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一生用人極多，評價人物也極多，而他以誌趣高低作為評價人物高下的準繩，可謂抓住了人物評價的關鍵。但有意思的是，曾國藩在評價別人時，總是以褒為主，以貶為次，至於他平日誇獎部屬的才識的言論，更比比皆是。例如，對被他參劾了兩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給曾國荃寫信說：“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少表餘之歉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又如，對與自己常鬧別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於鹹豐十年四月上奏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朝廷簡用。清廷果於同年五月著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第二年四月，曾國藩又上奏稱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察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清廷又果如所請。曾國藩在評用人才上的見識，由此可見一斑。
曾國藩在上文說：“凡人才高下，視其誌趣。”直接把一個人能否立誌、誌向高低作為衡量人才高下的標準，這個觀點是極有見地的。因為，在曆史上還沒有一個庸庸碌碌、胸無大誌的人最後能成就大事的。
俗話說，有誌者事競成，古往今來能成就大事業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從立誌開始的。據《史記》記載，秦末的陳勝出身農民，家境很窮，少年時代就以幫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窮誌大，很想有所作為。他常常感歎人世，有時惆悵，有時慷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勞動之餘休息時，坐在田埂上默默長思。突然自言自語地說：“倘若有朝一日我發了，成為富貴的人，我將不忘記窮兄弟們。”與他一起勞作的佃農們聽後都不以為然，並笑話他說：“你一個幫人幹活的農夫，何來富貴之談?無非是說大話而已。”陳勝對於大家的取笑十分遺憾，深有所感地說道：“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有誌者終成大事。不久，陳勝便在大澤鄉發動了推翻秦朝的農民起義，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人們證實了他的豪言壯語不是癡人說大話，而是他的宏願和決心的表達。
與曾國藩同時的左宗棠也是素懷大誌之人。左宗棠自稱今亮（即今世諸葛亮），以精通經世之學勉勵自己，當科場失意後，他絕不留戀，而他最終也因自己的經世之才而得到當時朝中大臣的賞識，成為最終功成名就的晉升之階。
左宗棠，字季高，號樸存，湖南省湘陰縣人，生於清嘉慶十七年（公元1812年）。四歲時，隨祖父在家中梧塘書塾讀書。六歲開始攻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九歲開始學作八股文。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參加湘陰縣試，名列第一。次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十八歲的左宗棠在書鋪買到一部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不久，又讀了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齊召南的《水道提綱》。對這些涉及中國曆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內容的名著，左宗棠如獲至寶，早晚研讀，並做了詳細的筆記，對於今後可以借鑒、可以施行的則“另編存錄”。這些書使他大大開闊了眼界，對他後來帶兵打仗、施政理財、治理國家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許多沉湎於八股文章的學子對此很不理解，“莫不竊笑，以為無所用之”。左宗棠卻毫不理會，仍然堅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十月，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因丁憂回到長沙。賀長齡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務實派官員和經世致用學者，曾與江蘇巡撫陶澎針砱時弊，力行改革，政聲卓著，並請魏源選輯從清朝開國到道光初年有關社會現實問題和經世致用的論文，編成《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左宗棠早就十分欽慕賀長齡的學問、功業和為人，便前往請教。