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提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多條理為主，那麽，古賢對此問題又是怎麽看的呢?
而在識人方麵，管仲無疑有他的獨到之處。一次，齊桓公征詢管仲對朝廷人事安排的意見，管仲說：“升降、揖讓、進退禮節的熟習，這方麵我不如隰朋，請任命他做大行（司禮官）職位；開墾土地，聚集糧粟，使地利完全發揮，這方麵我不如寧戚，請讓他擔任司田（管理土地的官吏）；在平原戰場上能讓戰車馳騁而不亂，戰士勇往直前而不退卻，擂鼓進軍後，三軍將士視死如歸，這方麵我不如王子城父，請授予他大司馬（最高的軍事將領）之職；審理刑事案件，能不殺無辜，不誣陷無罪之人，這方麵我不如賓胥無，請授與他大理（最高司法官員）之職；敢於冒犯君顏，忠言直諫，不怕砍頭，不在富貴權勢麵前低頭，這方麵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擔任大諫（諫官）之職。君王若僅要治國強兵，有此五人，就足夠了。若想在諸侯中稱王稱霸，那還需要我管夷吾才行。”
聽了管仲巧妙的自薦以後，下麵我們列舉一些曆史上慧眼識才的著名例子，由此來反映能識人將會帶來多大的好處。
“管鮑之交”曆來被稱為千古佳話，其中固然讚揚了管仲的治國才能，但更重要的則是讚揚了鮑叔牙的慧眼識才。
管仲年少時常與鮑叔牙往來，鮑叔牙知道他很有才能。管仲因為家貧，常常騙取鮑叔牙的財物，鮑叔牙卻一直好好待他，不提這些事。後來鮑叔牙跟隨齊國的公子小白，而管仲跟隨了公子糾。等到小白立為齊國國君後，殺了公子糾，管仲也被囚禁起來。鮑叔牙於是向齊桓公推薦管仲。齊桓公重用管仲，讓他執掌齊國之政。齊桓公稱霸，九次會合天下諸侯，匡扶天下正道，這都是用了管仲之謀。
管仲說：“當初我貧窮時，曾與鮑叔牙一起做買賣，分財利時我常常多占，鮑叔牙卻不以此認為我貪，因為他知道我家貧。我曾經為鮑叔牙謀事，結果卻使他更窘迫，鮑叔牙不因此認為我這個人很愚蠢，因為他知道時機有時有利，有時不利。我曾經幾次出仕，卻屢次被國君罷免，鮑叔牙不據此認為我無能，因為他知道我沒有碰到好時機。我曾幾次帶兵打仗，卻屢戰屢敗，鮑叔牙不因此以為我這個人膽小，因為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供養。公子糾與小白爭位失敗後，召忽自殺，我被囚禁起來，忍受侮辱，鮑叔牙不因此認為我這個人不知羞恥，因為他知道我不以小事為恥，而隻恥功名不顯揚於天下。所以說，生我的是父母，而真正了解我的是鮑叔牙先生。”
鮑叔牙推薦管仲後，他的職位在管仲之下。他的子孫世代都在齊國享受俸祿，其中有封邑的有十多代，子孫中有許多人都成為有名的大夫。相比之下，天下人很少稱道管仲之才能，而常常稱道鮑叔牙有知人之明。
