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餘姚市文亭區羅江鄉，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小小村落叫河姆渡。它的西、南兩麵緊臨姚江，過江不遠處就是綿延起伏的四明山脈，東麵、北麵則是一望無際的平原，村落在丘陵向平原緩慢傾斜的過渡地帶。河姆渡遺址以其悠久的曆史、複雜的內涵、鮮明的特征、豐富的實物、罕見的珍品聞名於世，它被人們譽為“七千年前的魚米之鄉”。
1973年，餘姚縣羅江公社為使境內地勢低窪的稻田旱澇保收、穩產高產，決定在河姆渡村北隅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六月，建造翻水站的工程正式動工，當挖到地下三米多深的地方時，發現了一批夾炭黑陶片、建築木構件，並伴隨有大量的古動物骨骼。得到消息後，文物主管部門即刻派出專人前往察看調查，確認是一處古文化遺址，並迅速組織力量對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試掘。
首次試掘開挖五乘五米的探方兩個，五乘二米的探溝一條，發現文化堆積十分深厚、文化內涵非常豐富，獲得了一批石器、骨器、陶器、木構件和動物骨骼等。這一批烏黑古樸的陶片、斧痕累累的木構件、斑駁破碎的獸骨，向人們透露出令人振奮的信息：這是浙江境內已知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價值。同時為弄清遺址的分布範圍，考古工作者不辭辛苦，連續作戰，對遺址做了全麵探查。結果發現在河姆渡村及其周圍地麵上和水稻田下，都有文化堆積層或零星陶片出土。特別是在姚江岸邊靠小山包一帶，有被姚江水衝塌而暴露出的文化堆積。可見遺址麵積比現在還大。經測算分布範圍達到四萬平方米，這在浙江曆史上還是首例。河姆渡的先民們是怎樣生活的呢?要解開這個謎，就要深入研究出土的遺物。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次發現的大量稻穀、稻稈葉和許多植物的莖葉、果實，很多出土時顏色鮮明，保存良好。這是因為遺址地下水位常年較高、文化層深埋地下、文化遺物長期浸泡水中，處於一種相對穩定飽和的隔離狀態，而文化層土壤中所夾雜著的腐殖質，使地下水含有弱酸性成分，對它們起到了良好的防腐效果。這樣，才使大量的文化遺物和動植物得以良好保存，為我們研究史前人類的生產生活狀況、社會組織結構、觀念意識形態以及農業史、科技史、建築史、藝術史和環境變遷等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更讓人激動萬分的是通過遺址第四文化層采集的九個標本的科學測定，最古老的是約七千年，最年輕的為六千六百年，總平均值為距今六千七百七十年左右。因此可以認定第四文化層的上限已達七千年之久，這是當時發現的東南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最早的文化。
舊石器時代原始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極端低下，往往依賴大自然的恩賜從事采集、狩獵等采食經濟活動。在長期的生產勞動和生活實踐中，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界某些動植物的生長規律，並對其加以改造和利用，從而發明了農業和畜牧業，社會由此跨入了產食經濟為主的新石器時代。河姆渡遺址大體處於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稻作農業相當發達，表明原始農業在本地區的發展已經曆了相當長的一段曆程。
在河姆渡遺址兩期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中，第四文化層都有大量的水稻遺存出土，尤以上部堆積最為豐富。在首次發掘的四百多平方米範圍內，普遍發現一層乃至多層以蘆葦類莖葉、稻草、秕穀、穀殼、木屑碎渣及禾本科植物與少量動物遺骸交互混雜的棕褐色堆積層，厚度從十至四十厘米不等，最厚處達八十厘米。出土時稻稈、稻葉、稻穀與秕穀色澤如新、外形完整，有的連稻穀穎殼上的隆脈、稃毛都清晰可辨。有學者曾推斷稻穀總量應在一百二十噸以上，堪稱全國第一、世界罕見。
