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紅樓夢中，大觀園的幾位小姐送給賈寶玉一個雅號，叫“無事忙”。
其實天津話也有這個詞。我小時曾聽家裏人管一個親戚就叫無事忙。他沒事幫人去放電影。當時電影院還是用手搖的機器放無聲片，不知怎麽把手伸進了機器中，給軋掉了半個指頭。還有一回上西站附近看芭蘭花，被狗咬破了褲子。那時西站是個很偏僻的地方。近來經過西站已經是車水馬龍，不知還有沒有芭蘭花。我得到印象，“無事忙”是閑得無聊，沒事找事者的稱謂，帶有貶義。
年過花甲之後，我才體會到，人熬到身外無累，心中無事的境界，實在是難得的福分。真到了那一步，成天光躺在**望天也不是打發日子的好辦法，找點可有可無的事忙忙，也不失養身之道。這裏不包括“發揮餘熱，保持晚節”可敬的老人們。人家那“沒事找事”幹的是正事，不能算可有可無。
我目前雖仍在“幹事”，但距無事不遠，便提前作“無事忙”訓練，釣魚、聽戲、讀晚報。還真有收獲。
二
近讀《今晚報》見一條新聞：蘇寶恒整骨法通過審查。內容說：“蘇氏整骨法在本市久享盛譽，其特色是整骨技術全麵，手法簡便。患者痛苦小，醫療費用少，骨折愈合迅速……”
這消息我看了很高興。也許我不了解情況，頭些年我一直為天津蘇氏整骨沒在全國創出名牌感到遺憾。報上沒介紹這位蘇寶恒醫師是否錦衣衛橋蘇家後人。但我估計是也離著不遠。我五歲時進私塾，念過一本《天津雜字》。開頭幾句至今會背：“直隸省，天津衛，督察衙門保安隊。有水局，有火會，急忙快跑消防隊……”後邊雖然大部都忘記，有兩句卻記得：“高台階，華家門，冰窖胡同李善人。蘇先生，都知道，錦衣衛橋賣膏藥。”蘇先生大名和華世奎、李善人並列，而且獨占了一行！可見他在天津人中的聲望地位。
我對蘇氏整骨法的信服，不隻來自這本書。小學四年級時我在課堂裏跟同學打鬧，從桌上摔到地下，左肘就變了形，痛得渾身打顫。家人立即坐“膠皮”帶我奔錦衣衛橋。先還為不知道蘇先生門牌犯難，怕找不到。到了錦衣衛橋一看，整個一條胡同少說得有六家門口都掛著個牌匾，上邊都寫“祖傳整骨”。個個都姓蘇，大字寫著“蘇寓”。
大人們商量：“都是蘇先生，進哪個門呢？”
拉膠皮的老頭說：“進哪個門都一樣，全會接骨。”
我們就進了最近的一家，那位蘇先生年紀不過四十開外，看了看我的胳膊，叫我家人拉住我左手，胳膊彎起，他拿起一條擀麵杖，套進肘內猛往外一拉，我剛叫一聲：“疼”，他說：“好了，你要想哭就哭，千萬別憋著。”說完替我貼上膏藥，拿塊木板給我托起，用圍巾掛在脖子上。再也沒有痛感，我想哭也沒理由了。
本來說好一個月後去再換一貼膏藥，沒等去有個鄰居竟送了一貼膏藥來。說是蘇家後人抽白麵偷出藥來賣，價錢比到家裏買得便宜。膏藥上確實打著蘇家的印，但不是我看的那家。鄰居還是那句話：“哪個蘇家的都一樣，管保靈。”換了貼膏藥果然好了，沒留下任何後遺症，“**”中造反派多次既觸靈魂又觸肉體，這胳膊都頂住了。所以對蘇先生的功德沒齒不忘。
據天津人說，蘇先生整骨技術的發展，跟混混兒有關係，混混兒們天天惡鬥，傷胳膊斷腿是常事，離不開整骨大夫。傳說有一混混被打斷了腿，敵方暗地花錢買通大夫，給他接骨時作點手腳。腿接上後不能用力，一到打架用力，腿一軟就得跪下。這混混發現出了毛病，就來找蘇先生。蘇先生摸了摸說：“能治，就看你有根沒根。”那混混問：“有根怎樣，無根如何？”蘇先生說：“有根，你搬塊石頭自己把腿砸斷，我給你重接。要沒這點骨頭，就湊合著吧，以後別再耍胳膊根。”那混混二話沒說，把腿放在蘇先生門檻上搬起石頭就把腿又砸斷，連蘇先生家門檻都砸壞了。蘇先生給他重新接上後比原來還能吃勁。為此，混混還給蘇先生重修了門檻。
這傳聞是否屬實，無從考證，但我看病去時，見到錦衣衛橋蘇家確實都是高台階，高門檻。
三
《今晚報》發了篇文章，探討“過把癮”三字之含義是非。見解深刻，觀點正確，我很信服。用“癮”字常含有貶義，是普通常識。在舊中國若前邊不加定語，隻說“癮君子”，誰都明白那是指大煙鬼。
我想接著說的不是正題，是文章中提到的一位名人高五姑。
作者引新鳳霞同誌的文章說“高五姑戲唱得很好，後來吸毒成癮，落魄潦倒，晚景可憐”（大意），這大致情形是對的。我沒有看過鳳霞的原文，也不知道高五姑是否唱過戲。但就我所記憶，天津人知道的高五姑可不是因為她唱戲。高五姑的出名是唱“靠山調”。也就是後來王毓寶同誌唱的天津時調。30年代高五姑這個名字幾乎成了靠山調的同義語。據老人說，所以叫靠山凋，就因為它是鞋匠們幹活時，靠在山牆上唱的一種小曲。不是專業藝人表演的節目。進戲園子唱靠山調，並且出了名的當時就一個高五姑。
那時候我很小，有個舅舅喜“科技新發明”，弄了個剛上市的音響設備“礦石耳機子”，屋頂上架了挺高的天線，耳機套在頭上靠著枕頭享受“新潮生活”。裏邊一唱“高五姑”，他馬上把耳機拿下遞給我姥姥以示孝順。我姥姥和我娘都是高五姑的“追星族”，有回正烙著餅，忽然耳機子裏來了高五姑，她們隻顧聽靠山調，把餅都烙糊了。
我也跟著大人看過高五姑的演出。地點是官銀號的“天晴茶園”，我的印象高五姑真的個頭挺高，大臉高顴骨，穿一件黑綢旗袍。人高馬大，聲若洪鍾。印象最深的是她不像其他曲藝演員站到台口上麵對觀眾唱，而是站在桌後，一手扶桌，側身而立，盡管昂首高歌卻身不搖膀不動，跟現在那些歌星們的做派正好兩個極端。過後我聽人說，側身而立，身不動膀不搖，是唱“靠山調”的規矩。
人們還說，唱靠山調講究三個字，“悲、脆、媚”。高五姑三個字都占全了。
高五姑什麽時候消失的我記不清楚，似乎到30年代末就聽不見她的歌聲了。和她一起在天晴茶園見過的名藝人還有喬清秀，花四寶，王佩臣。最先消失的是高五姑，隨後就是花四寶。高五姑消失沒聽見有人議論（也許我年紀小不記得）。花四寶夭折卻聽見不少天津聽眾為之歎息。據當時人說，花家幾寶，包括花五寶，花小寶，以四寶的歌聲最佳。不知是否屬實。人們總是把失去的東西看得最寶貴，或許帶有懷念的情緒。但花四寶確實是把梅花調改革、發展成今天這模樣的創始人。不信大家聽聽她師父金萬昌的老唱片就知道跟現在咱們聽的梅花大鼓不是一個味。花四寶去世後，她常唱的曲目《杏元和番》、《青樓遺恨》也不再有人唱了，令人更對她懷念。
四
我沒見高五姑唱過戲。但她獻藝的那個天晴茶園卻是兼演戲劇的。不演京劇評劇，在雜耍之後隻演“文明戲”。
天晴茶園在東北角正興德西邊，挨著天津電影院，樓下似乎是個小商場，緊靠著它是家綢緞莊。七七事變後改名叫大觀樓了。我真正記憶清楚的是它改名大觀樓後的情形，因為那時我已比較記事。我所以記得它旁邊挨著一家綢緞莊就因為我總在進園子前，看見有個胖子坐在櫃台外椅子上喝茶，過了會兒那胖子就出現在台上陪著小蘑菇說相聲。
