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塬上稍微講究一點的人家,迎娶新媳婦的時候,都會來我家借那個雕花的馬鞍。牽一頭棗紅騾子或一匹棗紅馬,韝上我家那雕花的馬鞍,搭一床大紅的綢緞被子,鑼鼓嗩呐顫顫巍巍地將新媳婦迎進家門,似乎是莫大的榮耀。
平日裏那馬鞍就放在我家碨窯裏的槽台上,任灰塵落滿。我們家裏連一頭毛驢都沒有,怎麽會有這麽好看的馬鞍呢?祖母一看見我對著那馬鞍發呆就會喊叫,雞下蛋了,快收去,一個馬鞍子有什麽好看的。也想娶媳婦了?
稍大一些的時候,祖母和祖父便斷斷續續地給我說起了那個雕花馬鞍的來曆。我們的老家是黃河壺口岸邊的一個大村落,叫良子伸,人多地少,難以拓展家業。上世紀初,我的曾祖父弟兄三人吆著牲口馱著籽種離家百裏,到西北方靠近雪白山的地方開梢種地。剛開始的時候隻是春種秋收,冬季裏便又驢馱馬拽地將一年的收成拉回老家,婆姨娃娃熱炕頭貓個冬閑。後來殷實了,就在靠近雲岩古鎮的南塬上置買田地,打窯安家。此地叫落東村。
祖父和祖母給我講述這些陳年舊事的時候大部分是在下雨天,他們說兩句都會朝碨窯的方向瞅一眼,好像那馬鞍也有耳朵,單怕驚動了它或是怕有什麽秘密被它聽了去。
曾祖父有三個兒子,祖父為長,為人善良,沒有進過學校的門,卻裝著一肚子戲文,彈得一手好三弦,人緣皆好。祖父說他的二弟名叫俊秀,人也俊朗,識文斷字,雙手能打算盤,曾祖父怕他太活泛心不穩,就早早給他娶了一房媳婦。沒想到掀起蓋頭來,那媳婦不光說話咬字不真,腦子還不是十分清楚。民國二十四年(1935)八月的一天,新婚後的二爺去放羊,天黑時羊三三兩兩地跑回來了,放羊的人卻不見蹤影。打發人滿山可窪地去尋,隻在山窪裏的一棵杜梨樹上找到了他的钁頭,卻沒找到他的人。一個多月後二爺捎回一封信說,雲岩鎮上過紅軍,他參加了革命,讓家裏再不要尋他。
祖母說兩年後家裏來了一個兵娃子,吆著一頭棗紅騾子,馱著一個快要臨產的女人,說是二爺再婚的媳婦,娘家在瓦窯堡,名叫趙月亮。那個雕花的馬鞍就是趙月亮帶回來的。那兵娃子走時隻吆走了騾子,丟下了馬鞍和趙月亮。祖母說趙月亮在家裏的時候,跟一家子人說的話都沒有和那馬鞍子說的多。她說,我那咬舌子二奶奶(宜川方言讀nüe,下同)一看沒指望了,這才改嫁他方。可憐的人啊。
祖父說,我的新二奶奶生完孩子後又被二爺派人接走了。那時候雲岩地區屬於紅白拉鋸地帶,村子裏的老戶人家原本就有給白軍做事的,二爺投奔紅軍後一家人日日夜夜懸著一顆心。別人家是跑紅軍,隻有我們家是跑白軍。有一天,最害怕的事還是發生了,一家人全被白軍堵在了院子裏。當時父親隻有兩三歲,正趴在碨盤上玩,有人便說這娃子保不準就是那共匪的娃,把他抱走一定能將那共匪引回來。當下就把祖母嚇得癱坐在地上。多虧了村裏的保長出麵擔保,才免去一劫。
我們家的碨窯沒有門窗,窯口子坍塌得窟窿眼睛的棚木都露出了頭,一群灰鴿子便以此為家。雨天,祖父祖母講說這些故事的時候,那些無處覓食的灰鴿子都縮了頭,蹲在那破窯口的縫隙裏咕咕嚕嚕地叫著,像是作著呼應。
祖父說,胡宗南進攻延安那一年,二爺和部隊失去了聯係,隱居在黃河岸邊一個叫天盡頭的村子,貧病交加,難以度日,暗地裏托人帶話向家裏求助。祖母說,兩個娃娃是坐在馱籠裏用毛驢馱回來的,淒惶得脖子瘦得像圪枝一樣。就那,二爺也沒有回家來,打發婆姨娃娃上路後,又順著黃河找他的部隊去了。直到解放後,二爺在銀川安排了工作,這才讓老家人把她們母子送進了城,照樣是騎毛驢,兩個馱籠腦,一邊坐著一個娃,上千裏路哩,就那樣搖搖篩篩地走了。曾祖父為了看他兒子打下的江山,來來回回就用了三個月。
聽了這些故事以後,我除了愛看那馬鞍子,又多了一樣愛好,就是愛看那棲息在碨窯口的灰鴿子早出晚歸,總覺著它們飛上天空後能夠與遙遠的銀川城交流一種信息。以至於有一天竟然夢見那雕花的馬鞍也會飛,像脫韁的野馬一樣,騰空而起。
曾祖父給他的三個兒子分家時,除了把那孔張口子碨窯分在二爺名下外,還分給他一個大石槽。從此後那個雕花的馬鞍和那個大石槽就靜靜地呆在碨窯的後頂裏,石槽宣示著一個家族一名男丁的主權,馬鞍象征著一個女子的嫁妝。槽頭空待駿馬嘶鳴,家,期待著遊子的歸來。
稍大一些的時候,我和媽媽一起住在爸爸工作的縣城。忽一天祖父帶話說二爺回來了,讓回去見個麵。那時候,組織紀律性強,爸爸請不脫假,縣城與老家又不通客車,爸爸隻好雇了一頭毛驢把我和媽媽打發回家,記得半路上,我瞌睡打盹,直從驢屁股上掉了下去。沒想到就這樣趕回家,二爺還是走了。祖父說,二爺是去北京開完會回寧夏,路過西安開了個小差,不敢多停留。牆上別著他的一張照片,故事中的二爺站在了我們的麵前:國字臉,濃眉大眼,目光炯炯,一身中山服,不怒自威,背景是北京的北海公園。那是一九六〇年。
