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從上述那些說教回到一種比較冷靜的心情。我想再說一次,隻有希臘人才能告訴我們,悲劇的突然而神奇的誕生對一個國家的精神和靈魂具有什麽樣的意義。這個具有悲劇神秘感的國家,曾與波斯發生戰爭,而一個經受這種戰爭的民族是需要悲劇興奮劑的。對數世紀以來受到狄俄尼索斯**刺激的國家,誰會期望它具有這種強烈毫不動搖的政治感情,這種自然的愛國心,這種戰鬥中的喜悅呢?
現在我們知道,無論何時,當一個團體深深地接觸到狄俄尼索斯情緒時,就會從個體化鎖鏈中解脫出來,產生對政治本能的冷漠甚至敵意。城邦的建立者阿波羅,也是個體化原理的天才,而國民的整體或愛國心如果不肯定個體性的話,就不能存在。對某些國家來說,從宗教祭祀儀式而來的唯一途徑是走向佛教,而由於佛教所希求的是涅槃,所以它需要將人類帶到超越空間、時間和個體化範圍的感情突發的稀有契機。而這些感情突發又需要一種使我們知道如何才能借助想象,克服那些枯澀的中間階段的哲學。政治本能占絕對優勢的國家,必然會趨向極端的世俗化,羅馬帝國是這種國家中最明顯和最可怕的例子。
希臘人介於印度人和羅馬人之間而不得不作出抉擇,由此他們發明了第三種方式的生活。
他們自己沒有把這種生活方式維持很久,但正因如此,這種生活方式卻延續了很久。雖然諸神的寵物年輕時就死去了,但它們卻活在諸神之中。所以說我們不能因此就希望世界上最高貴的東西長久堅固。
例如,羅馬民族本能的堅固也許不是其完美性的必然屬性。那麽,在希臘人最偉大的時期中,如果他們具有狄俄尼索斯的衝動和政治本能,有什麽藥使他們具有一種能力,既不使他們在狂喜的沉思中消耗生命,也不使他們無休止地追求普遍權力和光榮,而是使他們到達那既可加速血液循環又可帶來沉思的美酒的神奇組合呢?顯然,解答這個問題是在浪費時間。我們必須想到悲劇刺激和淨化全民族生機的偉大力量。而它的最高價值,除非我們像古代希臘人一樣把它看作一切預防疾病力量的具體表現,調和一個國家所具有的最強烈和最不穩定的質量,否則我們是不會認識到的。
悲劇吸收最高的祭祀音樂,並由此完成了音樂。後來,它又把悲劇神話和悲劇英雄也吸收進去。像巨大的提坦巨人一樣,悲劇英雄肩負整個狄俄尼索斯世界,並把我們肩上的負擔除去。同時,悲劇神話通過悲劇英雄人物,把我們從追求塵世滿足的貪欲中解救出來,並提醒我們還有另一種更高的快樂。悲劇英雄通過敗亡而不是勝利來準備追求這種快樂。
悲劇在音樂與觀賞者狄俄尼索斯傾向之間,加入一種高貴的寓言、神話,並由此而創造幻象,創造音樂這種塑造神話世界的最好工具。由於這個高貴的虛幻,它可以在狂歌熱舞中舒展它的四肢並且毫無保留地沉溺於一種祭祀的狂放中。如果沒有這種高貴的虛幻,它就不可能容許這種狂放。神話保護我們,使我們不受音樂的支配,同時又給音樂以最大的自由。
音樂與悲劇神話互相交融,音樂賦予悲劇神話可靠的形而上的意義,這種形而上的意義,沒有基礎的語言和意象永遠得不到,這種意義更保證給予觀賞者最高的快樂,雖然其達到的道路是通過毀滅和否定,使他感到事物孕育之處,也在大聲地對他訴說。
因為我暫時建立了一個難解的觀念,而這個觀念是很多人不可能立刻明白的,現在,我想請我的朋友們去看一個存在於我們共同經驗中,並可支持我的一般理論的特殊例子。我的話不適合運用於演員在舞台上的語言與情緒,不能幫助他們欣賞音樂。對這些人來說,音樂不是母語,並且,即使有這種幫助,他們也永遠不會穿越這音樂知覺的走廊。像格爾維努斯(74)這樣的人,根本不以這種方法來到這個走廊。
我的話隻是對那些與音樂有直接關係的人說的,這些人幾乎完全是通過音樂關係與事物相通的。對這些真正的音樂家,我提出下述問題:
誰能不盡力展開他靈魂的羽翼,隻把《特裏斯坦與依索爾德》(75)第三幕當作一首偉大的交響樂,而非語言或意象呢?
一個曾經傾聽“世界意誌”的悸動而感到對生命難以控製欲求的人,怎麽能夠匆匆進入這世界而有時像雷鳴的急流,有時又像涓涓細流呢?
怎能還沒有破滅呢?被關閉在他個性內的無價值的玻璃鍾內,怎能忍受聽到那從“無邊黑夜的虛空”發出的無數禍福呼聲的回音,而不希望在這形而上的牧歌的笛聲中,不停地馳向他最初的家園呢?
然而,接受這種作品,並不摧毀那接受者,創作這種作品,也不摧毀那創作者。我們要怎樣去解釋這個矛盾呢?