大觀樓可能是“上邊”最大的一個雜耍園子吧，許多曲藝名家我都是在這裏先見到的。喬清秀、王佩臣、小蘑菇、趙佩茹、侯寶林、小彩舞、閆秋霞、小嵐雲，包括劉寶全、白雲鵬都曾在這裏獻藝。我印象最深的是石慧如。那時她年紀不大，可能還沒出師或是剛出師，穿著樸素，不施脂粉，舉動很端莊文雅甚至有點拘謹。每次她唱完（也許是上台之前）總在一位中年婦女陪同下，坐在一個固定的包廂中聽別人演唱。我們的包廂正好與她相鄰。大人聽段子我就好奇看她，覺得既神秘又欽佩。在那裏我還學會了一句王佩臣的唱：“一個人兒喲，手托著香腮牙咬著下嘴唇喲……”我學得最熟的是數來寶，至今未忘，後來當了新四軍文工團員時，在一次聯歡的晚會上，我表演偷來的這段數來寶，很引來些掌聲，甚至被領導懷疑是天才。解放後那段數來寶不大演了。現在回想起來，其中有些詞句是頗有民俗和曆史價值的。比如“理發館，螺祖留，五縷青絲掛門頭，客人進去把茶喝，然後就把領子窩。男剃前，女剃後，僧道兩門剃左右……”在這裏還見過兩位演員，當時也很受歡迎。一個是唱太平歌詞的秦佩賢，一個是唱單弦的王某人（忘了他的名字）。但沒等抗戰勝利這兩位演員就貧病交加去世了。我記得秦佩賢，倒不隻因為他唱太平歌詞，而是因為觀眾給他起了個極有趣的綽號，叫“老哏”。有天我乘電車從東北角去梨棧，秦佩賢在東門臉上了車。穿一身綢長衫，一雙緞子麵納了萬字的夫子履，手中拿把折扇。現在想來大概是為了趕場沒換行頭。他一上車便被乘客們認出來，許多人齊聲高喊：“老哏，來一段！”他連連點頭，臉上笑得很苦，到下一站趕緊下車了。沒等電車開走便又坐上輛三輪繼續趕路。車上有位上了年紀的人便說：“作藝的，不容易，大家給留點麵子嘛，叫人家在車上待不下去，這損了點不是！”我當時也是跟著叫了的。聽了老人這句話真的感到慚愧。
那時觀眾愛給演員起外號。有的外號起得非常精彩，甚至可以說極有天才。如侯寶林的外號是“幺雞”。就是麻將牌中的一條。這張牌本沒具體、標準的形象。可是一叫出來，誰都覺得跟侯寶林確實相似；馬三立的外號叫“牙簽”，也算得極為貼切。觀眾給演員們起外號，並不都帶輕視性質，常常反是喜愛某個演員的表現。
五
大觀樓的文明戲也給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可不知為什麽我連一個演員的名字也沒記住。隻記得兩個演員的外形和外號，一個叫“元宵”，一個叫“搓板”，前者頭剃得總很亮，後者是扁平身條。
文明戲的演員其演技功夫都是不錯的。他們多演連台本戲。如《乾隆下江南》、《蒸骨三驗》、《張汶祥刺馬》、《血淚碑》、《新茶花》。看文明戲我得到個意外的收獲。上世紀50年代進文學研究（講習）所學習，學戲劇史時，讀歐陽予倩先生寫的文章。他談到當年他從日本回國後，在上海搞話劇運動和演出文明戲，裏邊談到文明戲的劇目，我的同學甚至許多老師都是隻知其名，沒見過演出也沒看過劇本，我卻看過。原來當時天津演的文明戲，不少劇目竟是繼承的歐陽老和他同代人的作品。比如那出《新茶花》，在歐陽老回憶文章中是很著力寫過一筆的。
我知道天津有些專家，在研究天津戲劇史上很有貢獻。不知當年的文明戲是否也列入了課題。
六
“無事忙雜記”一開篇，提到一位親戚幫人放電影，軋掉了半個手指頭。此事所以不忘，是因為我沾了他愛好電影的光，我最早看的兩次電影，都是他帶我去的。
頭一次去的那個影院，就是他付出過鮮血代價的地方。叫什麽影院，在哪條街上，我都說不上來，隻知道在三義莊附近。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裏是“德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敗了，中國參加了戰勝國一邊，戰後就收回租界。那地方改叫“特一區”。若稱全名是“天津特別市特別第一區”。因叫著挺拗嘴，所以反而記住沒忘。在我記憶中，天津的租界中最窮、最不像租界的地方就是這個德租界，怪不得被中國收了回來。
第一次看的影片是《火燒紅蓮寺》，電影既是無聲的，中間就要打字幕。打字幕卻不用幻燈機，也不朝正麵牆上固定地方打。而是把寫好墨筆字的玻璃板放在個大手電筒前邊，由一個人舉著朝頭頂天花板上照。並且沒有準地方。上句話打在左前方屋頂，下句話就許打到後腦勺那邊去。這對打電筒的人雖然方便，看電影的就辛苦了。所以看電影的人一邊眼睛盯著銀幕，一邊還要搖頭晃腦，看滿房頂上的字幕。雖然對增進健康大有益處，對欣賞藝術卻不大方便。好在那時的觀眾多是初接觸電影，以為看電影就得是這個樣子，倒沒見有人提出抗議。我年紀小，不被劇情吸引，倒對這變魔術似的字幕很感興趣。雖然認不得寫的是些什麽，隻見鬥大的字滿屋頂亂飛，滿影院的人都跟著搖頭晃腦，既感到好奇又覺得好玩，簡直樂不可支。
第二次則是他和他的兩個朋友帶我去一家大影院看《姊妹花》。他們是胡蝶的崇拜者，也就是現在所謂的“追星族”。每有胡蝶的片子上演，他們都結伴去看，回來後還要議論一整天。這很有點新潮派的味道，因之遭到他父親申斥，並禁止他再去看胡蝶的電影。他便拿我作掩護，說是帶我上街玩，其實與他的朋友們會合後，就去了電影院。這電影雖然也是無聲的，但字幕卻不滿天飛，而是固定打在銀幕旁的牆壁上，既沒了看屋頂上飛字的樂趣，我對那哭哭啼啼的電影又覺得無聊，便吵著要回家，為了不讓我搗亂，他給我個特權：“想吃什麽給你買什麽。”條件如此寬厚，我再不愛看電影也不堅持回家了。現在回想起來才明白，我一生總犯錯誤，大概因為從那時起便受了資產階級思想影響。
讀者或許不明白，在電影院裏怎能“想吃什麽買什麽”呢？這得作點注解。那時電影院裏是有女招待的。女招待除去在你麵前的椅背上掛個鐵絲彎的茶杯架，為你供應茶水外，還隨時用盤子端了糖果之類來叫賣。多是較高檔的食品。自有了那許諾之後，她們一來我就要買，我一買她們來得更勤。最後那親戚隻好跟女士商量：“我包圓得了，您把它包好我散場時帶走，您就別來零碎踹了，照這樣我電影看不踏實，孩子的肚子也受不住。”
那位女士倒也合作。扭身走開，過了會兒把一包用繩捆好的糖果送了過來，並對我那親戚說：“我不要價了，這算是賣剩下的貨底，您看著給。”那親戚合計了一下，掏出幾張票子送上去。女招待點了點，居然送回兩張來說：“用不了這麽多，那兩包糖豆算我送孩子的。交個朋友嘛。”
那時天津人有句順口溜：
