫像裏有大有小,便挑了張小的,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家裏窮,平常買豬娃隻能揀小的捉,今天也捉個小的算了。對不起嗬。”

他一心想省錢,居然拿豬娃比領袖畫像,反動言論令人發指,立即被大隊黨支部書記下令抓起來鬥爭。幸虧他是貧農出身,免了牢獄之災。

八十年代以後,個人崇拜不時興了,革命領袖的畫像大多被撤下來,但很多農民往往還在廳堂正牆的對聯之間,留出一個肖像的位置,留下空****一塊四方白牆,似有一種頑強而茫然的等待。武妹子還憤憤地衝著我發過牢騷:“你看看,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對象,黨的領導呢也沒有形象,還四個堅持呢,堅持空氣麽?這話誰聽呢?”

他是指階級敵人都摘了帽,指牆上也不見了畫像,革命就沒法革了。

武妹子不是一個輕易崇拜的人,從來就不崇拜毛主席的雙季稻,也不崇拜毛主席的男女平等和集體食堂,但這與牆壁不能空著是兩回事。他需要一個領袖,不管是什麽樣的領袖,就像鴨群需要頭鴨和羊群需要頭羊,幾乎是一種生物本能。其實,武妹子的茫然也是其他絕大多數人的茫然。在一個民主觀念得到廣泛傳播的時代,即便在一個治權集中於組織而非個人的社會裏,人們還是需要有血有肉的個人形象來代表治權,需要這些形象出現在報紙或電視上甚至牆壁上,這一動物性的視覺習慣,並沒有因為所謂個人崇拜的淡化而結束。

這當然容易造成極權和迷信,也帶來了曆史上很多領袖的苦惱。他們在這個位置上無論怎樣繁忙、怎樣乏味、怎樣危險、怎樣倍遭壓力和攻擊,但常常不能脫身,有太多無形的力量將你強按在這個位置上不得動彈。他們雖然可能有無上的威權,卻也喪失了很多個人生活樂趣。比方沒有行動自由:一個中國明朝皇帝與愛妃**稍稍超時,伏拜於龍床四周的太監們就會齊聲喝止,以防天子自傷龍體;也沒有個人隱私:美國總統克林頓鬧婚外戀的每一次**,都會成為傳媒的頭條新聞並且被國會仔細地審查。他們幾乎沒有私事,任何私事都會道德化,任何道德都會政治化,常常成為巨大政治衝突的聚焦點。在這種情況下,領袖就是人形符號,以個人對群體政治做出風險擔保。針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神化)”或“個人苛責(魔化)”都是完全正常的大眾心理習慣,無非是具象目標代理了抽象目標,個人形象代理了思潮和製度,政治成了細節政治,就變得易於想象以及實在得伸手可及了。

大川最恨個人崇拜。沒有料到的是,一旦他自己成了學潮的領袖,公眾的道德放大鏡同樣開始審查他身上的每一個毛孔——不過是五分鍾崇拜狂熱後的一個反彈。他壓製組織內更激進的一派,攻擊之辭便接踵而來。他口裏的牛奶氣味成了罪證:要別人絕食自己卻大吃大喝,這不是腐敗特權麽?他與一個女同學多說了幾句,也成了人家手裏的把柄:這不是搞三宮六院“天子從此不早朝”麽?他的更多醜聞出現在大字報上,包括他有一次借了人家的錢未還,有一次碰到小流氓在校園滋事沒有挺身而出反而偷偷溜走,都被對手們繪聲繪色地描繪。“讓那個見義勇逃的假聖人見鬼去吧!”大字報下邊是這樣一條赫然入目的大標語。

到最後,學潮平息之際,校方的調查和清算開始,很多不是他幹的事,比如掀翻了兩輛汽車(那樣做很不理性),哄搶了三個水果攤(不知是哪些王八蛋幹的),絕食現場的垃圾裏發現了**(天知道是怎麽回事)……一切都算到了他的帳上,都得讓他來解說和分辯。在很多人那裏,學潮似乎與民主與自由無關,看它鬧得對不對,全看他大川是不是在絕食現場用了**。

他氣得差一點吐血,深感愚民們的不公。他為什麽不能喝牛奶?為什麽不能與女同學多說幾句?他認為自己比所有的手下人更忙碌、更辛苦、責任更重大,就像一個元帥統領千軍萬馬,別說是喝牛奶,就是餐餐大宴又怎麽樣?別說沒用**,就是用了**而且身邊美女如雲又怎麽樣?再說領袖並非聖人,民主也不是聖人運動,這些道理你們不都是很明白嗎?即使他個人的品德一無是處,他就沒有偉大和英明的資格並且成為民主的救星從而名垂青史?……帶著這種自居民主又反感民主的一腔憤慨,他後來當領袖總是不順,總是短命,也就不難理解了。在他大學畢業幾年以後,一個集團公司的老總與他家有交情,也看中他的才華,請他出任某分公司的老總,讓他威風凜凜地掌控整整一幢豪華寫字樓。大樓裏有四台電梯,隻要他走進其中一台,秘書立刻在門口伸開雙臂大呼大嚷,阻止其他人進入。已經進入了的員工也嚇得趕快蛇行鼠竄逃出電梯,不敢有擾老總的清靜和耽擱老總的時間,否則就可能被秘書盯住胸前的工號牌,就可能卷鋪蓋走人。大川對這一切倒沒有什麽明確態度,隻是裝著沒看見。

可惜總公司三個月後又免去了大川的職務,原因之一,是這裏所有的中層幹部都聯名上書抗議他的盛氣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