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求才，我們自然就會想列伯樂和千裏馬的故事，“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句千古名言來自戰國時期的一則故事。當時沉埋於民間的賢能之士汗明問春申君說：“君聽說過千裏馬的故事嗎?千裏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齡，就拉著載鹽的車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著尾巴，皮膚一塊一塊地潰爛，嘴和鼻子噴著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動，駕著車轅，不能向山頂爬。這時，正好碰上伯樂。伯樂一見，就從車上下來，拉著馬絡頭哭了。伯樂脫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蓋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動了，就低下頭噴著鼻子，抬起頭發出長鳴。它的聲音響徹高高的天空，就像從金鍾石磬裏發出的樂音。為什麽這匹馬會這樣呢?因為它認出伯樂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而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不僅千裏馬常有，那些慧眼識人、看重賢才的伯樂也世代皆有。先說說周代的伯樂們。
商末，周族的勢力大增，引起了商王朝的注意。後來西伯季曆被商王文丁殺死，他的兒子姬昌即位。姬昌為了替父親報仇雪恨，開始積蓄力量，圖謀滅商。商紂王昏庸無道，整日**逸玩樂，不聽群臣勸諫，甚至殺死自己的兄長比幹、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有一次紂王又開殺戒，正在殷都的周侯姬昌聞聽後悲歎，也被紂王網羅罪名禁閉在羑裏城（今河南湯陰縣北部）。直到周人閎夭、散宜生進獻美女寶器，姬昌才被放了出來，還被紂王授予了征伐諸侯的特權。
姬昌回到周地後，自己稱王，即周文王。文王尊老愛幼，禮賢下士，贏得了不少諸侯的擁護，前來歸降投奔的賢人誌士絡繹不絕，其中包括勸諫過紂王75次的商朝貴族辛用大夫。周文王還出遊訪查人才。一次，他在渭水南岸遇見了老人薑尚，即太公望，又名呂尚。薑尚向文王陳述了治國安邦的見解，正中姬昌的心懷。自此，太公望輔助文王治理周族，訓練軍隊，準備滅商紂王。因為周文王本是賢能之士，冶國又盡力委任於呂尚等賢能之士，所以周族迅速強大起來，在諸侯中的威信與日俱增。周文王雖然早死，但他所開創的事業卻為兒子周武王消滅商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距今三千年前，中國處於夏朝。夏朝最後一個王夏桀荒**無度，殘忍成性，使得民不聊生，夏王朝日趨衰落。
此時，夏王朝的一個屬國——商卻日趨強盛起來。商國國君成湯胸懷大略，賢明能幹，廣施仁義，禮賢下士，注重農耕，使百姓安居樂業，商國也越來越強大富庶。
成湯每年要向夏王朝納貢。沿途他聽到夏王朝百姓怨聲載道：“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意思是，你夏王朝哪一天結束啊?我們情願與你一起滅亡!成湯看到桀王把國家搞成這樣，非常不安，他四處尋訪賢才，想推薦給夏王，使他納賢從諫，治好國家。
成湯聽說伊尹是賢能之士。伊尹每日耕作桑田，細心養蠶，還潛心讀書，研究堯、舜、禹等英明先王的治國之道。
成湯派使者帶著重禮前去聘請伊尹。伊尹婉言謝絕說：“我隻是一個農夫，自耕自食，不懂國家大事，多謝商王。”
成湯對伊尹的一請不就並不灰心，派使者帶更多的禮品，再次去請伊尹。伊尹對於成湯的再次聘請雖有些惶恐，但仍推托道：“我隻是一個莊稼漢，沒有一點功勞，怎麽能無故受商王的禮物，坦然受任呢?”