“女招待，真不壞，要五毛給一塊。”孩子們心中，女招待全是些魔鬼般的壞人。這次親眼見到女招待，得到的印象卻與那順口溜不同。覺得她們也是很通情達理，並且對小孩滿友好的人。從此我便不再對女招待存有恐怖之感。年紀大些後，讀了劉雲若先生的《舊巷斜陽》，對那階層人才有了些真正的了解，便對這些人同情多於反感。
到今天為止，劉雲若先生的著作，還是我看到過的唯一以女招待為主角，並且以同情眼光看待描寫她們的作品。
七
上次談到劉雲若先生的《舊巷斜陽》。多年來人們要我談走上文學道路的經過，我都避重就輕，隻說在戰爭時期寫快板，解放後進文學講習所進修，認真學習十八、十九世紀西方批判現實文學和五四以來新文學等等。這也是實話，但避開了最初引起我文學興趣的作品和作家的名字，不是怕露醜，是怕無意中犯了忌。前些年對通俗文學是另眼相看的。
現在可以坦白：我出身既低微，文學趣味也不高雅，最先使我入迷的小說之一是“社會言情”小說，是劉雲若先生的作品《舊巷斜陽》。
我第一次成本大套讀小說，是《水滸》，上小學時坐在圖書館看的。那是個教會學校，有個小圖書館，供學生課外閱讀，但不外借。那裏有一套“萬有文庫”版的《水滸》，薄薄的小本，每本大概隻有兩三回。我從頭一本讀起，就入了迷，一連幾個月下了課就進圖書館，直到打鈴關門才走。我家也有人讀小說，但讀的是上海出版的鴛鴦蝴蝶派，不分行不分段也沒有標點，半文不白我讀不懂。《水滸傳》引起我興趣後，我便省下零用錢上街上租書。家裏人常去大觀樓聽雜耍，就在大觀樓附近，正興德和四遠香（也許是五昌百貨店）邊上有個老頭擺攤租書。收下幾毛錢押金就可以任意選租，還書時按天算租金，一天不過兩大子兒，一個燒餅錢。我趁聽戲時租過一回後，從此上了癮，一本本租了下去。那老頭出租的書多種多樣，既有武俠、言情，也有《薛仁貴征東》、《海公大紅袍》。最奇怪的是還有一本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封麵上畫的是兩把錘子撞擊出向四麵噴散的火花。可恨我自小粗枝大葉，光看了封麵不往裏翻，誤以為講鋼鐵冶煉的書，就把它扔回書架上去了。參加革命後才知道這是錯過了一次受革命教育的機會，使我革命覺悟晚了好幾年。
各類書我瀏覽一番後，覺著讀劉雲若的書最過癮，就專租他的書。
劉先生的小說難免也有低俗成分，但我敢保證，吸引我的絕不是粉色的東西。他還沒有現在某些作品那麽**裸寫性，即使有我也沒到懂人事的年紀。吸引我的是他筆下小市民階層的生活場景，人生百態。他寫妓女（甚至有傳說他是藏身在“班子裏”寫小說的），寫女招待，但著力點不在色情而在愛情和人情。他筆下的大亨、幫閑、窮文人、小市民，頗有性格與時代特色。當時人們把他的“言情小說”前邊冠以“社會”二字作定語，我覺得有道理。前兩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做了件好事，出了一套“現代通俗小說研究資料”，裏邊收了他的作品。可惜沒找到《舊巷斜陽》的舊本，隻按連載時發的《恨不相逢未嫁時》印書，但那小說在《銀錢畫報》並沒連載完，內容比《舊巷斜陽》少了許多，原來這本書的封麵畫得也有味兒，是一個長辮子女人挎著個包袱走在一條窄胡同中。他的《小揚州誌》寫得也不錯。《恨不相逢未嫁時》當時曾由上海拍成電影，演出時頗上座。書中寫女招待璞玉和他的殘疾丈夫相依為命，她為養活他才去當女招待，不料被一個熟客人偷偷愛上。她雖對那人也有好感，但為了忠於丈夫而把感情深深壓在心底，極力對那人冷淡；那人知道內情後便退避璞玉不再來這家餐廳用飯，但仍暗中愛著璞玉。後來實在受不了單相思折磨，決定離開天津遠去四川。臨走前向璞玉告別，兩人才都暴露了真情，但發乎情止於理，為了盡一個妻子的責任，璞玉決定舍棄愛情，仍與丈夫廝守，不料此事被丈夫發現了。丈夫為了表達對妻子感謝，決心犧牲自己，不再作拖累。趁璞玉不在家時，用手摸著牆不辭而別了……
這故事在今天也還是會打動人心，激發良知的。
我的讀書習慣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當然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審美趣味的演變，後來讀的多是純文學名家的作品，但起步是從這裏起的。如今從實招來，可以提供一個例證：文學欣賞水平是會不斷提高，隨著水平提高閱讀檔次也會變化。這批人提高了又會有一批新讀者接班，通俗文學也不必擔心沒有市場。
通俗不等於低級和庸俗，隻要讀讀張恨水、劉雲若、宮白羽先生的作品（更不用提金庸、梁羽生先生的作品），就得承認，他們的文化修養、知識水平和生活觀察力，絕不在某些純文學作家之下！我們現在的通俗文學水平有待提高，但不是提成純文學。這是兩個門類，各有其標準。
我讚成對讀者要有引導，相信壞的文學作品將教壞一代人。我也認為文學作品門類的多樣化是雙百方針包含的一項內容。我對“二為”、“雙百”，絕對由衷地擁護！
八
我家在天津大概住過三個地方：日租界、法租界、河北；姥姥家似乎長期住在當時的特一區。看大觀樓雜耍是住在河北時期，所以對當時以東北角官銀號為中心的一帶記憶清楚。去年《戲劇電影報》登了篇文章談小楊月樓父女在天津演出，文章說楊氏父女很長一段時間“在大觀樓公演”，引起我的疑問。我不敢說人家不對，隻能說與我的記憶相左。因為恰是在看大觀樓的雜耍和文明戲同時，我們也看楊氏父女和郭玉昆的戲，地點是在大觀樓往西、北大關東邊的華北戲院。
楊氏父女在那戲院唱戲大概從三十年代末唱到四十年代初，這中間隻有一次我看過小楊月樓傍一老生在“國民戲院”唱《坐樓殺惜》，此外他的戲我都是在華北看的。華北園子不大，但上座率很好，最大的優點是小孩上後台看新鮮他們不阻攔。我第一次進戲院後台，看他們扮戲，換行頭，給祖師爺作揖，就是華北。那天是小楊月樓和楊菊蘋父女的《人麵桃花》，我對後台放著的矮牆、院門布景片和幾棵假桃樹有興趣，因此印象極深。