賀長齡見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誌向遠大，極為賞識，“以國士見待”。見他好學，又將家中藏書任其借閱。每次左宗棠上門，賀長齡必親自登梯上樓取書，頻頻登降，不以為煩。每次還書，都要詢問有何心得，與左宗棠“互相考訂，孜孜齗齗，無稍倦厭”。賀長齡還曾勸告左宗棠：目前國家正苦缺乏人才，應誌求遠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次年，左宗棠進入長沙城南書院。這是一所曆史悠久、聲譽頗高的書院，為南宋時抗金名將張浚與其子、著名理學家張栻所創辦，大學者朱熹曾在此講學。此時主持者即是丁憂在籍的原湖北學政、賀長齡之弟賀熙齡。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經世致用學者，教學的宗旨就是：“透以義理、經世之學，不專重製藝、帖括。”左宗棠在這裏不僅飽覽了漢宋先儒之書，求到了有用之學，而且結識了後來成為湘軍名將的羅澤南等，並以誌行道互相砥礪，以學問義理共研討。賀熙齡也很喜愛左宗棠，曾說：“左季高少從餘遊，觀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
賀氏兄弟是一代名流、顯宦，如此地看重左宗棠這個當時還十分貧窮的青年學子，使左宗棠感動不已，終生難忘。賀氏兄弟也一直沒有忘記自己這位有前途的得意弟子。他們始終保持著密切的往來。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應巡撫吳榮光的邀請，左宗棠離家到醴陵主講淥江書院。該書院有住讀生童六十餘人，但收入卻很微薄，幾乎朝不保夕。
不久，時任兩江總督的陶澍閱兵江西，順道回鄉（湖南安化）省墓，途經醴陵。陶澍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嘉慶、道光年間，連任兩江總督十餘年。任職期間，他在林則徐、賀長齡、魏源、包世臣等的協助下，大力興利除弊，整頓漕運，興修水利，改革鹽政，因而政績卓著，深得時譽。陶澍出身貧寒，“少負經世誌”，又是當時經世致用之學的代表人物。他敢於正視現實，關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敗，要求改革內政，主張嚴禁鴉片，加強軍備，防禦外敵入侵。
陶澍到醴陵來，醴陵縣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歡迎，為其準備了下榻的館舍，並請淥江書院山長左宗棠書寫楹聯，以表歡迎。左宗棠崇尚經世致用之學，對陶澍等也早有了解，十分崇敬。於是揮筆寫下一幅對聯：
春殿語從容，甘載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
這幅對聯，表達了故鄉人民對陶澍的景仰和歡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一段經曆。一年多前（即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宮連續十四次召見陶澍，並親筆為其幼年讀書的“印心石屋”題寫匾額。印心石屋是因陶澍屋前潭中有一印心石而得名。這件事朝野相傳，人們極為羨慕，陶澍也自認是“曠代之榮”。因此當他看到這幅楹聯後，極為賞識，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約請相見，“一見目為奇才，縱論古今，為留一宿”。為此，陶澍還特意推遲歸期一天，於次日與左宗棠周遊醴陵，極為融洽，成為忘年之交，後來兩人還成為兒女親家。
可是，左宗棠在科場上卻屢屢失意，在六年中三試不第，對他是個很大的打擊。他雖然並不十分熱衷於科場，不喜歡也不長於作空洞枯澀的八股文章，但在科舉時代，讀書人不中科舉就難以進身，有誌之士也隻有通過科舉獲取地位，才能實踐其誌。左宗棠後來說過：“讀書非為科名計，然非科名不能自養。”又說：“讀書當為經世之學，科名特進身階耳。”左宗棠自少年時代就誌大言大，尤為自負，自尊心也很強。因此三試不第之後，就下決心不再參加會試，從此“絕意仕進”，打算“長為農夫沒世”。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左宗棠離開安化，來到長沙開館授徒。女婿陶桄仍跟他學習。此外還有長沙名流黃冕的三個兒子和益陽名宦周振之之子周開錫與之受教。
就在這年，發生了一件左宗棠一生認為“第一榮幸”的事。這年十一月，雲貴總督林則徐因病開缺，途經貴州、湖南，回福建原籍養病。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中被革職以後，遣戍新疆。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釋還，署陝甘總督，次年任陝西巡撫，二十七年升任雲貴總督。作為一代名臣，林則徐頗有威望，忠心耿耿，盡管在革職流放中，也始終不忘國事。在新疆，他極力講求防邊強邊之策，大力倡導屯田，興修水利。在雲南，他整頓曠政，努力加強民族團結。由於曆盡艱辛，身患重病，乃奏請開缺，回鄉調治。