管仲擔任齊國宰相、執掌齊國之政之後，因為看到齊國占地狹小，又靠近海邊，便重視通商，積累財富，使國家富裕，軍隊強大，並順從百姓的好惡意願。所以他說：“隻有倉庫裏的糧食堆滿了，老百姓才會重視禮節，隻有老百姓豐衣足食了，他們才會知榮辱。在上位的人遵守禮度，親屬內部才會團結。不講禮義廉恥，國家必然滅亡。上麵發下的政令好比是流水的源頭一樣，一定要使它順平民心。”所以他的言論通俗而易於推行。老百姓所需要的，就給他們；老百姓不需要的，就廢掉它。
管仲執政時，善於把壞事變為好事，把失敗轉化為成功。他注意處理事情的輕重緩急，謹慎地權衡事情的利弊得失。桓公本來因為蔡姬之事發怒，要南下襲擊蔡國，管仲卻勸桓公討伐楚國，譴責楚國不向周室朝貢包茅。桓公實際上是想往北征討山戎，而管仲卻借此勸燕國修改召公時的國政。在柯地會盟時，齊桓公想背棄跟曹沫簽訂之約，管仲卻勸齊桓公守信，使天下諸侯歸心於齊。所以說：“知道了給與就是取得，是為政的法寶。”
管仲富比國君，擁有三歸台和反坫（諸侯們舉行宴會時用來放置酒杯的土台），但齊國人不認為他奢侈。管仲死後，齊國仍然遵循管仲立下的政令，使齊國強於諸侯。
晏子使楚的故事是眾所周知的，而他慧眼識越石父的故事則更值得人們稱道。
越石父有才能，但正被拘役中。晏子外出時，在道中碰上了越石父，便用自己所乘馬車的左邊的馬把他贖了出來，並一道乘車回家。回家後，晏子沒有向越石父打招呼，便進了內室。過了很長時間，晏子仍未出來，越石父便請求離去。晏子感到很驚訝，整理好衣帽向越石父道歉說：“晏嬰缺乏仁德，但我把你從厄難中解救出來，你為何那麽快就要離開我呢?”越石父說：“話不能這樣說。我聽說君子可以在不知道自己的人麵前受委曲，而在知道自己的人麵前就必須能伸展自己的意誌。剛才我在被拘役時，因為他們並不了解我，而你既然因了解我而把我贖了出來，就可以稱為知己。既然已是知己而又待我無禮，那我還不如仍被人拘役的好。”晏子於是把他請入內室，並把他作為上賓看待。
蕭何月下追韓信的故事，人們已耳熟能詳，在此重溫一下，對於蕭何的識人才能當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淮陰侯韓信，是淮陰人。當初他還是平民的時候，貧窮而又沒有好的品行，不能被推選去做官，又不會做買賣謀生，經常投靠人家混飯吃，人們大都厭惡他。他多次投靠下鄉縣南昌亭亭長家食宿，一連幾個月。亭長的妻子討厭他，於是清早做好飯，就在臥房裏把飯吃掉。到了吃飯的時候，韓信去了，不給他準備飯食。韓信也知道她的用意，很惱怒，竟然跟他們斷絕關係，不再去了。
韓信在城下釣魚，有很多婦女在漂洗絲紗。有位老大娘看見韓信餓了，就拿飯給韓信吃，一直到漂洗完畢，幾十天都給他飯吃。韓信高興，對那老大娘說：“我一定會重重地報答你老人家。”老大娘生氣地說：“男子漢不能自己養活自己，我是可憐你才給你飯吃，難道是希望報答嗎!”
