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住了這些暗示的問題後,我們必須承認,蘇格拉底的影響像夕陽投下的一道陰影,不斷地延伸到未來,成為一代代重新探索藝術的基礎。由於這個影響是永久的,所以它也確保了藝術努力的永久。但是在人們了解所有藝術都是密切地基於從荷馬到蘇格拉底的希臘人這個事實以前,他們對希臘人所采取的態度,必然是與雅典人對蘇格拉底所采取的態度一樣。實際上,西方文明的每一個時期都在企圖擺脫希臘人的影響,但都使人感到深深的失望。因為他們所完成的任何東西,盡管表麵上看來完全屬於原創並值得稱讚,然而當與希臘的典型比較時,就失去了光彩和生命,並且都變為弄巧成拙的摹本,也就變成了一種可笑的東西。

我們時常對膽大妄為的蕞爾小國感到一種強烈憤怒,因為小國敢把不屬於它本土的東西稱為“野蠻的”。雖然那些曆史光輝時間短暫,各種製度可笑狹隘,社會習俗可疑,令人厭惡,然而他們卻覬覦許多國家的特殊地位,正如天才要在群眾之中占有特殊地位一樣。在後世的貶抑者中,沒有人能發現那杯毒藥一下子消除了這樣一種人。所有妒忌、誹謗和憤怒的毒藥都證明,它並不足以破壞高傲自滿的模樣。

因此,人們繼續在希臘人麵前感到羞恥,又害怕希臘人,雖然有時也有人承認下述事實:希臘人是所有各種後來文化的先驅者,但是這些先驅者卻覺得,他們所駕駛的馬和車的品質總是太過貧弱,因而他們把這輛車子驅入深淵之中,而他們自己則以阿喀琉斯式的勇敢躍過這個深淵。

要把蘇格拉底當作這種先驅者之一,隻要我們把他看作一種全新的人就可以了。他是那種理論型人的偉大代表,我們必須了解這種人的意義和目標。這種理論型人物,像藝術家一樣,用隻在黑暗中才閃爍發亮的山貓式的眼睛,洞察一切存在的避免悲觀主義實用倫理的東西,以此獲取無限的快樂。但是,當藝術家一件一件地揭開真理的外衣而其目光仍然停留在那些還隱藏著的東西上麵時,理論型人物卻在被拋開的外衣中獲得樂趣並在揭露過程中發現最大的滿足。這等於向自己證明了他的力量。

如果科學所關心的隻是**女神,它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發達。如果是這樣的話,科學家們就會希望人們嚐試去挖一個貫穿地球的洞,而他們每個人很快就會知道,縱然他終身辛勞工作,也隻能在這長距離中挖掘很小的一部分,甚至這一小部分也會被別人的努力所掩蓋,因此,第三個人將會找到一個新的挖掘起點。

除為了發現某種貴重金屬或偶然發現一種自然律的意外利益以外,一旦我們用堅不可摧的證據證明用這種直接方法永遠不能達到對麵的話,誰還去繼續挖掘呢?因為這個理由,理論型人物中最誠實的人萊辛就敢說,他覺得對真理的追求比真理本身更重要,因而顯示人類探索活動的最深刻的秘密,而使他的追隨者感到驚奇和困擾。

的確,伴隨著萊辛這種代表誠摯挑戰的看法,我們又發現一種根深蒂固的錯覺,這種錯覺最先表現在蘇格拉底的思想中,這種錯覺認為,由因果線索的引導,人類的思想可以探測存在的深淵,甚至可以改變它。這個巨大的形而上學的錯覺已經成為科學研究中所必需的,並且一再把科學帶入藝術領域,在這方麵上說,這是我們真正要追求的。

如果我們用這個觀念來研究蘇格拉底,我們就會覺得他是第一個不但能在本能的科學信心指導之下生活,而且能因此而死的人,後一點更是難能可貴的。因為這個理由,那瀕死的蘇格拉底的形象,那個以知識論證擺脫死亡恐懼的人,就是一個懸於所有科學大門上的表征,而這個表征提醒科學家,他的任務是使存在事物看起來可以理解,並得以證明其合理性。如果論證還不夠,就可以用神話的因素來加強它們,這裏所說的神話因素是指我所描寫一切科學的必然結果和最終意向的那種神話。