林則徐的官船經洞庭湖沿湘江上行，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到達長沙，停靠在湘江岸邊。湖南的文武官員知道後，都紛紛趕來拜會這位名滿天下的大臣。但林則徐卻想起了一位從未謀麵的書生——左宗棠，便立即派人去湘陰柳莊邀請。
左宗棠接到來信，興奮不已。林則徐是他素所欽仰的偉人，能得到他的邀請，與他會麵，這確實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早在青少年時，左宗棠就從賀長齡、賀熙齡兄弟和陶澍、胡林翼等口中聽到過林則徐的事跡，後來在小淹陶家讀過陶、林之間的往返書信，已經了解到林則徐是一位學識淵博、才力超群、操守清廉的官員。鴉片戰爭中，林則徐卓越的愛國精神和偉大人格，使左宗棠為之傾倒，對之崇敬和向往至極。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曾表達了這一心情。他說：“天下士粗通道理者，類知宮保（指林則徐），仆久蟄狹鄉，頗厭聲聞，宮保無從知仆，然自十數年來聞諸師友所稱述，暨觀宮保陶文毅（指陶澍）往複收疏與文毅私所記載數呈，仆則實有知公之深。”
林則徐對左宗棠也並非陌生。他與賀長齡曾經是陶澍的屬下，又早與胡林翼有過密切交往。陶、林、賀等誌同道合，經常在起談論天下大事、評品古今人才，自然早就知道陶、賀、胡等人對左宗棠的推重。就在一年前，胡林翼任貴州安順知府時，還一再向林則徐推薦：“湘陰左君有異才，品學為湘中士類第一。”林則徐聽後馬上就要胡林翼寫信，請左宗棠來雲貴總督幕府。但當時，因左宗棠已受長嫂之托要為長兄的遺子世延辦理婚事，又已接受陶家課讀的聘約，不能前往，因而回信婉辭，表示“西望滇池，孤懷悵結”，深為遺憾。
左宗棠接到信後馬上趕到了長沙。船到岸時，隻見江岸上轎馬紛紛攘攘。林則徐見其家人遞上一張寫有“湖南舉人左宗棠”的大紅拜貼後，便急忙叫快請至家中，同時吩咐對其他來客一概擋駕。左宗棠匆匆忙忙地上到林則徐乘坐的船上，待過板時，也許因為心情激動，不慎一腳踏空，落入水中。及至船艙浣洗更衣後，便立刻與林則徐暢談起來。天色近晚時，林則徐命將官船乘著湘江亂流，駛到嶽麓山下一個僻靜處停泊。隨後，船中燭火通明，林則徐設酒宴款待左宗棠，兩人一邊喝酒，一邊縱談天下古今大事。
兩人從天下大勢到西北塞防與東南海防，從輿地兵法到辦理洋務，從新疆屯田水利到滇中戰亂，無不各抒己見。雙方對治理國家的根本大計，特別是西北軍政事務，見解不謀而合。兩人，一個是年逾花甲、名震中外的封疆大吏，一個是年方三十七歲的草野書生，毫無拘束地侃侃而談，直到第二天清晨。後來左宗棠回憶起這次難忘的夜話湘舟時，說兩人“伉談今昔，江風吹浪，柁樓竟夕有聲，與船窗人語互相應答，曙鼓欲嚴，始各別去”。
會見中，林則徐將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寶貴資料，全部交付給左宗棠，並說：“吾老矣，空有禦俄之誌，終無成就之日。數年來留心人才，欲將此重任托付。”他還說，將來“東南洋夷，能禦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屬。以吾數年心血，獻給足下，或許將來治疆用得著”。
臨別時，林則徐還寫了一幅對聯贈給左宗棠：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表達了他對左宗棠殷切的期望。
後來，林則徐還多次與人談起這次會見，極口稱讚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絕世奇才”。
這次會見，是兩人神交已久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麵，但對左宗棠的影響卻是重大的。二十多年後，左宗棠經營西北、收複新疆、建置行省、屯田墾荒、興修水利；在東南沿海編練漁團、創辦船政、加強海防、抗擊外侵，均是林則徐影響所致。
林則徐回到福建後，並沒能休養多久。第二年，廣西爆發天地會起義。清廷又起用其為欽差大臣前往鎮壓。但他剛到潮州時，卻突然染病去世。在臨終前，他還沒有忘記左宗棠，命次子聰彝向鹹豐皇帝代寫遺疏，在疏中還一再推薦左宗棠為難得人才。
長篇小說《曾國藩》的作者唐浩明更是用小說家的筆墨，具體而微地描述了晚年曾國藩品評人物的情景：
曾國藩上上下下地梳理著長須，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說：“月旦人物，從來非易，身處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終生，故對這類話尤須謹慎。我向來不輕易議論別人，即因為此。今日晤談，非比尋常，有些話再不說，恐日後永無機會了。不過，我也隻是隨便說說，你聽後記在心裏就行了，不必把它作為定評，更不要對旁人說起。當今海內第一號人物，當屬在西北的左季高。此人雄才大略，用兵打仗，自是第一好手；待人耿直，廉潔自守，亦不失為一良友賢吏。但喜出格恭維，自負偏激，這些毛病害得他往往吃虧，而他自己並不明白。金陵收複後，他不與我通往來，後人也許以為我們凶終隙末。其實我們所爭的在兵略國事，不在私情。我一直認為他是大清開國以來少見之將才。我想，他若平心靜氣地談起我，大概也不會把我說得一無是處。”
李鴻章說：“門生聽楊昌浚說，浙江的餉糈隻要晚到幾天，左季高便會火速函催，不管青紅皂白，開口便嚴厲責問：‘你的官是誰給你的?誤了我的大事，我立即參掉你的巡撫!’”
