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你的意思,所有真實都是我們理解中的真實,是某種文化語境規定的真實。問題在於:這種規定是怎樣完成和演變並且合法化的?前不久美國《自然》雜誌發表一項新技術:通過測定麵部的血流和溫度,可以較準確地判斷一個人是否說謊。那麽什麽是說謊?什麽是謊言所違背的“真實”?是誰規定了並且怎樣規定了這個“真實”?為什麽一旦違背了這個“真實”就會嚴重到引發生理緊張?會造成言說時的心悸以及麵部血流和溫度的突變?

“我去過太平墟”,這句話是真實的。“我懷念太平墟”,這句話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不真實的。傳統的知識認為,前一句是事實判斷,可依客觀標準測定;後一句則含價值判斷,因人而異,因處境而異,其客觀標準將隨主觀選擇而遊移多變。這樣說其實還是過於樂觀。因為前一種事實判斷同樣需要理解和描述,同樣離不開主觀的先入之見,離不開一係列文化符號的運作。什麽是“我”?低智能生物會不會有“我”的概念?人是在怎樣的文化覺醒後才把“我”與他者分離?還有,什麽是“去”?“去”的位移在怎樣的文化坐標裏才能被辨別和比量?比方說在超光速運動的世界裏或者分形幾何的4 . 5維或2 . 7維空間模型裏是否會麵目全非?最後,什麽是“太平墟”?為什麽不能換一種說法,將其說成是那一片山地(地理學意義)?說成是那一群楚民後裔(人種學意義)?說成是那一係列事件(曆史學意義)?即便我們奉行政意義為至高至尊,那麽“太平墟(公社)”為什麽不可以是曾經被命名的黃龍寨(清末時期)、或者第十八鄉(日偽時期)、或者黃龍鄉(土改時期)、或者紅星高級社(合作社時期)?……這就是說,當說出“我去過太平墟”這一所謂事實時,我已經暗中預置和暗中篩取了大量的知識規約,不假思索地肯定了它們。

如果沒有這些知識規約,我無法這樣說,至少是不會說成這樣——我無法保證自己在說出這句話的時候,麵對測謊儀麵不改色心不亂。

顯然,“我去過太平墟”一語裏的全部文化沉積,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也不會天經地義永恒不變。這正像1≠0這樣簡單的事實,一旦離開常規的參照係,在特定的數學條件下也能成為謊言。

這就是你說過的,事實與價值並不是那樣截然兩分,總是處於互為表裏的狀態,純粹的事實判斷和純粹的價值判斷並不存在。每一項“真實”,都源於曆史上某些非常複雜也非常激烈的文化鬥爭。經過一係列成功的符號運作,我們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毫不猶豫地判定什麽是真實,說起來用不著麵紅耳赤;而且進一步相信凡真實才有價值,才是好。但文化鬥爭是天上飄下來的幻影而沒有真實性的起點麽?曆史就是這樣在數種或數十種文化符號的旋渦之中消散麽?曆史深處就不再有更為堅實的什麽東西——比方我的一切所作所為就不再置身於真實與虛假的衝突?我對這種說法也有深深的不安。誠然,我相信現實生活中的很多“真實”,不過是符號配置的後果,比如別墅、轎車、時裝、珠寶所帶來的痛苦感或幸福感,不過是來自權力、組織及其各種相關的意識形態,不過是服從一整套有關尊嚴體麵的流行文化體製,與其說痛苦或幸福得很真實,毋寧說是消費分子們的自欺欺人——就其生理而言,一個人哪裏需要三套空空的別墅呢?但別墅成為符號,轎車、時裝、珠寶等等成為符號,不意味著非洲饑民的糧食也是符號。我們不能說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沒有真實的痛苦,不能說他們隻是因為缺少符號就暈過去了,就死掉了。