“我們家也有一個老紅軍,還在大城市裏作著官。”我想著,以後老師再出作文題,我便有了一般同學沒有的寫作內容,而且覺著頭上的太陽也比別人的溫暖。但這一切隻是小娃吃手一般的自我安慰。曾祖父、曾祖母去世後,二爺沒有回來奔喪;“三年困難時期”一家人揭不開鍋時,也沒有見二爺給家裏寄過一分錢。我無數次想象的傳奇故事無法從主人公的嘴裏得到證實,至於他是怎樣從一個憤然逃婚的率性男兒蛻變成為一位視死如歸的共產主義戰士,更是無從知曉。
一九八〇年三月,寧夏方麵來了一封電報說,二爺在“文革”中被冠以“自首叛變的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罪名,打入牛棚,受盡迫害摧殘,早在一九六九年已罹難牛棚。現在平反昭雪,落實政策,補開追悼會,通知親屬前來吊唁。老家人去後,從悼詞和二爺子女們的敘述中才得知,二爺參加紅軍後並不是在前線衝鋒陷陣,而是一直給部隊作貿易工作。先後擔任過紅泉縣、鹽池縣的財務科長,邊區貿易公司的業務股長和三邊貿易公司“廣發西”商店安邊支公司的經理,千方百計籌備資金,用根據地的特產給邊區換取軍需物資。我那趙月亮二奶奶則是一名武將,十幾歲就跟隨哥哥在安定東區鬧紅,雙手能打槍,是當地有名的女赤衛隊員。她的哥哥是謝子長的老部下,安定蘇維埃政權建立後擔任過東區的區委書記,他們家曾是地下黨組織的秘密聯絡點,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則作了中央醫院。解放後我的趙月亮二奶奶因家庭拖累大,主動放棄工作,一九六〇年突病早逝。
得到這些信息,我就很自然地把二爺和趙月亮二奶奶的形象與所看過的一些革命題材的電影聯係起來。我想,那雕花的馬鞍應該就是二奶奶的戰利品,與之相配的應該還有一匹駿馬。她那飛身上馬,雙手揮槍,往來奔襲的英姿一下子就從我的腦海中跳了出來。而她和二爺結為伉儷後必定來了個角色轉換,很可能還和二爺扮作“廣發西”貨棧的富商夫婦,騎著高頭大馬不知多少次在紅白之間往來周旋,也不知出入過多少富豪人家,在觥籌交錯中巧妙應對,才使那一批批危險物資喬裝打扮突破封鎖,運往前線。
我的趙月亮二奶奶生有三女四男。她一去世,孩子們就成了失群的鳥兒,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幾個姐姐為大,一人領一個小弟弟。可正處於叛逆期的男孩子,沒有了母愛的撫慰,心中良莠不辨,一片荒蕪。空間和物質的逼仄並沒有約束他們頑劣的天性,沒多久就一個個跑了出來,自以為是闖社會,但基本等於流落街頭,哪還有誰能顧及得到老家的家長裏短和饑寒冷暖?
追悼會點燃了二爺子女們的鄉愁,他們隨後陸續回鄉祭祖,憑吊先輩的遺跡。交通的便利使千裏之遙變成了一日的車程,朝發暮至,便可以衝破半世的隔絕。遺憾的是那孔碨窯早已變成一堆廢墟,誰也不知道那雕花的馬鞍是騰空而去,還是深埋在了塵埃之中。不變的是那群灰鴿子,雖然已經不知道是第幾代了,但仍然在那裏繁衍生息。清晨迎著朝陽飛去,傍晚馱著夕陽歸來,咕咕嚕嚕,聲如吐珠,使這荒蕪的窯院飄**著一縷悲涼的詩意。
值得慶幸的是,臍血之地牢記著她值得驕傲的女兒。《子長縣誌(1942年改安定縣為子長縣)》記載:民國二十五年(1936)二月,安定縣蘇維埃政府新建婦女部,趙月亮首任部長。當時婦女部的主要任務是動員婦女支持丈夫當紅軍、做鞋織襪、護理傷員、站崗放哨查路條。長征紅軍進駐瓦窯堡時,正值隆冬,婦女部組織縫紉、洗衣隊,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讓他們全部換上了新裝。民國二十七年(1938),邊區安定縣首屆婦女代表大會召開,趙月亮仍當選為婦女部主任。據《解放日報》記載,民國二十六年(1937),安定婦女募捐毛絨手套六萬雙,做軍鞋五千多雙;(民國)三十二年(1943),子長兩千九百多名婦女參加紡線運動,半年紡棉花一萬六千斤。
這些數字,無疑滲透了我那趙月亮二奶奶的心血。
獲延安市“黨在我心中”全國有獎征文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