他們的戲碼與別的劇團不同。《狄青征西》、《花木蘭》、《李十娘》都是獨有的。在《花木蘭》中小楊月樓耍特號大刀已是少見，在《李十娘》中翻三張桌在花旦行中更是絕活。另外郭玉昆的猴戲也自成一派（實際是南派，楊先生的花旦戲也是南派）。《五百年後孫悟空》，除去李少春、李萬春有時來唱幾天外，天津的劇團似乎隻有郭玉昆上這個戲。《狄青征西》中郭玉昆戴著麵具開打，小楊月樓穿著西式長裙跳“西洋舞”，都叫人挺開眼。記憶最深是楊氏父女唱的《人麵桃花》。與別人唱的不同處是裏邊增了個角色“桃花童子”，由郭玉昆的徒弟小郭玉昆扮演，這小孩年紀不會比我大，一上來就翻幾十個小翻，一個高提緊接起旋子，然後盤腿打坐雙手合十。至於他跟劇情有什麽關係當時也沒注意，現在更說不清。當然最叫絕的還是小楊月樓的崔護。崔護第二次上台，來到門前連叫三聲：“裏麵有人麽？”三次叫法都不同，第一次是輕輕的，含笑問道：“裏麵有人麽？”裏邊不應，有點慌了，用扇子敲著門很快的叫了聲“裏邊”，叫完一頓，高聲喊了個“有”字，感到聲音太大莽撞了，又壓低聲音說出“人麽”。兩字。仍無反應，真的急了，放開嗓子，一字一字清清楚楚，說完“裏邊”兩字後，用婉轉的聲音問道：“有人麽？”把“麽”拖得很長，邊發音邊側著耳朵聽門裏的動靜，感情表現層次分明，有起有落，每到這裏都換來全場掌聲。後來我又看了多家演的《人麵桃花》，幾乎所有小生都直咕籠統，放連珠炮般問：“裏邊有人麽，裏邊有人麽？”毫無意味。
天津人去看楊氏父女的戲，還有一層原因，是聽說他們1938年在長春唱戲時，偽滿洲國某“大臣”（有人指明說就是張景惠），派人送信，要強迫納楊菊蘋為妾。楊氏父女當麵把來人頂了回去，連夜舍棄行頭，化裝逃進關內來到天津。天津人很尊重他們的骨氣。大概就在天津那段時間裏，郭玉昆和楊菊蘋結成夫妻。後來他們去了武漢，從此就定居在那裏，我隻在台上看過楊菊蘋唱戲，到後台偷看過她化妝，從未接觸過。我有些朋友和他們夫妻有交往，據說楊菊蘋是個賢妻良母，不光戲唱得好，還做得一手好菜，不光會做中國菜，還會日本料理。
京戲演員多半飲茶成癮，湖北本是出茶的地方，出的多是綠茶。京劇界要喝花茶。新鳳霞同誌說，他們每到北京，或是有便人來，總要到王府井的一家茶莊買些茶葉，帶回去。
九
發了幾篇無事忙雜記，竟有朋友打電話來給以鼓勵和指正。使我在感激之餘也有些意外，沒想到這類消閑文章還有人看，並看得滿認真。朋友們指出的不足是說我對“時調”談得太簡單。對金萬昌的估價也不足。我接受這個批評。為此略作補充。
我說“靠山調”就是後來王毓寶唱的“時調”，這是從簡而言。在“靠山調”出現之前天津就有過“鴛鴦調”，“靠山調”之後又有所謂“膠皮調”，就是拉洋車工人們在等座時坐在車上哼出來的一種小調。拉洋車的並不都是天津人，所以這種小調把外省尤其是山東、河北的音調帶了進來。這些後來都糅進了“時調”之中。這些小調的原形，多半言辭**，曲調粗野，隻有妓女們在“同樂茶園”那樣為拉客而設的落子館裏唱。天津人幹脆就叫它“窯調”！這種東西是上不了台盤的。我上次文章中說有一種“天津獨有的”劇種，專唱“插杆打王八”，就是這種東西的變種，在鳥市、三不管等地演出。下流**，不堪入耳。
後來經有些文人重填歌詞，整頓調式，比較幹淨入耳了，這才進了正式的雜耍園子。第一個進園子唱的高五姑也是妓女出身，掙錢贖身之後，便以唱“靠山調”為業。所以她最拿手的段子就是“歎青樓”！高五姑之前還有一人在園子裏唱過“靠山調”，是趙寶翠。她是京韻大王劉寶全的師妹。本功唱的是京韻大鼓，隻偶插一段“靠山調”作為噱頭，不是拿這當正式活兒。高五姑稍後，有一位秦翠紅外號“棒子麵”的女藝人也以專唱時調紅了起來，秦唱的調子就不隻限於“靠山調”，更吸收增加了別的小調，人們習慣稱她唱的為“時調”。但她唱了沒幾年便被一有錢人收去作妾，脫離了舞台。“時調”中包括“靠山調”，但“靠山調”不就是“時調”。對其細情我說不清。這方麵的專家是姚惜雲先生。隻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說“高五姑時調唱得好”。曾被大人批駁說：“‘靠山調’跟‘時調’不是一回事！”
說到“梅花調”，我倒有過一點了解的機會。我和曹寶祿、尹福來等先生來往較久，在一塊喝酒也在一塊遛早。社會上多知道他們是唱單弦的名角，其實他倆唱梅花都是高手。五十年代有一次在文聯會上，尹福來唱了一段“梅花調”、“黑驢段”，博得全堂彩，唱完有一位學者（好像是吳曉鈴先生）就說：“您唱得這麽好的梅花，何苦去唱什麽單弦呀！”
據他們告訴我，所謂京韻大鼓，早年叫津音大鼓，其實是天津產的，而梅花大鼓才是北京的土產，跟八角鼓一樣，是八旗子弟的創造。原隻在堂會上折唱，後來八旗人子弟生活無著，有人以唱此為主，才成單獨的節目。但調式呆板，金萬昌請劉寶全指導，並得力於弦師韓永祿、蘇啟元的幫助，對它進行了改革。初步形成現在的這種樣式。花四寶幼年從師邱玉山學的金派，後來又拜師盧成科，盧依據她的發音特點，幫她又作較大改革創新，使梅花調充分發揮出委婉纏綿細膩低回的特色。人們把這種新調子稱作“花派”或“盧派”。不幸的是在舊社會的惡劣環境中，這位幾十年難出一個的天才演員沒活到三十歲就含恨去世了。所以當時天津人為她的去世極表惋惜。
高五姑雖從妓院把自己贖身出來，但受不了舊社會的欺壓，跳出火坑又入深井，吸毒成癮，終於“過把癮就死”，棄屍街頭，慘不忍睹。這兩位天才藝人的經曆很可以使人們認識舊社會的殘酷罪惡！
十
當年，從東北角往南拐，也有兩家園子，一家是“國民大戲院”，一家是“中華茶園”。“國民大戲院”我曾去多次，“中華茶園”被一位男性親戚帶著去了一次，回來被大人知道後就遭到了禁止。據說那家園子當時多是南市花街的姑娘在獻藝，唱曲是手段，結識客人才是目的。
“國民大戲院”園子很大，大到我從沒見過它滿座過。一進門照壁上是彩色浮雕的“三陽開泰圖”。很寬大的前廳，池座，樓上還有包廂。總有些座位空著。我最早看周信芳先生的《蕭何月下追韓信》、《掃鬆下書》就是在這裏。還在這裏看過劉漢臣、白家麟、孫毓昆、袁世海和榮春社科班。不過戲曲界似乎不止一位劉漢臣，一位在上海叫黑社會給害死了，曾在觀眾中引起憤慨。後來在東北又見到一位劉漢臣，這兩人都是唱麒派老生的，我弄不清看的是哪一位。白家麟是唱馬派戲的，這我不會記錯，因為那天是我自己單獨去的。回來後我說：“唱的真像馬連良！”家裏人問我：“馬連良什麽樣你聽過嗎？”我一想，我還真沒聽過馬連良。
“國民戲院”對我最有意義的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話劇是在這裏，看的是徐幸園演的《陳查禮大破黑貓盜》，女主角是解放後演出許多名劇的白珊小姐。因有先入為主，後來看小蘑菇演的陳查禮，雖然他也學著說吐字不清、清濁不分的上海國語，我怎麽也覺得不像陳查禮。
“中華茶園”雖然隻去過一次，但是印象深刻，原因是它的演出方式不同。別處聽雜耍都是演員在後台候場，到誰的節目，先上弦師，絲弦調好，按過電鈴，演員才款款地出場，先用並不比蚊子大的聲音說幾句開場白，直到說“換上學徒我上來，誌誌誠誠地侍候你”一段什麽什麽。這才能叫觀眾聽見。隻有河南墜子，上來拉弦就唱，卻隻有腔沒有字，光聽見“嗨呀嗨呀……”這樣嗨半天再停下來交代：“上來呀試試絲弦的高矮，溜一溜嗓音，找找咱那個家鄉味，現在再侍候你這一段×××。”這中華茶園，卻是另副做派，所有演唱的姑娘都坐在台上，坐一排，還不斷地向台下熟人飛眼，微笑。年紀大了後才知道這多半是她們職業所需。後來我寫《五分》捧角的那一段，我就用的是這“中華茶園”的規格。