準陰屠戶中有個年輕人侮辱韓信，說：“你雖然個子高大，喜歡佩帶刀劍，內心卻是膽怯的。”當眾侮辱他說：“韓信如果不怕死，就刺我；怕死，就從我**爬過去。”當時韓信仔細地打量他以後，就俯身從他**爬了過去。滿街的人都譏笑韓信，認為他膽怯。
等到項梁渡過淮水的時候，韓信帶著劍去投奔他，在項梁的麾下，默默無聞。項梁失敗後，韓信又隸屬項羽，項羽任他為郎中。他多次獻策以求項羽重用，項羽都不采納。漢王入蜀時，韓信逃離楚軍而歸附漢王，仍然默默無聞。擔任連敖之職時，犯法當斬，同案的十三個人都已經被斬，輪到韓信，韓信就抬頭仰視，恰好看見滕公，就說：“漢王不想統一天下嗎?為什麽要斬殺壯士!”滕公聽了他的話，很驚奇，又見他相貌威武，就放了他不斬。和韓信交談，很喜歡他。把他推薦給漢王，漢王就任命韓信為治粟都尉，但漢王還沒有看出他有什麽特長。
韓信多次跟蕭何交談，蕭何驚奇於他的才能。到達南鄭，將領們半路逃跑的有好幾十人，韓信考慮蕭何等人已多次向漢王推薦自己，漢王並不重用，就逃跑了。蕭何聽說韓信跑了，來不及將情況報告漢王，就親自去追趕他。有人向漢王報告說：“丞相蕭何逃跑了。”漢王大怒，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過了一兩天，蕭何來拜見漢王，漢王又生氣又高興，罵蕭何說：“你逃跑，是為什麽?”蕭何說：“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漢王說：“你去追的人是誰?”蕭何說：“是韓信。”漢王又罵道：“將領們逃跑的數以十計，你不去追；追韓信，是騙我。”蕭何說：“其他將領都容易得到，至於像韓信這樣的人，天下人中沒有第二個。大王如果隻想長期在漢中稱王，就沒有地方用得著韓信；如果一定想要爭奪天下，除了韓信，就再也沒有和你商量大事的人了。就看大王怎樣決策了。”漢王說：“我當然也想向東方發展啊，怎麽能夠長期鬱鬱不樂地留在這裏呢?”蕭何說：“大王想向東推進，如果能夠任用韓信，韓信就會留下來；不能任用，韓信終究要跑的。”漢王說：“我看在你的情麵上，用他做將領。”蕭何說：“即使讓他做將領，韓信也一定不會留下來的。”漢王說：“用他做大將。”蕭何說：“好得很!”於是漢王就要召見韓信並任命他。蕭何說：“大王向來傲慢，不講禮節，如今任命大將就像呼喚小孩子似的，這就是韓信之所以要離去的原因。大王如果一定想任用他，就選擇吉日，先行齋戒，在廣場上設置高壇，舉行完備的儀式，那樣才行啊。”漢王同意了。將領們都很高興，人人都以為自己能被任命為大將。等到任命大將時，竟然是韓信，全軍很驚奇。
韓信在接受拜將儀式後，漢王就座。漢王說：“丞相多次向我推薦將軍，將軍用什麽計策來指教我?”韓信致謙，於是問漢王說：“如今你向東去爭奪天下，難道對手不就是項王嗎?”漢王說：“是的。”韓信說：“大王自己估計在勇敢、凶狠、仁慈和力量各方麵，跟項王相比怎麽樣?”漢王沉默了好久，說：“我不如項王。”韓信拜了兩拜，祝賀說：“我韓信也認為大王是不如他的。不過，我曾經侍奉過他，請讓我談談項王的為人吧。項王厲聲怒喝時，很多人都嚇得膽戰心驚，但是他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將領，這隻不過是匹夫之勇罷了。項王待人仁慈有禮，言語溫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他會流著淚把自己的飲食分給他們。當手下的人有了功勞應當賜封爵位時，他卻把刻好了的印章拿在手裏，玩弄得磨去了棱角，卻舍不得給人家，這就是所謂的婦人之仁。項王雖然稱霸天下，使諸侯臣服，但不占據關中卻定都彭城，又違背義帝的約定，而讓自己親信喜愛的人稱王，諸侯們都不服。諸侯看到項王遷徙、驅逐義帝，也都驅逐原來的國君，然後自己在好的地方稱王。項王的軍隊所經過的地方，沒有不遭受摧踐毀滅的，天下的人都怨恨他，老百姓不願歸附他，隻不過是迫於他的成勢和力量罷了。他名義上雖然是霸主，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所以說他的強大容易變為弱小。現在大王如果確實能夠采取和他相反的做法，任用天下勇敢的人，有什麽敵人不能誅滅!把天下的城池封賞給有功的臣子，還有什麽人會不心服!率領正義之師，順從想東歸的戰士的心意，有什麽敵人不能被打敗!況且三位秦王原是秦將，率領秦地的子弟兵已經好幾年了，被殺死和逃跑的士兵多得無法計算，又欺騙他們的部下向諸侯投降，到達新安以後，項王用欺騙的手段活埋了秦軍已經投降的士兵二十多萬，隻有章邯、司馬欣和董翳得以逃脫。秦地的父老兄弟對這三個人，都恨入骨髓。如今項羽硬借威勢讓這三個人稱王，秦地的百姓沒有誰愛戴他的。大王進入武關之後，對百姓秋毫無犯，廢除了秦朝的苛刻法令，與秦地的百姓立約，隻頒布了三條法令。秦地的百姓，沒有誰不希望大王能夠在秦地當王的。按照諸侯的約定，大王應該在關中做王，對此，關中的百姓都是知道的。大王失掉關中的封爵進入漢中，秦地的百姓沒有誰不遺憾的。如今大王起兵東進，三秦之地隻要發布檄文就可平定它。”漢王聽了十分高興，自認為得到韓信太遲了。他聽從了韓信的計策，部署各將領的攻擊目標。
八月，漢王起兵東出陳倉，平定了三秦。漢二年，出函穀關，收服了魏地和河南一帶，韓王、殷王都投降。於是漢王聯合齊國、趙國共同攻打楚國。四月，到達彭城，漢兵戰敗潰散而回。韓信又收編士兵跟漢王在榮陽相會，在京縣、索亭之間打敗了楚軍，因此楚軍始終不能西進。