一旦我們完全了解了在科學奧秘的啟蒙者蘇格拉底之後,一派一派的哲學家如何來到這世界又撒手而去,一代一代的探索者如何受無法滿足的知識追求所刺激,而探索宇宙的各方麵,以及因普遍關切而使一個共同的知識羅網撒向整個世界、窺見整個太陽係的活動。一旦我們了解所有這些以及現代知識的金字塔,我們就不得不把蘇格拉底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旋風和轉折點。

人類所消耗的大量精力,假使不是用於追求知識,而是用於追求個人和國家現實的自私自利的目的,我們就很容易看到它的結果:滅絕人類的普遍戰爭和許多民族不斷被放逐,大量削弱人類對生命的本能追求,以致使自殺成為一種自然之事而正義會允許兒子殺父母、朋友殺朋友,像斐濟群島(63)的人們一樣。我們知道,隻要在某種形式之下,如在宗教或科學的形式之下,不把藝術當作一種野蠻解毒劑的地方,就會有這種大規模的屠殺。

對這種現實的悲觀主義而言,蘇格拉底可以說是代表理論型樂觀主義者的基本形態,他深信自然是可以探測的,因此就認為知識是真正的萬靈藥,而錯誤是絕對的罪惡。對蘇格拉底式的人而言,人類高尚且真正的事業是發現自然的活動,是區別真正的知識和錯誤的錯覺。因此,自蘇格拉底以來,概念、判斷和推論的結構已漸漸被認為是人類智能的最高運用,是自然賦予人類的最有價值的才能。蘇格拉底和其後繼者認為所有道德方麵和情操方麵的才能、高尚行為、同情心、自我犧牲、英雄主義甚至難以達到的、被阿波羅式的希臘人稱為思慮精神的平靜都是從知識的辯證而來,因此也是可以教導的。

任何人隻要他領略到蘇格拉底看法的樂趣,體驗到這種看法如何漸漸地把整個現象世界籠罩在不斷擴大的領域之中,就會知道沒有比達到征服宇宙以及編織知識羅網的欲望更為強烈的生命刺激。對這樣一個人而言,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似乎是一種全新的“希臘的光輝”和“肯定”的教導者。這種對存在的積極態度,必須在大部分教導活動中表現出來,對高貴的青年們發生作用,最後產生天才。

但是,科學受其有力的觀念所刺激,不可避免地會接近那些外部界限,而在此外部界限之中,隱含於邏輯中的樂觀主義一定瓦解。在科學的周圍,有數不清的點。每一個高貴而有才能的人,在到達他事業的終點以前,都已發展到周圍的某個難以了解的點上,都有方法知道這個閉塞的範圍要如何完全描繪出來。當探究者推展到界限的周圍而了解邏輯如何在那裏自兜圈子並自食其果時,他就發現一種新的感覺,一種悲劇的感覺,這種悲劇的感覺需要藝術的治療。

如果我們用一種被希臘人的景象重新喚起和加強的眼光來環顧今天的自己,我們會看到,在蘇格拉底身上所預示的一種對知識的無法滿足的熱情,如何被轉變為對悲劇的舍棄以及對藝術的需要,然而在一個較低的層次上,這同樣的熱情卻表現為對所有藝術的敵視,尤其是對真正悲劇的狄俄尼索斯式藝術的敵視,正如我曾經企圖在埃斯庫羅斯藝術被蘇格拉底哲學毀滅以後所表現的一樣。

現在,我們發現自己帶著惶恐的心情,敲打著現在和未來的大門。辯證的顛倒會不會導致新的天才輪廓形成,尤其是導致作為音樂從業者的蘇格拉底的輪廓形成呢?無所不包的藝術之網會不會織得更牢固細密呢?它會不會被我們今天各種無休止而野蠻的活動撕成碎片呢?我們深切關心地,但並非沒有希望地,暫時站在一邊做個特許觀看巨大爭鬥和轉變的旁觀者。就是這種存在於這些戰鬥中的魔力,使那些看到它們的人,也必須去反抗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