就在這個時候,悲劇神話和悲劇英雄介入我們最大的音樂和音樂刺激之間,給我們帶來隻有音樂才能直接表現出來的無窮事實的寓言。不過,如果我們的反應完全像狄俄尼索斯式的人,這種寓言就全無結果了,一刻也不會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事物共相之前的反應。但是現在,傾向於重建幾乎破滅的個體的阿波羅力量抬頭了,它提供一種快樂幻象的慰藉。
突然間,我們隻看到特裏斯坦一動不動毫無感覺地躺著,並聽見他問:“為什麽那熟悉的語調要喚醒我呢?”而以往像是從事物孕育之處發出的沉重歎息,現在隻對我們說:“弄幹海水吧!”以往我們感到自己在激烈的感情爆發中行將死去而生命有如遊絲的地方,現在隻有重傷未死的英雄,並且聽見他絕望的呼聲:“縱使在死亡中也要渴望,不能因渴望而死!”以往這種過度感情和毀滅性痛苦的呼聲,會刺痛我們的心,好像它是最大的痛苦,而現在,在我們和這個呼聲之間,卻有著那欣喜的歡呼,轉向帶來依索爾德的船。
可悲之事不僅深深地感動我們,而且把我們從“事物的悲慘”中拯救出來,就像神話寓言把我們從廣闊無邊的觀念中拯救出來一樣,也像觀念和語言把我們從不自覺的意誌傾瀉中拯救出來一樣。由於神奇的阿波羅幻象的作用,甚至聲響的世界也在我們麵前塑造形象,似乎它隻是一個以最精細和最有表現力的材料所塑成的特裏斯坦和依索爾德的命運問題。
這樣,阿波羅精神把我們從狄俄尼索斯的普遍性中解救出來,使我們歡欣地注意個體的形象。我們把同情集中在這些形象上麵,因而滿足我們追求美的天性。它誇示我們麵前生命的形象,並使我們抓住它們觀念化的本質。通過形象、概念、倫理學說和同情心的巨大衝突,阿波羅精神把人從他的狄俄尼索斯自我毀滅中扭轉過來,並且使他看不到狄俄尼索斯事象的普遍性。似乎他所看到的隻是特殊具體的形象,即特裏斯坦和依索爾德,並且,音樂似乎隻是使他更清楚地看到這個特殊具體的形象罷了。
如果阿波羅的魔力能夠在我們心中造出一種幻象,使我們覺得狄俄尼索斯可能有助於阿波羅增強他的效果,使我們覺得音樂其實就是阿波羅表象的工具,那麽什麽東西能擺脫這種有益的阿波羅魔力呢?在完滿的戲劇及其音樂之間的預定調和中,戲劇達到了隻用純粹語言來表現的戲劇所不能獲得的視域。
當我們看到舞台上有節奏活動的人物與獨立活動有曲調的線條相混而成為一個單純的運動曲線時,就看到了聲音和視覺運動之間最微妙的和諧。因此,事物之間的各種關係性就可以直接被我們的感官所感覺到,而且我們知道,人物和曲調線條的本質同時在這些關係性中表現出來。當音樂使我們看到更多的、更深刻的東西,並把幕布像精巧的結構一樣展開在我們麵前時,我們精神化的視覺看到舞台世界同時也會從內部無限地擴大和照明。
用文字表達情感的詩人試圖借助語言文字和概念產生可見的舞台世界的內在延伸及內在啟蒙,這種借助不完全的間接方法能夠給我們提供怎樣類似的東西呢?一旦音樂悲劇用上語言文字,它就能夠同時表現出語言文字的來源和基礎,並從內部解釋語言文字的根源。不過需要聲明一下,我所描述的過程隻是一個神奇的幻象,這些神奇幻象的結果,把我們從狄俄尼索斯的放縱和奔放中拯救出來。音樂和戲劇處於對立關係,音樂是宇宙的真正表象,戲劇隻是這個表象的反映。
曲調線條和戲劇人物之間的相同相近,和聲與人物關係之間的相同相近,與我們觀看音樂悲劇時所體驗到的東西相反。不論我們如何具體地從內部去感動、鼓舞和照明人物,這些人物仍然隻是一種現象,在這種現象中,沒有一條通向實在的真正中心通道。但是音樂就是從那個中心訴諸我們的。雖然無數的現象要通過音樂,然而它們的本性絕不僅僅是外部的複製品。如果我們依賴一般的和完全虛假的兩個對立物的肉體和心靈來了解音樂或戲劇的話,我們就一無所獲。然而這個對比,盡管它粗略,與哲學沒多大關係,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美學家中發展為一種信條。可是在另一方麵,現象與物自體之間的對立,他們從來就一無所知,並且為了某種不明顯的理由,也不希望知道什麽。
如果我們的分析表明,悲劇中的阿波羅成分已完全壓倒了狄俄尼索斯的音樂本質,使後者為它自己的目的效力,為完美地解釋戲劇效力,那麽我們必須做一定的保留。在最重要的地方,阿波羅幻象已突破了。這個在我們麵前展開的戲劇,借音樂之助而使所有進行的情節和人物從內部加以照明,所以這種戲劇就獲得一種完全超越任何阿波羅技巧範圍的效果。在悲劇的最後效果中,狄俄尼索斯成分再度占據優勢,它的尾聲是阿波羅世界中從來沒有聽到過的。
阿波羅幻象在全劇的進行過程中,顯示它本身是被蒙在狄俄尼索斯意義上的帳幕,但是這個幻象是非常強有力的,以至到最後,阿波羅戲劇投入一個領域內,它開始以狄俄尼索斯的智慧來表達自己,因此否定自己及其阿波羅的清晰性。悲劇中這兩個成分之間的困難關係,可以用這兩個神之間的親密結合來加以表現,狄俄尼索斯說著阿波羅的語言,而阿波羅最後也說著狄俄尼索斯的語言。因此,達到了悲劇和一般藝術的最高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