上麵眾多例子都以鐵的事實證明了人才對於成敗是至關重要的。然而，什麽是人才呢?對這個問題，往往沒有一個確定之論，許多人都是根據個人的好惡來確定人才的標準，最終必然是自誤誤人。
有了這麽多正反兩方麵的曆史教訓，再結合曾國藩關於人才的言論看，我們認為他對人才的把握還是比較準確的。他認為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在於如何去認識人。他指出：“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譽為“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甚至神化，無疑是認識人才上的一種片麵性。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達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蘭，不以無人而不芳。”重要的是善於去認識。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他寫信給弟弟說：“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肯輕視。”有材不用，固是浪費；大材小用，也有損於事業；小材大用，則危害事業。曾國藩說：“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用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犛牛不可以捕鼠，騏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抵牾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
為了識才，必須對人材時加考察。曾國藩說：“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就是說，要對下屬的辦事情況和言論情況同時進行考察，而曾國藩尤其注重屬下的建言。當時，“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曾國藩說：“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通過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觀察下屬的才識程度，確實是個一箭雙雕的好辦法。曾國藩於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廣開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針對鹹豐帝下令求言的應時之作，同時也隱約反映了漢族地主要在滿清王朝中獲得更多的機會的萌動。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國藩提出了甄別人材，他把它歸之於培養之方中。其實，甄別，就是考察。甄別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對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材，不加培養，不加使用，固然是對人材的浪費；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單憑在上者的愛好或印象保舉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劍、兩麵三刀的陰謀家和野心家當作人材來培養和使用，必會造成惡劣的政治後果。這種事例，在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正如曾國藩說：“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
曾國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材，對於僚屬的賢否、事理的原委，無不博訪周谘，默識於心。據《清史稿》記載，曾國藩“第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竦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爽者”。而且，他閱世愈深，觀察愈微，從相貌、言語、舉止到為事、待人等等方麵，都在他的視線之內。
曾國藩一生能夠左右逢源或絕處逢生，與他知人識人，能在身邊網羅有真才實學的朋友有很大的關係。
在與曾國藩長期交往的朋友中，有兩個人特別值得注意，他們一個是劉蓉，一個是郭嵩燾。