成湯對伊尹的兩次拒絕既不灰心也不惱怒，認為自己有真心有誠意，定能打動伊尹。就派人再次帶著更珍貴的禮品去請伊尹。
伊尹早聽說成湯寬仁大德，禮賢下士。現在看到成湯能夠屈尊來聘請自己這個農夫，決定助他一臂之力，伊尹於是欣然從命，隨使者來到商都亳。成湯非常高興，親自出迎，並想留下伊尹幫助自己治理國政。但伊尹認為：桀雖然暴戾跋扈，卻是夏朝的君主；成湯雖然賢德，卻隻是臣子，他不能舍君而輔臣。於是伊尹來到夏都。
桀見到伊尹，並不很看重他，仍每日飲酒作樂，不理朝政。伊尹看到桀王倒行逆施，荒**無道，實在無可救藥，料定夏滅亡已成定局。於是他仔細考察了夏朝朝廷內外的形勢，離開了夏都。
成湯見伊尹沒被重用，就把他聘請到商為相。伊尹幫成湯發展農業，屯集糧草，鑄造兵器，加緊操練親兵。
公元前711年，成湯聯合各諸侯，興師討伐夏桀。夏王桀荒**無道，不得人心，兵敗被俘，夏朝滅。各路諸侯推舉成湯為天子，建立了商朝，此後，伊尹又幫助成湯安定了天下。
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今河北涿縣）人。其祖先是西漢的宗室，以後支係疏遠，家世沒落，到了劉備這一代便以織席販鞋為生。
東漢末年，各地割據稱雄，統一全國便成為當時有識之士的共同理想。胸懷大誌的劉備為了擴充實力，也在注意訪求人才。
起初，劉備始終沒有機會擴充實力，無固定的地盤，沒有多少兵力，輾轉依附公孫瓚、陶謙、曹操、袁紹、劉表等，四處奔命，寄人籬下，前程渺茫。
劉備為了擺脫力單勢孤的困境，迅速擴充實力，必須得到有智謀的人輔佐自己。於是，他注意訪求有才幹、有見識的人物。
劉備得知諸葛亮是當時的俊傑，很想見到他，便讓徐庶把他請來。徐庶說：“這樣的人不能采取召見的辦法，將軍應該親自去拜訪他。”
於是，劉備便冒著嚴寒，親自到隆中去請諸葛亮。前兩次沒有見到，第三次才受到諸葛亮的接待，這就是曆史上流傳的“三顧茅廬”。
渚葛亮字孔明，琅玡陽都縣人。他在隆中居住了十年，這期間，他並沒過著真正“隱居”的生活。他是一個很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常把自己和春秋戰國時期的管仲、樂毅相比，表明他立誌要兼有將相的才能，幹出一番事業。
劉備見到諸葛亮後，誠懇地對他說：“現在漢朝崩潰，群雄混戰，權臣控製朝廷，我不度德量力，想伸大義幹天下，完成統一大業，恢複漢朝的統治。但由於才疏德薄，智術短淺，屢遭失敗，至今一無所威。不過，我的壯誌並未因此減退，還是想幹一番事業的，希望你能為我出謀劃策。”
劉備謙恭誠懇、禮賢下士的態度，使諸葛亮很受感動。於是，他便將天下形勢，向劉備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並提出了實現統一的戰略策略。他分析曹操、孫權的情況時說：“自從董卓之亂以來，四方豪傑並起，割據天下。曹操同袁紹相比，名望低微，兵力也少，但他最後竟能打敗袁紹，由弱變強。這不僅是由於客觀形勢對他有利，而且也因為主觀努力。現在曹操已擁兵百萬，又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有利地位，確實不可以同他爭。孫權占據江東，已經曆了三代，地勢險要，民眾歸附，有才能的人為他效力，因此，可以與他聯合，而不可去謀取他。”
接著，他又分析了荊州劉表和益州劉璋的情況。
諸葛亮的這個《隆中對》，注意從客觀實際出發，分析當時各割據勢力之間的力量對比，為劉備提出了比較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和策略。
劉備得到諸葛亮的幫助，對他以後勢力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而有趣的是，曆史上的伯樂們為了得到千裏馬，不是光靠誠心就能成功的，有時還需略施小計。
而曾國藩在求才時，則是什麽手段都用。他根據不同對象，或結以交情，或待之以誠，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如白圭之冶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隸等地，他都曾這樣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達、程鴻詔、陳艾等人都是通過這種方法被他求得的。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的“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以布告遠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為偉人所萃。”“本部堂久曆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準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並進入幕府，成為曾國藩進行洋務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隸總督任內，為廣加延訪，以改當地士風，曾國藩除專擬《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並廣為散布外，還將人才“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曾國藩與人談話、通信，總是殷勤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即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其他幕僚推薦的。為了境強對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時言行不慎或處事不當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國藩力克用人唯親之弊。同時，自強自勵，“刻刻自惕”，“不敢惡規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己，庶幾借此微誠，少補於拙”。從其一生的實踐看，他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曾國藩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各類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見，求才之誠，罕有其匹。事實證明，其招攬與聚集人才的辦法是正確的和有效的。
他還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餘”。
曾國藩說，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