“這就是左季高!”曾國藩笑道，“這話隻有他說得出。左宗棠之下當數彭玉麟。此人極富血性，光明磊落，嫉惡如優，且淡泊名利，重情重義，我常說他是天下一奇男子。他每次都跟我說起要回到他的退省庵去。”
“他曾對我講述，陳廣敷先生有次仔細看了他的骨相，說他前世是南嶽一老僧。”李鴻章插話。
“這或許是真的。”曾國藩正色道，“廣敷先生的相是看得很準的。他要回退省庵，我也不再強難他了。”
“此外還有郭筠仙。早年在都中，寄雲見筠仙之文采，便極欲納交，央我從中介紹。後任湘撫，又屢思延之入幕。比任粵督，廷寄問黃辛農能否勝粵撫之任，寄雲即疏劾黃及藩司文格，而保郭堪任粵撫，令兄堪任藩司。寄雲才具固然不如筠仙，但畢竟有德於筠仙，而筠仙與寄雲爭權，弄得督撫不和。筠仙自己亦不檢點。先是棄錢氏夫人，後迎錢氏入門，其老妾命服相見。住房，夫人居下首，妾居上首，進撫署則與夫人、如夫人三乘綠呢大轎一齊抬入大門。你看，輿論怎不鼎沸?而筠仙竟悍然不顧。”
“怪不得粵撫做不下去了。”這些趣聞，李鴻章聽得甚是有味。
“不過話要說回來，筠仙之才，海內罕有其匹，然其才不在封疆重寄上。他才子氣重，不堪繁劇。他隻能出主意，獻計謀，運籌於帷幕之中。他對洋務極有見解，明年合適的時候，我擬保薦他出洋考察一次，他的所見必定會比誌剛、斌春要深刻得多。我觀他的氣色，決不是老於長沙城南書院的樣子，說不定晚年還有一番驚人之舉，從而達到他一生事業的頂峰。”
“我對這個同年多少有點了解，他最適宜與洋人交往。去年津案發生，舉國主張強硬，反對柔讓，筠仙力排眾議，痛斥不負責任的清議，真正難能可貴。”
“是呀，他在這方麵的見識遠勝流俗，也勝過孟蓉。”曾國藩說，“另外，劉印渠長厚謙下，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是有福之相。官秀峰城府甚深，與人相交不誠，然止容身保位，尚無險陂。洗幼丹胸次窄狹而本事不小。楊厚庵不料病重得臥床不起，他學問不足，事業怕就隻做到這一步了。黃翼升人極老實廉潔，但本事不及，長江水師提督一職，今後遇到合適人再更換。丁汝昌精明能幹，辦洋務是一把好手，但操守方麵欠檢點，物議頗多。”
“關於丁汝昌的議論我也聽說過，天津有人罵他丁鬼子。此人有點像門生，做事不大留後路。”李鴻章自嘲似地笑了笑。
“近日戶部有一折，言減漕事，據說是王文韶所作。你認識此人嗎?”
“沒見過。”
“這道折子寫得好，其人有宰相之才，今後要注意接納。”
“噢。”李鴻章在心裏記下了這個名字。
“至於令兄筱荃，血性不如你，但深穩又過之。”
“恩師，你看門生最大的不足在哪裏?”
李鴻章突然心智大開，冷不防向曾國藩提出這個問題。憑他與老師相處多年的經驗，知道用這種突然發問的方式，往往可以得到老師心中最直率的真言。果然奏效。曾國藩隨口答道：“你的不足在欠容忍。我一生無他長處，就在這點上比你強。還是在京師時，邵蕙西便看出來了，他說我死後當諡文韌公。雖是一句笑話，卻真說到了點子上。我那年給你講的挺經的第一條，你還記得嗎?”
“記得，記得。”李鴻章連聲答。那年曾國藩說的兩個鄉下人在田塍上互不相讓的故事，給他極深的印象。他曾經認真地思考過很長一段時間，也體味出了這個小故事中所包含著的許多內容，但他把握不準老師本人的意思。“恩師，門生和其他幕僚當時都猜不透那個故事中的含義，您啟發我們一下吧!”
望著李鴻章這副虔誠的態度，曾國藩笑了：“其實也沒有什麽很深的含義，一樁鄉下時常可以看到的小事罷了。都是兩個強人，在那裏挺著，看哪個挺得久，不能堅持下去的人就自然輸了。我這個人年輕時就喜歡與人挺著幹，現在老了，不挺了，也就無任何業績了，看來還要挺，所以提醒你注意，世間事誰勝誰負，有時就看能挺不能挺。”
李鴻章似有所悟地點頭。隔了一會兒，他說：“門生當時想，恩師講這個故事，是要告誡我們：天下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如同那個老頭子那樣，乃有成事之望。好比後來發生的天津教案，主戰者全是局外之人，他們不負責任，徒尚意氣，倘若讓他們入局負責，也不會喊得那麽起勁了。門生這個理解，不知也有道理否?”
“有道理。”曾國藩會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