遺址出土的稻穀遺存都已炭化，然而大多還保留有完整的穀粒外形，顆粒大小已接近於現代栽培稻，粒重更遠遠超過了野生稻。經過農學家鑒定，認為屬於栽培稻的秈亞種中晚稻型的水稻，這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被認為是亞洲最古老的稻作遺存。河姆渡遺址發達的稻作農業是和先進的耜耕形態相適應的。出土的農具主要有骨耜、木耜、木鋤、長方形雙孔石刀等。骨耜是最為典型且數量最多的一種農業工具，兩次發掘共出土二百件左右。它多取材於大型偶蹄類哺乳動物的肩胛骨，少數為胯骨，長二十厘米左右。平麵略呈梯形，上端(肩臼部)為柄，厚且窄；下端作刃，薄而寬。肩臼寬厚處多橫鑿長方形扁孔，輕薄處多修磨成半月形，正麵中部多鑿有兩個長方孔。這種骨耜往往裝有直向木柄，其末端緊貼骨板淺槽，正麵方孔和橫方孔可穿纏藤條綁緊柄末，頂端做成提手，操作既方便靈活又節省體力，非常適合於河姆渡附近平原沼澤地帶使用。河姆渡稻作農業的耕作形態，堪稱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耜耕農業。
農業水平的普遍提高必然導致相關的家畜飼養業達到一定的規模。豬狗兩種家畜遺骨在遺址中到處可以發現。據統計，豬骨標本百分之五十四是兩歲的幼小個體，百分之三十六是兩三歲的成年個體，老年個體僅占百分之十，由此可知豬在幼年和成年時便被宰殺，與自然死亡有別，應該屬於家豬之列。另還出土有一件陶塑小豬和兩件豬紋陶器。陶豬四肢粗短，腹部明顯下垂，身體肥胖作挪動狀，與現代家豬相近。狗是人類馴化最早的動物，是人類捕獵活動的得力助手，遺址中標本與狼明顯不同，居住區內還發現了十幾塊可能是狗的糞便塊。水牛的骨骼數量也較多，河姆渡遺址的水牛可初步認為是我國目前所知馴養最早的水牛。
盡管河姆渡人已有了栽培農業和家畜飼養業，但遺址中發現的大量植物果實和野生動物骨骼說明，采集、漁獵、捕撈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經濟部門。河姆渡人采集的果實有橡子、菱角、酸棗、桃子、芡實、薏仁米、戎蘆、菌類、藻類等。野生動物中的哺乳類、鳥類、爬行類、魚類、軟體類的四十多個種屬也成了他們漁獵的對象。其中，鹿科動物數量占絕大多數，足見溫順的鹿類是人們的偏好也是容易獵獲的目標。湖沼地帶生活的鳥、魚、龜、鱉及濱海河口的鯔魚又常成為他們口中的美味，現已不見於浙江境內和毗鄰地區的亞洲象、犀牛、四不像、紅麵猴更成了河姆渡人難得的佳肴。
河姆渡先民的農業為主、多種經營的經濟生活，是與他們所處的優越自然環境緊密相連的。距今六七千年前，河姆渡的氣候濕熱溫潤，雨量充沛，氣溫比現在要高，與我國現在華南一帶接近。河姆渡村落離大海不遠，有一條源於四明山脈芫嶺山下的溪流由南向北繞村而去。河姆渡人正好在丘陵山地和平原湖沼的交接地段，附近的平坦地帶有他們辛勤墾殖的良田阡陌。遠方四明山麓的密林深處，高大凶猛的犀牛、老虎、亞洲象、黑熊出沒無常，成群結隊的梅花鹿、麂在山地林間灌木叢中隨處遊**，水牛和青羊在房屋周圍悠閑地啃著青草，蘆葦茂密的湖沼旁的水鳥、遊魚、龜鱉更構成了一幅動人的水上田園圖。這一切都給河姆渡人提供了優越的生存條件。
河姆渡遺址兩次大規模發掘中，第二、三、四層都發現有木構建築遺跡，尤以第四文化層保存最為完好、內容最為豐富。建築構件諸如柱礎、圓柱、方柱、排樁、板樁、地龍骨、橫梁、木板之類，星羅棋布，縱橫交錯，數不勝數。許多木構件上都留下了形式多樣、結構複雜、精巧靈活、科學受力的榫頭和卯孔。雙層榫頭、燕尾榫、企口板、垂直雙卯孔轉角柱的發明、梢釘的出現，都說明河姆渡人的木作工藝技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特別是首次發掘第四文化層發現的排列有序的十三排樁木構成的一組建築，代表了他們的傑出成就。
這組建築遺跡正好有意識地選擇在陵阜與沼澤的過渡地帶。十三排木樁基本走向是西北——東南，縱軸沿等高線排列。分析估計原來至少有三棟以上的長屋，長度在二十三米以上，其中一棟長屋的進深約七米左右，臨水一側有寬一點三米的外廊。由於建築坐落於湖沼邊緣，必然需要抬高居住麵，而建築遺址內未見居住麵，卻在室內部位發現了大量動植物遺骨、殘破陶器組成的生活垃圾，堆積厚度也不同。所發現的建築遺跡，主要為排列成行、打入泥土中的樁木和樁頭上同榫卯銜接的地梁及散亂的梁、柱、厚板，而沒有地麵建築所見的草盤泥和紅燒土之類。由此說明，這是一種以樁木架空居住麵基座、上麵立柱安梁構屋架的幹欄式建築。它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最早的木結構幹欄式建築。由於它既可防蛇蟲猛獸，又可避潮濕水害，下麵還可豢養家禽家畜，因此曆數千年而不衰。時至今日，在我國西南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區，仍可見到這種古老的居住形式。