蚨，即青蚨，是一種小動物。“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錢，或先用母錢。皆複飛歸，輪轉無已。”“雉之有媒”，是說獵人馴養的家雉能招到野雉。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曾國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離、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時須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結伴而來，接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餘”之效。曾國藩求才如渴，每與人通信、交談，輒懇求對方推薦人才。故曾國藩幕中經人推薦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誠、陳艾都是吳廷棟推薦的。吳汝綸是安徽入，是方宗誠推薦人幕的。淩煥是劉星房推薦的。趙烈文是周騰虎推薦的。李興銳是帥遠魯與李竹浯二人推薦。李善蘭大約是郭嵩燾推薦入幕的。李善蘭推薦張文虎入幕。容閎則是李善蘭、張斯桂、趙烈文三人推薦的。向師棣是嚴仙舫推薦的。
曾國藩在長沙求學期間，與郭嵩燾、劉蓉深交。任京官時，又廣交友朋，以文會友。他曾追隨理學名家唐鏡海、倭仁學習，而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吳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後來都成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動來與曾國藩結交。他記載道：“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我皆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湘軍的重要將領江忠源及文士吳敏樹也是這時曾國藩在京城結識的。他在禮部複試時，因欣賞“花落春仍在”的詩句而提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閱卷時看中了陳士傑。後來，他們對曾國藩的事業都有過很大的幫助，特別是陳士傑，曾國藩交遊的目的很明確：“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誌”。
曾國藩對人才的廣泛搜羅和耐心陶鑄，是能夠成就他的“事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早已是人們的共識。李鴻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稱譽他“持己所學，陶鑄群倫。雍培浸灌，為國得人……知人之鑒，並世無倫。萬眾一心，貫虹食昴。終奠九土，踣此狂醜”。曾國藩確有謀國之忠與知人之明。後來，薛福成評述道：“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清史稿》評論曾國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石達開也曾稱讚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覯也”。
曾國藩為國得人，集中體現在他的幕府濟濟多士。
曾國藩因“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他於鹹豐二年初出辦團練後，即開始物色人才，羅致幕府。隨後隨著戰事的日益發展，湘軍的日益擴大，幕府人物也漸積漸多。幕僚容閎追述湘軍安慶大營的情況時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及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無不畢集”。幕僚薛福成在《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寫道：曾國藩“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讚畫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李鼎芳的《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中的“幕府人物總表”則開列了八十九人。
曾國藩用人，也注意五湖四海，聲明“用人之道，官紳並重，江楚並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貫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蘇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餘四川、貴州、廣東、湖北、江西諸省無不有人入幕。其人員分布，共達九省。就出身言，上至進士、舉人，下至諸生、布衣，等級不一，均為座上之客。就人緣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就特長或職業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慕僚多為辦理文書、刑名、錢糧軍人員的“實務性”框子，更多出謀劃策、從容諷議、招勇領軍、指點州牧的政務性人員。此外，“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而且，“於軍旅、吏治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塗宗瀛、倪文蔚、甘紹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學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羅致之。”由於曾國藩首倡洋務，一批洋務派官吏最先孕育於曾氏幕府，如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後來接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致力於近代海軍的丁汝昌等；一些外交人員，如先後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國的公使郭嵩燾，出使西班牙、德國的參讚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這些，鮮明地體現著曾國藩對幕府製度因時變革的時代意識。
曾氏幕府由於人數眾多，範圍廣泛，加上曾國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匯集於此”。它被譽為清中葉後人才的淵藪，殆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