除了這些劇場外，我還瞞著大人，到河北電影院近旁的鳥市去聽過撂地和大棚的表演。在那裏看到天津特有的一種戲，那種戲似乎隻有一個劇目，就是完全用天津話演的鬧劇，叫《插杆打王八》，髒話滿台，**不堪。來過鳥市也才知道，一樣的相聲段子，到這裏就變得庸俗不堪，滿嘴髒字了，跟在園子裏聽的完全不同。比如《解學士》這個段子，園子裏說解縉碰到一個和尚戴著枷鎖被解送時，作的詩是“學法又犯法，出家又帶枷，兩根無情棍，枷著大西瓜”。到了鳥市，“大西瓜”三字卻變成仍然押韻的不堪入耳的三個字。那時雖然年小，也覺得這不符合解學士的身份。為此，以後我就不再去聽那裏的相聲。倒是那裏的評書使我很有興趣。聽過天津特有的一部書，叫《津沽英雄譜》，完全講“混混的故事”。如果還有底本可尋，我建議有關方麵不妨尋來作為資料。那裏說的“混混”狀況，比我後來看到的有關文字都要豐富、生動。
去鳥市多半是到河北電影院看電影。可能是當時電影業生意不佳吧，河北電影院常在電影放映前加演京劇或曲藝。在那裏唱京劇的老生主角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李宗義。不過那時李宗義還沒下海（這裏是用“下海”一詞的原意，並非現在說的做生意），據說河北電影院的老板是李宗義先生的胞兄，給他提供上台實踐的機會也。
小孩子去鳥市、三不管是犯忌的，我一直沒當眾交代過。今天是頭一次坦白。
十一
雜記談到鳥市，意思沒盡，再補充幾句。
當年天津撂地演出的場地，除鳥市、三不管外還有多少處我不知道，我隻去過兩三處。一是河北新車站（就是現在的北站）附近的新大路。在新大路中段靠左側，有一片空場，“七七事變”前那裏也有賣藝的。我在那裏看過變戲法和武功，還記得藝人把一對鐵球吞進肚內，然後張開嘴一邊流涎水，一邊托著小笸籮要錢的恐怖景象；另一處是謙德莊。隨姥姥等幾個老太太到那裏聽梆子，有個唱老生的小孩，一唱起來，胸口便一起一伏，留下印象很深。那上戲院的收費辦法也是我在別處沒見過的。它不零打錢，也不賣門票。進了門交下一份錢就坐下聽戲。聽完前邊的幾出墊戲，台上換守舊，場麵打長錘，這時便有人起坐離場。剩下不走的再交一回錢，留下來看大軸。我跟著去了兩次，兩次的大軸都是《鍘判官》。
我對鳥市說髒話（行話叫使臭活）的相聲不欣賞，並無意否認鳥市在相聲發展過程中起的作用。“七七事變”前後，在“雜八地”以演出相聲出名的小茶館有兩個。一個叫“聯興茶社”，在三不管；另一個叫“聲遠”，就在鳥市。我就是在“聲遠”聽的相聲。別看這場地破爛，趣味低俗，卻出台過名演員。就我所知，那時在“聯興”表演的就有現在的相聲大師馬三立，還有趙佩茹、劉寶瑞、李潔塵等，而“聲遠”有郭榮起、班德貴。距“聲遠”不遠，還有個“三友茶社”，比“聲遠”要體麵點，不單表演相聲，還有別的曲藝，並有坤角登場。唱太平歌詞的吉評三、荷花女父女和吉的徒弟秦佩賢，都在那裏表演過。
在撂地演出的地方，唱大鼓、太平歌詞和說相聲場地形式不同。唱大鼓和太平歌詞的場子有小舞台，觀眾坐在台下，演員候場在幕後。說相聲沒有舞台，四麵放條凳，三麵坐觀眾，一麵坐候場的演員。大家平起平坐，誰表演誰就站到中心空地上來，所以可以直接和觀眾交流，甚至說到坎節上，演員可以拉著觀眾的袖子問：“您聖明，您來評評理，我說他不是玩意他說他是玩意兒，我說他是玩意他又說他不是玩意兒，他到底是不是玩意？”現場抓哏，內行稱之為“現掛”！頗有效果。
我說撂地演出的相聲格調低，不是指演員，而是指演出形式。同一個演員一進園子演出，常常與撂地時判若兩人，有的還特別斯文大氣。如馬三立、劉寶瑞、郭榮起、趙佩茹，不僅表演水平高，台風也文雅瀟灑，可見在那些地方使臭活是為迎合低層次觀眾的口味，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出於自願。
我在鳥市受益較大的是聽評書。聽過《沽上英雄譜》（上次誤寫作《津沽英雄譜》，在此改正）、《雍正劍俠圖》、《濟公傳》。因為引起了興趣，後來在陳家溝子又聽了《聊齋》。在小樹林還聽過一種特別的評書“講報紙”。說書人就拿著張“庸報”，講當天發表的新聞，連讀帶講，加上自己的評論。當時天津正在日寇魔掌統治之下，在讀完報上的太平洋戰爭消息後，說書人放下報紙分析說：別看報上講小日本獲得大捷，其實在太平洋早叫美國兵打得不認識北了！什麽叫“塞班島全體玉碎”？就是全軍覆沒，一個活的沒剩下！那邊一敗，在中國也就待不長遠。於是，講起中國抗日作戰的形勢，既講中央軍在正麵的動向，也講八路軍打遊擊戰的故事。雖多是小道消息，但都是替抗日軍說話，仇視日本侵略軍的。其時，外邊就有偽警察巡邏，他卻講得眉飛色舞，全無恐懼，聽的人也全場叫好。講完一段收過錢後，則說：“天天講打日本，這日本也不是一天兩天打得完的，眼前的事也得談談，今天報上說天津有些街道要改名字，我介紹一下怎麽個改法吧，於是念道：‘市政府下令，從明天起以下街道改為新名……”’這裏說的市政府又是漢奸市府，他也照樣用鄭重的口氣念他們的布告。
我對這位藝人敢在敵人眼皮底下說抗日救國，實在佩服，但沒記住他的名字。後來從一份小報上看到，說有個專門說報紙新聞的藝人叫“瞎話楊”，我不知是不是他。不過報紙上對這位藝人卻是批評多於肯定。說他要捧誰就捧上天，要罵誰就罵入地。不知我見到的那位是不是他，如果是，我覺得對這位先生不可完全否定。那年頭敢公開說抗日的話是不容易的。
我聽得最入迷的是《聊齋》。當新四軍時停了幾年，進城後又接著聽。當了右派接受勞動改造，隻要還在家中住，勞動歸來都先上天橋去聽幾段書。小時在天津聽的是陳士和，他說書時後邊掛上個小黑板，碰到有典故的地方，回身在黑板寫下那幾個字，然後講解。聽了真長學問。解放後到了北京，我聽存字輩的老藝人黃存周和王全洲。黃存周為人謙和，有文士風。表演風格輕聲細語，從容細膩，溫文爾雅，韻味深長。其用語之精辟，描述之傳神，使我在寫小說時受益匪淺。
北京說《聊齋》有名的當然是趙英波，可惜我沒趕上。但聽到過他一些故事。當年藝人們都有門戶之見，而且怕別人偷藝。據說，有一回陳士和由天津回到了北京，特意上茶館聽趙英波說書。趙正在表演，一見陳進來，笑著點點頭，說完一段就給觀眾作個揖說：“對不起各位，來了個朋友，好久沒見了，我得盡個地主之誼，今天向您請個假，就說到這兒吧……”隨後下台，拉著陳士和道辛苦，問寒暖，要請陳去吃飯，陳士和隻得婉謝而去。