木構水井的發明是河姆渡人高超的木構建築技術的又一體現。遺址第二層發現的這口水井，是我國迄今為止所見最早的木構水井遺跡。它由二百餘根樁木、長圓木等組成，分內外兩部分。裏麵井口方形，邊長約兩米，每邊豎靠坑壁打下幾十根排樁。排樁內支頂一個由榫卯套接而成的方木框，以防排樁傾倒。排樁上平臥十六根長圓木，構成井口的框架。外圍有一圈呈圓形分布的二十八根柵欄樁，井內見有輻射狀的小長圓木構件和葦席殘片。由此說明水井上當蓋有簡單的井亭。水井的開鑿和利用，擴大了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空間，改善了水質，方便了定居生活，為社會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
伴隨著發達的稻作農業和長期的定居生活，河姆渡人的手工業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分工細致，門類眾多。在遺址包含的多種器物群中，特征鮮明的陶質器皿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河姆渡文化的麵貌。四個文化層中除分別有數量不等的泥質陶外，均有一種夾炭黑陶，胎含大量炭晶粒，係用植物莖葉碎末、穀殼等有機質為羼和料，在火候低和缺氧的還原焰中燒成，胎質疏鬆、硬度較低。從第四層到第一層炭黑陶逐漸減少，夾砂陶則逐漸增加，並占據了絕對優勢。陶器類早期比較簡單，主要有釜、罐、缽、盤、支座，晚期器類多樣，新出現了仝形鼎、垂囊式蠶等。釜始終是河姆渡文化最主要的炊器，不但數量多，而且造型富於變化，是文化分期的標準器。
利用動物的各種骨骼和角為原料，加工製成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裝飾藝術品是河姆渡文化的又一顯著特征。第一期考古發掘出土的八百二十九件生產工具中，骨角製的達六百二十一件，占百分之七十五。第二期發掘出土文物總數四千七百多件，僅骨器就達二千二百七十件，占百分之四十八點三。可見骨角器占有多麽重要的位置，而河姆渡村落周圍生活的各類動物，則為骨角器的加工製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無論動物的四肢骨、肩胛骨、肋骨、脊椎骨，還是鹿角、獸牙，都可作為他們的原料。當時農耕用的骨耜和漁獵用的骨鏃數量最多，此外有骨(角)質的錐和鑿、骨匕、骨哨、骨梭、骨鏟、骨魚鏢、骨笄、骨珠、角柄和鹿角靴形器，真是用途廣泛，式樣繁多。
此外，在河姆渡遺址第三四文化層中普遍發現有葦席殘片，總數達上百件之多，還見幾段粗細不等的繩索，可見編織業已出現並具有一定的熟練程度。紡織品雖未發現，但出土文物中屢有編織紋裝飾圖案和紡織工具，說明紡織業已經存在。而漆碗的確認，把我國使用生漆的曆史提早到了七千年前，從而證明我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塗料“漆”的國家。
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河姆渡人逐漸形成有相當水準的審美意識和藝術追求，創造了豐富多彩、高雅古樸的精神文化。遺址出土的原始藝術品中，絕大多數屬於裝飾藝術，即在日常應用的生活用具表麵裝飾花紋或雕刻圖像，既實用又美觀，它的數量龐大、門類齊全、題材廣泛、造型獨特、內容多樣。製作技法有刻畫、壓印、拍印、戳印、浮雕、鑽刻、堆塑、捏塑、彩繪等。所用材料比較廣泛，絕大多數施於陶器之上，也用於珍貴講究的象牙、骨角、木料等。
紋飾最普遍的是繩紋和幾何紋，還有鳥紋、太陽紋、魚紋、禾葉紋、蠶紋、稻穗紋、豬紋等，設計精巧、繁簡得當、形象逼真、寓意深奧。考古工作者發現的雙鳥朝陽象牙雕刻、鳥形象牙圓雕、木雕魚形器柄、圓雕木魚、雙頭連體鳥紋骨匕、編織紋骨匕、短線刻畫骨笄、陶塑魚豬、陶塑人頭像、狗形器鈕、刻畫豬紋的陶器等都是罕見的藝術珍品。同時遺址中還出土了一些玉和螢石質的璜、塊、管、珠、環、餅、丸等人體佩帶的裝飾品。有些質地呈半透明狀，玲瓏剔透，晶瑩潤澤。另有一些以獸類的獠牙或犬牙、鹿類的尖角和魚類的脊椎骨製成的裝飾品，多鑽有小孔，可貫穿起來組成串飾，佩戴在胸前或掛在脖子上。
河姆渡文化玉器的出現，表明了我國長江流域用玉曆史的悠久。這一傳統在後來的良渚文化中得到繼續發展，並創造了我國新石器時代輝煌燦爛的玉文化。
從河姆渡遺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特色，為研究河姆渡人的生產生活提供了寶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