劉蓉係湘鄉人，字孟蓉，號霞軒，少年自負，三十多歲了還未中秀才。縣令朱孫詒驚歎其才，私下讓他的父親督促他就試，赴縣試，舉為首名，始補生員。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曾國藩初次相識劉蓉，相語大悅。隨即與郭嵩燾、劉蓉三人拜帖，稱兄道弟，以後曾國藩又多次拜訪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劉蓉閑居在家，曾國藩從京會試歸裏時，曾專程到樂善裏去看望他，勉勵他攻讀史書，勤奮寫作。幾年後，曾國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見其學業大進，激動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記中寫道：“昨日接霞軒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到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對之慚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麵目見故人也!”道光三十年，劉蓉養晦深山，將其室取名“養晦堂”，曾國藩得書後，欣然為他作《養晦堂記》：“吾友劉君孟蓉，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為之記。”曾國藩對劉蓉性格的刻畫，足見兩人交誼篤厚。此外，曾國藩還作《懷劉蓉》詩，詩中雲：“日日懷劉子（謂劉蓉），時時憶郭生（嵩燾）”；“我思意何屬，四海一劉蓉”；“他日餘能訪，千山捉臥龍”。
鹹豐元年（公元1851年），劉蓉參加鄉試，得榜首。曾國藩知道後很高興，在家信中說：“霞軒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鹹豐二年（公元1852年）五月二十八日，劉蓉之母譚氏去世；八月，曾國藩亦因其母於六月十二日去世而回籍奔喪。當兩人相遇於湘鄉縣城時，悲感交集，相對而泣。
曾國藩到京城做官後，也沒有忘記這位同鄉，詩文往來不斷，並譽之為“臥龍”。曾國藩在《寄懷劉孟蓉》一詩中表達了他對劉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黃菊，薄暮不盈。寧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別。
四年亦雲已，萬事安可說?昔者初結交，與世固殊轍。
垂頭對燈火，一心相媚悅。炯然急難情，熒熒光不滅。
漣濱一揮手，南北音塵絕。君臥湘水湄，辟人苦局。
懷念之餘，他們之間更多的是書信往返，相互討論學問之道。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國藩在《致劉蓉》一書中，初步闡發了他對文以載道、文道並重的基本主張。他在這封信中說：我今天論述的學術見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啟發。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曾國藩又在《答劉蓉》的書信中進一步闡發了程朱理學之義，批駁了王陽明的致良知說。在這封信中，曾國藩首先說明在兩年之內收到劉蓉三封來信，一直未作回複的原因是由於性本懶怠，對學問研究不深，怕見笑於好友。進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說，在你的啟發之下，我才“了略陳大凡，吾子取證而裁焉”。毫無疑問，曾國藩學業的長進，離不開好友劉蓉的啟發幫助，兩人之間的關係在共同誌趣下愈益深化。曾國藩對劉蓉的敬重之情在詩文中也常能反映出來：“夜夜夢魂何處繞?大湖南北兩劉生。”當曾國藩奉命辦團練堅辭不出之時，劉蓉還專門寫了書信一封，勸曾國藩不能僅“托文采庇身”，應以“救世治亂”為己任：
君是今世所謂賢者。稱讚你的人說：文祖韓愈，詩法黃庭堅；奏疏所陳，直追歐陽修、蘇軾；誌量所蓄，不亞於陸贄、範仲淹。這些誠足以讓你顯露於天下。道喪而文敝，全賴賢者起而振興，這並非小補。然這隻是君子不得誌時所為。賢達而位高的人，就應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為心。很久以來，士大夫陋習相沿：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消磨時日，而吏事不修，正直君子推原禍始猶恐來不及，怎麽能複蹈覆轍呢!你的幾次大疏所陳，動關至計，確是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但言之而未見其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責嗎?對國家沒有補益，而你的聲望因此日隆；我想這不是賢能者的胸懷，比起陸、範的誌量差得遠了。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你的雅量達到這種程度，才差不多能肩負天下之重。我希望君能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集思廣益，才差不多。遵循歐陽修、蘇軾的誌節而自許，博采韓愈、黃庭堅的詞華而自豪，這是承平無事的時代，可以優養大臣的聲望，但並非當今的急務，更無以救治亂世。稱頌你賢能的人說：“其廉可師”；明察你誌向的人說：“以身殉國”。即使你自己也以此自許，曰：“不愛錢”、“不惜死”，何等壯烈!