此係傳聞，並沒經過考證。
十二
正想沿著東北角官銀號尋找兒時的記憶，不知不覺已到年根底下，一元複始，萬象更新，笑語歡聲，送舊迎新。年三十這天晚上，想到鍾聲一響本人再填表年齡一項就要寫“63歲”，一事無成兩鬢斑白，多少有點淡淡的愁緒，於是就想到中國人有些老風俗還是滿講道理的。小時候天津人過年有個規矩，平時吃飯、飲酒，都是小的敬老的，老人不動筷小輩不能動。唯獨年三十午夜這頓餃子，小孩和年輕人有特權，讓孩子動筷或是先喝一口甜酒大人們再動。因為過年對孩子來說是長了一歲，對上年紀的說則是少了一歲！應當祝賀的是孩子們。這頗有點唯物主義的味道。以前聽大人講“小孩過年大人過關”隻理解為大人要為籌錢操心。現在自己也作了老人，才明白其含義不止於此，還有心理因素。
對小孩來說，正月是名副其實的“狂歡節”。當然一進臘月門就高興，但還是醞釀階段，精神雖然自由了，經濟上還不富裕。“三十晚上坐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扭一扭者拜年之謂也。給大人拜年，頭都不白磕，扭一圈下來兜裏就有了幹貨，這才有享受狂歡節的條件。
我拿到錢後去的唯一地方是娘娘宮。破五之前別處的買賣都不開門，而娘娘宮的廟市則正在熱鬧**。
聽大人說，在清末之際宮南宮北兩條大街曾是天津最繁華的地方。但到我出生後已經有了法、日租界和東北角等商業區，宮南宮北平日就相當冷清了。平時那裏似乎隻有兩種作坊兼店鋪在活動。一是“洗娃娃”的，一是“畫大紙”的，修複後的娘娘宮和“文化街”我去過。不敢說不好或是不對。隻能說跟我記憶不一樣。因為沒有了這兩種當時最主要的行業，就沒有了“原湯原味”感覺。不過我鄭重聲明：決不主張恢複它。我還沒有這麽落後保守。
也許年輕的天津人已不明白這兩種作坊是作什麽的，我多少作點解釋。
過去天津人（不是所有的，是我們家那樣的）有點迷信。青年人婚後無子，很少上醫院去檢查、吃藥，而是到廟裏“拴娃娃”，最靈的是上蜂窩，可是蜂窩路遠交通不便。老娘娘就提供方便，天後宮也供應娃娃。到廟裏上幾炷香，給老道定例的手續費，用紅頭繩拴上個小泥人抱回家來當作兒子，初拴來隻有巴掌那麽大，光屁股戴著紅兜兜。抱回家放在炕頭一角，吃飯時也盛一碗放在他麵前。這娃娃每年要抱去“洗一回”。把原來的打爛，再加上新泥重新塑好，比原來增大一點。衣服也隨著變化一些。由兜兜而開襠褲，由開襠褲而童裝，再大了還可穿袍子馬褂，年輕夫妻生了孩子後這娃娃也不能馬上送回，一般總要等孩子長夠五六歲甚至十一二歲才送回廟中。生下來頭生子得算作老二，尊稱這娃娃為哥哥。我就有個娃娃哥哥。所以我二弟從小就被當作小三。習慣以後，雖然長成人了，家裏人還有時叫他小三。結果“**”中就帶來苦惱。紅衛兵小將們理直氣壯地懷疑：他明明叫小三，怎麽填表隻填一個哥哥，是不是另一個跑到台灣去了？
“畫大紙”就是畫神像。天津人管年三十供的“全神”稱作“大紙”，“大紙”確實也很大，總有幾百位神仙。因為過年時家家要“請”，需要量極大。作坊裏平時天天要畫，到年底才能滿足市場需要。而且他們也不隻畫全神一種。以前天津人信“胡、黃、白、柳、灰”五大家。他們也供應這些，這就不限於過年才“請”了，所以作坊都帶著門市。“五大家”是指五家大仙係列。胡是狐狸，黃是黃鼠狼，白是刺蝟，柳是蛇，灰是老鼠。他們之中有多年修煉得到正果的就成了仙或成了精。是仙則求其保佑，是精則怕其作祟。天津人小心謹慎，不管是仙是精以不得罪為上，便把他們的畫像請回家供起來。好在他們有了道行後不再是原來麵貌，並且全都“投降”了清政府。所以這些仙家的畫像一身滿洲官服，頭戴頂子翎子，胸前掛朝珠。
這兩種行業平日門市沒多少人的。所以宮北街很冷清。但一進臘月就不同了。攤位還沒擺就見牆上地下貼著壓著都是紅紙條，上寫“××××年在此”！×××者攤販也，有賣春聯的，有賣年畫的，有賣燈燭的，有賣吊錢窗花的。攤沒擺先占下地方。一臨近小年兒，攤位便漸漸多起來。到年根和正月，則兩側路邊緊挨緊靠，一個攤連著一個攤，再沒有空隙。
拿了壓歲錢和紅包，別處關門，唯有此處熱鬧，而賣的東西又正是小孩喜歡的玩意，我當然就往這兒跑。
十三
男孩子們到娘娘宮頭一個目標是大殿前擺攤的“劉海牌薨葫蘆”。北京人叫“空竹”。薨葫蘆分單響和雙響，也就有一麵有輪和兩麵有輪之分，隻有太小的孩子才玩雙響的。一上小學就都玩單響的了。不過這劉海牌的掌櫃卻玩雙響。這對葫蘆特別大，直徑不小於車輪，漆成紅色。每到過年出攤他就在自己的攤前抖這對大葫蘆，抖的工具不再是兩條棍拴著一根線繩了，而是一條一寸寬的皮帶。兩手一抖發出嗡嗡巨響，成為最好的招牌和廣告。賣薨葫蘆的有多家，除劉海外，“合和二仙”也很出名，其他雜牌就不大有人歡迎了。劉海牌攤位的位置也好，就在大殿前邊。凡來進香的必在他攤前經過。那時候天津人講究大年初一到娘娘宮“搶頭香”，也就是前半夜就趕到娘娘宮，在院裏等候，一交子時，午夜十二點整道士一撞鍾，趕快進殿搶著上頭一炷香。為此娘娘宮前的攤位是徹夜營業的。
我曾猜想這燒頭香必定十分困難，那麽多人搶著上香，香爐前能擠開幾個人呢？後來我隨大人去燒過頭香，才知道這裏也有竅門。原來道士們為使善男信女高興而來滿意而歸，采取了個靈活手段，在老娘娘麵前設了幾個大香爐，不必像平日燒香那樣一根根插上，隻要點燃後扔進大香爐就算功德圓滿。所以鍾聲一響，我實際看到的是香火投擲比賽。香爐口很大，離著幾步遠往裏扔不愁扔不進去。而且那鍾磬之聲不絕於耳，差個三分兩分都在頭香之內，冠軍是並不限於隻有一名的。
大殿中除去正麵端坐的老娘娘，最受人歡迎的是左側前方麵南而坐的一尊塑像。此像不作鳳冠霞帔、錦衣繡裙裝束，而是白色發髻上戴個農村老太太戴的黑帽箍，穿藍色大襟棉襖，挽腰棉褲，紮著黑腿帶，一雙纏足小腳穿著繡了花的布鞋。是位童顏鶴發，滿麵慈祥的天津老太太。她座前還有條白眼白嘴的小黑驢。這尊像為全國獨一份，很可能全世界也是唯一。人稱王三奶奶，據說就是我們天津人，篤信老娘娘，在一次進香時當場升天，據道士言已成正果。來燒香的誰也落不下給王三奶奶進一炷香。一來是感到親切，二來從她身上老太太們也看到自己的希望。