世間諸多物事有些已經高度符號化,有些隻是低度符號化,甚至與符號性能無關,需要我們依據不同的情境小心辨察。

人在這裏出現,身體在這裏出現。在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麵前,任何龐大的符號係統才顯得無能為力。不僅如此,因為人的出現,層層疊疊的符號累積才能確立人的終極,依靠對人體感官的信任,像落入磁場一樣獲得了真實性的重力——盡管真實在文化符號覆蓋之下總是晦黯不明,在當前文化符號巨量高產之下更加晦黯不明。我們當然應該注重人的心理需求,關於“尊嚴”的需求可以讓有些人亡命輕生,哪怕以生理為兌換代價。但我們不能說一切尊嚴感都是同質的符號,意義生成的符號長鏈,或是源於大多數人的基本生存,或是源於個人的畸態虛榮,兩種尊嚴感終究大異其趣。在這裏,我們不妨借用一個經濟學概念:恩格爾係數(E n g e l’s c o e f f i c i e n t)。這是一個衡量貧困化的指標,指人維持基本生存的支出占總收入的比例,比如一個人的收入九成要用於基本生存之用,那麽係數為0 . 9 ,故“現代社會”一般是指恩格爾係數極低的社會,至少低於0 . 5以下。在這樣的社會裏,物質困頓在緩解,體力勞累在減輕,觸覺不再占據全部感覺活動中最重要的位置,饑餓、寒冷、疾病、創傷等剛性和極限的感受漸漸退出人們的知識範圍,生理的需求更多讓位於心理的需求,財物的競比更多代理著文化的競比,代理著什麽樣的生存才更體麵、更文明、更個性、更有趣的計較。於是痛苦很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強,痛苦不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弱,文化符號的多重介入使很多“真實”變得混亂不堪,甚至渺不可尋。與此相比較的是,在一個極為貧困化的社會裏,財物要“實”用得多,感受要“實”在得多,一口救命的糧食,可以成為驗收一切真理的依據,物質的依據,客觀的依據,獨斷論的依據,就社會一般和總體的情形而言,任何不能救命的文化符號都隻能黯然失色和土崩瓦解。

我不知道把我的意思說明白了沒有。我是說文化分析對“真實”的消解,完全是一個小康社會的現象,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現象。在歐美發達國家發端純屬自然。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對大量湧現的現代“真實”有及時的知識反應,同時必須對判斷標準的悄悄轉換有足夠的曆史理解,必須理解在恩格爾係數0 . 5這個界標前後,真理不是一回事。在此之前,有糧食就是好的,有糧食的幸福是真的,這有生理需求的足夠支撐,幾乎可作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獨斷論;但是在此之後,有別墅或更多別墅則不一定是好的,有別墅或更多別墅的幸福不一定是真的,因其沒有生理需求的足夠支撐,不可作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獨斷論。這當然隻是一個非常簡化和粗糙的描述,隻是選擇了較為極端的例證。我們以後還可以討論其它。我想你完全了解當前的情況,僅就財富分配這一點而言,電視台正播放著非洲禿鷹正虎視眈眈地盯著一個行將餓斃的孩子,也正在播放著美國人為如何科學有效地減肥而發愁。二十一世紀同樣有複雜的局麵,有些地區和階層已經、或者可能再一次滑入貧困,甚至逼近生理需求的極限。因此,不僅過去的“真實”與今天的“真實”不同,這裏的“真實”與那裏的“真實”也不同,一個人在此事上的“真實”和在彼事上的“真實”也不同——文化就是在這樣一個非均質的曆史和世界裏產生著、發展著、交流著以及衝撞著。這使我們的符號研究不能一刀切,不能滑入文化決定論——正像我們以前不能滑入經濟決定論。

如果我們需要對“真實”抱有同情的理解,甚至需要對某些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思想遺產抱有同情的理解,正是為了小心的自我設限,防止自己借一件文化勘測的外衣,變成一種新的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在我看來,這是當前諸多後現代主義符號學家那裏一個越來越大的誤區:符號學成了虛無化的符號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