雖然，以此二者讓人明察你的自待之誌可矣；若以此慰天下賢豪的熱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就距離甚遠!貞女在眾人麵前自誇說：“吾能不**”，不**就足以表彰淑女的賢德嗎?不規劃其大事而隻以末節自張，這是何等的淺陋啊!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更加懦弱，欲驅天下智勇才辯之士，捐墳墓，棄親戚，出沒鋒鏑以與敵鬥，非賞不勸。漢高祖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授首。項羽印信不忍給別人，而韓信、陳平終於棄他而去。豨所以濫賞則有才誌士恥與庸人為伍，而吝賞又無以維係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又將以廉繩人，那些功名之士，就會掉臂而去。所以說：廉介操守，以語自待之誌則可。而大臣之道，就不僅如此，更非可以推卻責任。
劉蓉與曾國藩有同鄉摯友之誼，故敢於拋開情麵，肝膽共見。針對國家和平時期與多事之秋的不同形勢，劉蓉批評曾國藩應從遠略、大局著眼，不能隻看自己聲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娛，不憂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納與否，而自塞其責。他先以韓愈、黃庭堅的文學成就作比，再舉歐陽修、蘇軾的多彩華章為例，指出這些雖可彰名千古，但時代不同，時勢不同，有誌者不能僅僅如此，而應有陸贄、範仲淹那樣的誌量，才能成就千古傳誦的相業。文中針對婦人之德與君相之德的重大區別，規戒曾國藩不能拘泥幹婦人之仁，而當行“仁”於天下。文末舉項羽功高而不賞，終失韓信等事例，勸他賞功以維係天下豪傑之心。所有這些都對曾國藩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曾國藩接到劉蓉的信後，大為折服，隨即寫信力邀他入幕，信中詼諧地說：“吾不願聞弟談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燾）深藏樟木洞，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筠仙獨得容其晏然乎?”當時劉蓉已在湘鄉與羅澤南等練湘勇，並卓有成效，隻有郭嵩燾冷眼相觀。所以曾國藩說不能讓郭獨自晏然。劉蓉即赴曾國藩幕，郭嵩燾也隨即來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位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了，曾國藩卜分興奮。郭、劉兩人與曾國藩相約：“服勞不辭，惟不任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舉。”這“三不主義”被打破，乃是後來之事，但曾國藩當時隻好答應，並請郭、劉出謀劃策。同時他對管理銀錢的夥計說：“郭、劉二君，是吾兄弟，不與眾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數也。”
而郭嵩燾之於曾國藩的價值，則首先表現在他力勸曾國藩“墨絰從戎”。
中國封建社會曆來講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規定，無論多高職務的官員，父母死了必須離職守製。如果政府特別需要這位官吏任職，可命其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或於守製尚未期滿之時，召令複職，稱為“奪情”。有的人為了標榜自己盡孝的誠心，甚至連皇帝“奪情”的命令也可以不聽。封建社會重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但臣子要搬出一個“孝”字來對抗，君也無可奈何。當然，這要冒被君主厭煩的危險，但也可以大出個人氣節的風頭。
曾國藩一向篤信理學，不能不做做姿態。曾國藩母死的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國藩收到了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諭，他立即“草疏懇請終製，並具呈巡撫張亮基代奏，力陳不能出之義”，“但繕就未發”。十五日，曾國藩接到張亮基來信，得知武昌於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軍攻占，不勝震驚。“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又恐長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護桑梓”。恰巧在這一天，郭嵩燾趕到湘鄉為曾母吊唁。