除去王三奶奶，我愛看是靠北牆有幾間殿裏邊存放著出皇會老娘娘乘的輦和全副執事。比娶媳的執事大而美觀。平時殿門關著，過年時則打開供人參觀。那時一進山門靠南邊有幾間東房，住著一家道人，那道人常來作義務講解，人們也給些香火錢。近年去天津曾參觀新整修過的娘娘宮，才知道王三奶奶和皇輦都不在了。除去買薨葫蘆，孩子們另一個目標就是買燈。娘娘宮前燈的品種不光多，而且好。有一種用秫秸為骨紮的大燈，有魚、有荷花等造型，最為美觀，極富民間藝術品位。但那時也有新潮一族，我的一位親戚就是。認為這種燈太土，偏要為我買一種玻璃絲燈。把玻璃拔成細絲代替紙和玻璃做成燈罩，內側貼上人物花草畫片，很玲瓏美觀。這多是提燈。牆上掛得多是走馬燈。走馬燈貼上人物、馬，甚至汽車等圖形，點上蠟後熱氣催動輪子一轉，就有一群剪影轉著奔跑。還有一種是那燈作成個小舞台，上麵有各種戲出場麵，用馬尾和裏邊的輪子連接起來，輪子一轉，這些人物就反複作出舉手、點頭、揮刀、牽馬等動作。煞是有趣。隻是這種燈極易損壞。有次我買了一隻，碰上刮風，拿在手中被風刮斷了馬尾，回家後那些人物都不會動，非常懊喪。小孩提燈遊行並不等到十五，年三十晚上就開始了。天一黑不用人招呼，胡同中的小孩子自動組合一隊，越走裹的人越多，打著燈圍胡同轉。一邊轉一邊唱：“打燈籠玩，抱小孩兒，金魚拐子大花籃……”一遍遍唱，一圈圈走，直到大人來招呼回家送神吃餃子才不心甘情願地離去。破五之前，不再做新飯。每頓飯都熱現成的饅頭和菜吃，婦女們有了更多自由時間，她們大半都玩牌，先是梭胡，隨時代發展變為麻將。這些，孩子都不能摻和。唯獨玩升官圖時，孩子可以參加。升官圖是一張印好的圖表，上邊有各種官銜。有一隻挺大的骰子，呈四棱形，每麵寫一字，四麵“德、才、功、章”，什麽意思我不懂，怎麽玩法也忘了。倒覺得這一類培養孩子賭博興趣的遊戲還是忘了的好。
十四
有朋友建議“你的無事忙雜記，也寫點現在的事，別老翻舊皇曆”。遵囑照辦。最近去了一趟台灣，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吃上，就談談吃的感受。
中國人愛吃，會吃，是祖傳的。不受地域差別影響，也不受政治觀念幹擾。在台灣吃了十天。那些大宴會都沒留下多少印象，在街上吃了幾樣東西倒值得一提。
一是吃了一塊“棺材板”！在台南逛夜市，老遠就看到一條巨大的燈光廣告“棺材板”。我心想：誰家辦喪事也不會到夜市上來買棺材吧？幹嘛做這麽大的廣告！就湊上前去觀看。原以為會看到金絲楠或是陰沉木，卻看到是麵包做的“棺材”。把麵包淨切成長方塊，用油炸硬，中間挖空裝餡，上邊再蓋一塊也是麵包做的“棺材蓋兒”。這名字和形狀都透著新鮮，我馬上買了一口（棺材論口不論塊）。送入嘴內倒也好吃。這才承認那位起名字的人有學問。要不是這個名字，我絕不會買它。
再一項是我嚼了顆檳榔！大陸有些省份也嚼檳榔，從聽評書中知道過去北京、天津的老人也嚼檳榔。不過我沒嚐過。到台灣後發現賣檳榔的店鋪和攤點比賣香煙的還多。店鋪起的名字非常動人：“美麗島”、“桃花塢”、“夢中桃園”。檳榔包裝也很精致。很漂亮的盒子，盒上印著彩畫商標。在櫥窗中層有樣品，像棗那麽大，碧綠光鮮。中間割開一條縫，裏邊夾著一片鮮綠的葉子，葉子中還包有白色奶漿似的石灰糊。特別在華西街這類的夜市上，十分奪目。我問陪我去的二嬸，檳榔什麽味？她說她來台灣幾十年從來沒敢嚐過。我內弟算是新潮人物，竟也不知其味。於是我決定“瀟灑嚼一回”！我到一個攤前說：“買一顆。”人家搖頭，說沒這麽賣過。我內弟說：“他是從大陸來的，你賣一顆好了。”那人笑笑說：“大陸來的好吧，交個朋友，這一顆算十元好了。”我一算，合人民幣三塊三角三。小心拿到手中觀看了一會兒就放進嘴內。內弟忙拿出相機給我拍照，並指導說：“把身子斜起來。嚼檳榔的人沒有直直挺立的，帽子也不好戴得太正了……”我這才知道我在扮演天津人稱作“無賴優”的角色。拍完照，他又問我什麽味道。我說：“苦中帶酸，酸中帶澀。倒是還能接受。”他看了我一會兒問：“咦，那些汁水呢？”我說：“當然咽進肚裏了”，大家聽了大笑，紛紛說：“糟糕！那紅水是要吐出來的呀。吃進去怎麽得了？你沒見這一地紅水像血似的，那就是嚼檳榔人吐的！你不會吃出病來吧？”我在大陸好容易養成的不隨地吐痰的習慣，沒想到在這裏卻起了副作用。這時想吐也吐不出來了。回家後照了一下鏡子，隻見口唇通紅，用天津人老話說“像吃了死孩子肉”。雖沒生什麽病，卻回想起來有點後怕。
還有兩樣有特色的東西，則是在台北一家著名的“北京小吃店”吃的。一個叫“山楂糕”，看起來跟北京的山楂糕相似，隻是顏色偏黑。放進嘴裏卻是絕沒一點山楂味。一問原來台灣不產山楂，原料用了代用品（可能是草莓）；另一種是底下墊一張銀色鋁箔，上放一顆圓形白色麵團，麵團頂上插著一顆紅棗。整體看來很像清朝的官帽。我問：“這是什麽？”服務小姐笑容可掬地說：“這是北京特產，名叫艾窩窩……”既然連形似也沒有，我就沒敢去嚐。吃完朋友們還問：“你看這裏哪種東西最像北京的？”我說：“最像的是桌椅、宮燈和牆上字畫。現在北京講時髦的人家，已把這些東西清除掉，換成了沙發、組合櫃。你們千萬保存好，說不定有一天北京人要知道祖輩用的家具什麽樣，得到台灣來看！”
我說這話是有感而發。因為在台灣我還吃過一回山東大鍋餅。小時在天津大街隨時可以買到鍋餅，是跑船的、拉車的、扛大個兒的最歡迎的食品。嗆麵，直徑超過二尺，厚度不少於二寸。經擱經放，吃了頂時候，但做起來很費工。要往和好的麵裏揣三分之一以上幹麵。用手揣不動，必須在牆上開個洞，支一根杠子，人坐在杠子另一頭用屁股壓，邊壓麵邊移動腳步。這東西沒多少利潤，費力不掙錢。大躍進時便不斷“技術革新”，張師傅今天一斤麵出二斤鍋餅，李師傅明天一斤麵就出三斤。你胡弄他他不胡弄你？出產率高了，味道卻變了。後來幹脆就沒人做了。台灣的鍋餅都是大陸去的山東老兵做的。老兵們沒文化，退伍後幹別的沒本事，幹這個有專長，又不怕賣力氣。在台灣的北方人很多，要吃個家鄉味還非買他的不可。他們不敢改變祖傳的做法。人家一樣的花錢為什麽不吃麵包呢？不就吃的是這個家鄉味兒嗎？
十五
從台灣回來後，寫了幾篇文章，都談到台灣的“吃”。我家女主人說：“你就知道吃！”
為了消除這個誤會。我改個題目，這回說“喝”。
台灣有黃酒也有白酒。黃酒毫不客氣的就叫“花雕”，白酒最著名的是“金門高粱”。台灣喝黃酒依南方慣例，酒盅裏放一顆話梅。話梅鹹酸，遮住了酒味兒。入鄉隨俗，頭幾天我就沒喝出台灣的花雕與紹興花雕有什麽差別。後來熟了，就不再那麽客氣，請侍應小姐不要往我杯裏放話梅。這一來露了真相。那酒實在不能與紹興花雕、加飯相比，淡而不醇，虛有其表。
金門高粱不加小配料，一喝就嚐出像以前北京賣的四十度散裝白酒，比二鍋頭差著一個等級。但它包裝可比大陸的“五糧液”還講究，價錢也貴。宴會上不備，多是朋友把自己的珍藏帶來供大家享用。我坦率地對朋友說：“台灣的酒實在不如大陸的。”他們也承認，他們說初開放兩岸來往時，大陸的名酒在台灣曾紅極一時，占領了好大市場。隨後假冒偽劣大陸酒擁了進來，把台灣人喝怕了。台灣酒家幹脆做起“台灣大曲”、“台灣茅台”來，公開聲明這是台灣造的，味道近似，但絕不作假，喝著放心。大陸酒叫自己人把名聲搞壞了。真李逵敗在了假李逵的斧下。
說完酒再說茶。數年前我在香港，一位朋友請我喝台灣“凍頂烏龍”，一口下去濃香滿口，覺得比在大陸喝的烏龍強得多（因為我沒喝過大陸產的上等烏龍）。從此凡有親友從台灣來，我都請他們給我帶“凍頂”。喝多了才知道並不是所有叫“凍頂烏龍”的茶都那麽好。雖然包裝都是第一流的。瓷瓶、鐵筒、陶罐，外邊再加一個金色帶凸花浮雕的硬盒子。但品位有高下之分，要看店名和牌子。有了這個經驗，這次到台灣買茶和喝茶就沒有露怯。
烏龍是可以作功夫茶喝的，台灣的功夫茶具相當講究。且不說其陶器瓷器的茶具造型之精美，隻說兩樣新發明就很值得一提。一是在功夫茶具中增添了一套“聞杯”，喝茶像喝白蘭地一樣，飲用之前先把它倒進聞杯中，端到鼻前嗅其香，然後再倒進飲杯中慢慢品味；二是他們發明了一種金屬茶具，其性質類似咖啡壺，茶葉放在膽裏邊，衝入開水後會自動攪勻，倒出來的隻有茶汁而不會帶出葉片。不過兩樣我都沒買，頭一種連盤壺大小十幾個杯子，重量不小，又易碰壞，猶豫再三沒有買；後一種雖然科學，但失去了品茶的韻味，連猶豫都沒猶豫。
還有一件發明使我意外高興。我有老年人常有的小恙，時時離不開茶水。在大陸旅行時隨身總帶個罐頭瓶改裝的大茶杯，裏邊裝滿濃茶。雖不保溫，總有的喝。去台灣不好把我這套設備帶著，很為這事發了點愁。到台灣才知道，人家早有創造（大概台灣患這毛病的人也不少），發明了易拉罐茶水。既有烏龍，也有香片，與罐裝“橙汁”、“可樂”一個模樣，而且放在一個自動售貨櫃內，隔著玻璃任你挑選，放進硬幣後，在你想要的罐下一按電鈕，就落下一罐來。妙的是雖在一個櫃內，落出的橙汁、可樂冰涼，而茶水卻滾熱！從台北到台南，直到佛光山佛教聖地，一路都有熱茶喝。隻是要預備條手帕墊著，不然會燙手。
大陸應向台灣學習這一手，讓大家早日放下罐頭瓶。
十六
有朋友建議說：你寫“無事忙”別光憶舊，也摻雜點現在的事情。
我坦白地說句心裏話，一開始寫這雜記，我就沒打算多寫現在的事兒，隻想寫過去和外國的事。一是隻想為讀者提供點茶餘飯後的閑情趣話，當作消遣，不想談太嚴肅的話題；二是以和為貴，談現在的事容易得罪人，弄不好會惹麻煩。因為有些我看著高興的事，別人也許挺堵心。
比如說，今天讀到《今晚報》上黃桂元先生一篇文章，我就打心裏高興。題目是“冷清的回潮”，從這篇文章我知道上海在花大力氣重排“樣板戲”，後遭到了觀眾的冷漠。從這裏我看到中國的希望！
數年前我和幾位政協委員、文化名人一起開記者招待會，在會上我用厭惡的口吻談到樣板戲，遭到一位朋友有節製的反駁，一時成為香港報紙上熱點新聞，也接到過國內讀者的匿名信。匿名信的題目就是：“我們就喜歡樣板戲，樣板戲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說“樣板戲就是好”的人，自有他的道理，不過並不明說。有的從“樣板戲”得到過好處，有的可以引起對當年輝煌戰果的快樂回憶。君不見一些時候以來，報紙頻頻介紹十年浩劫中叱吒風雲者的消息嗎？因演李玉和當上文化部負責人的先生仍受歡迎；因交白卷而當上革委會領導的先生甚為得意；林彪的得意幹將現在生活怎樣？“井岡山”、“紅三司”的司令們近況如何？都有人關心。甚至連某位操過生殺之權的人翻案文章也有發表的地方。盡管中央對“**”作過曆史性的結論，“史無前例”的頭麵人物，不管是刑滿釋放還是監外就醫，仍被一些人視為明星。
關於樣板戲，許多人寫過很有見解、很有說服力的文章，如著名的老一代學者王元化，如雜文家舒展，作家劉紹棠。最令人感動的是親自參加樣板戲寫作的汪曾祺，以過來人的身份，以客觀冷靜的態度揭露了江旗手以什麽原則，用何等手法，迫令文藝工作者炮製那些玩意兒，也說了其動機和目的。
我沒有那麽多理論，我之所以反對樣板戲是因為當年造反派每到夜間用鞭子抽我的時候，怕我的叫聲被別人聽見，就用擴音器放《紅燈記》和《智取威虎山》，所以我一聽見樣板戲音樂就渾身打哆嗦。去年在北京的一個聯歡會上，本來大家都玩得很高興，忽然宣布某位表演藝術家要清唱樣板戲。剛聽了兩句我就往廁所跑，因為胸中作嘔，難以忍受，在我心目中，樣板戲代表的是一個充滿罪惡的時代。那是中國人的恥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場劫難。“樣板戲”是那個時代的象征，抄家、批鬥、迫害無辜的日子過去僅僅十多年，中國人就那麽健忘嗎？今天許多令人遺憾的現象，就是那時播下的種子。一場“除四舊”除斷了多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道德素質？
有人覺得我一聽“樣板戲”就哆嗦很可笑，懷疑我太脆弱。不幸這種事也有先例。我國翻譯過一篇蘇聯小說（可能是波列伏依寫的），題目叫作《名曲》。寫一個蘇聯學者一聽見放貝多芬某支名曲的唱片，就大發雷霆。人們都笑他不懂音樂，後來才知道在希特勒侵蘇時，他被法西斯俘虜。每當他受刑時，就聽見蓋世太保放這支樂曲。“不管這首曲子多麽優美，他都聯想到法西斯的刑具……”人們為了尊重他，再不當他的麵放這支曲子。
希特勒當年並沒把這樂曲定為“樣板”，專為他的暴行服務。這隻能算作個別事件。那八出戲在當年可是被定為“偉大旗手親自培育”的“樣板”的，“樣板團”的“樣板服”都被全國效仿，各地在“學唱樣板戲”時，唱錯了是要按“破壞樣板戲”罪名治罪的。今天聽到那“三突出”的豪言壯語，引起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痛苦回憶的人，怕不是個別的吧。在全國人民致力於經濟建設的今天，唱這些東西對促進團結、穩定到底有多少好處？
傳統戲劇、高雅藝術上座率低令我難過。但聽到上海唱樣板戲遭到冷落，我是由衷高興。老一輩革命家領導我們撥亂反正，才有了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麵。成績得來不易。若連這都否定了，中國還有什麽希望！
上海人冷淡樣板戲，不愧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地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