郭嵩燾趕到曾家時已是深夜，兩人秉燭暢敘，當談及時事時，曾國藩說自己要守製，不能出來主持團練。郭嵩燾則力勸曾國藩說：“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時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絰從戎，古製也。”郭嵩燾素知曾國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為己任，現在麵臨“亂世出英雄”的機會，為什麽不大大施展抱負，盡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來說服曾目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給標榜“忠孝”的曾國藩一個很好的台階，但曾國藩為了表示盡孝的“決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燾又反複與曾國藩的父親談“保衛家鄉”的大道理，曾父認為講得對，便把曾國藩叫到麵前教訓了一番，曾國藩這才應允。但多日不見起行。郭嵩燾又同他的弟弟郭梫燾一同前往曾家勸說，但曾國藩卻以郭氏兄弟入幕參讚其事為先決條件，郭嵩燾隻好答應。此後四年，郭嵩燾大部分時間都在曾國藩幕府中度過，成為湘軍初創、曾國藩“大業”初起時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國藩抵長沙，開始著手籌練湘軍。
曾國藩曆來是被譽為頗具知人之明的，而這種知人之明除了主要表現在他慧眼識才，還具體反映在他與左宗棠的關係上。
左宗棠在曾國藩死後，曾寫了這麽一副挽聯，他別出心裁，把自己寫了進去：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曾、左交惡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國藩對左宗棠的才華曆來擊節讚賞。在左宗棠處於危厄之際，曾國藩伸出援助之手，薦舉他任四品京堂襄讚軍務，掌握軍隊實權，終於位至督撫，他因此贏得了左宗棠的“自愧”。這是曾國藩“謀國之忠、知人之明”的一個實實在在的事例。他們“同心”“攻錯”，目的都是忠於國家、無負平生，足見曾、左都有寬廣的心懷。所以，左宗棠這副半挽人半責己、半頌德半抒懷的挽聯，被後人盛譽為名聯。
曾國藩任識人方麵值得稱道的是他對新鮮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清末國外勢力在中國耀武揚威，當時的中國人對此不是奴顏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國藩在這個問題上則顯得十分清醒，如他特別看重在通洋、經商方麵頗有心計的容閎。容閎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回到祖國，但大清朝對他不重視，任其當翻譯、上海海關職員、洋行職員，容閎自由經商。在這過程中，太平天國運動的蓬勃發展、第二次鴉片戰爭，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敗與無能，使其大失所望。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秋，容閎從上海來到了天津，去對他“幾欲起而為之響應”的太平天國進行實地考察，受到熱情歡迎，並多次被邀參加軍政大事講座。同冶二年（公元1863年），經李善蘭的介紹，容閎加入曾幕，辦理洋務。
當時容閎的主要想法是通過曾國藩實施他的“西學東漸”計劃。首次會麵，曾國藩便向他提出：“君以為今日欲為中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著手?”容閎當即回答：“中國今日欲建設機器廠，必以先立普通基礎為主，不宜專以供特別之應用。所謂立普通基礎者，無他，即由此廠可造出種種分廠，更由分廠以專造各種特別之機械。簡言之，即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也。”容閎特別強調“立普通基礎”之工廠，因為擁有了這樣的基礎，不單可以造槍炮、彈藥、輪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種機械，作為一切製造廠的基礎。
談話後，曾國藩深深為這位年輕人“製器之器”的主張而折服，頗感這一主張比自己的為適應“特別之應用”的軍火生產要高出一籌。幾天後，曾國藩再次召見容閎，專折保奏他為五品銜，撥白銀六萬八千兩，派其赴美購買先進的機器設備。對於曾國藩的知遇之恩，容閎認為一時無以為報，隻有傾盡全力，購回機器設備，才是對曾國藩最好的回報。不久，容閎即從安慶出發，經英國倫敦於次年春抵達美國，經多方洽談，終與樸得南公司訂約，由該公司按“製造機器之機器”標準承造，並於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運抵上海。
通過容閎這次購買洋機器，曾國藩加深了對通商貿易的認識，也對經商與讀書做官之間的關係，做了深刻的論說。經商是為了獲取巨額利潤，讀書是為了博取名聲和權位；一個人如果用心讀書而沒有成效，就應該把讀書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經商致富。經商獲利之後，為子孫後世考慮，就應該把經商放在次要地位，而專心讀書經世。這樣一弛一張，相輔相成，要麽贏得萬貫家業，要麽獲得高官厚祿，就像車輪運轉一樣，不斷循環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