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思子
通九竅,去心腹邪氣。
70年代的法國,曾有一幫女權運動者高呼這樣一個口號: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魚不需要自行車一樣。過了20年,當地卻開了一家名為“魚找自行車”的婚姻介紹所。對於女人到底需不需要男人,我並不想從技術上論證,即便那“克隆”技術成熟得像現在刮宮那樣方便,我也料定不會有多少人讚同魚不需要自行車的。
促使我寫這個話題的原因,是這兩天新聞在炒一個來杭州的世界熱門人物斯蒂芬·霍金。
霍金是當今世界上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我們大家都看到了那張坐著輪椅歪著腦袋卻笑咪咪的有些畸形的臉,都知道他很偉大,但並不知道他為什麽偉大。無庸諱言的是,智力上是巨人的霍金,在身體上卻和新生嬰兒一樣需要別人的幫助,說白了,他從非常年輕的時候起就已經無法行使對妻子的義務了。這時候,最痛苦的應該是霍金太太(簡·霍金)了。她在《霍金傳》裏將情欲和責任毫無保留地展現在讀者麵前:一種選擇是,和心儀的喬納森組建一個新家,從而結束自己的痛苦;一種選擇是,家庭將繼續作為家庭存在,簡·霍金也可以變得完整、健康和幸福。但後來有一種力量把他們緊緊地連在一起:他們變成了神聖、自由和無拘無束的柏拉圖式的關係。比如,在周末的夜晚,他們當著霍金的麵練習和演奏音樂,他們相互吸引和由此激起的難以控製的情欲在音樂中得到了升華。
在咱們中國,這樣的事一不小心就會渲染成“軍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從而掀起全體女同誌向“她”學習的熱潮,“她”於是被套上一道厚厚的重重的道德枷鎖。潘金蓮因為進行了“心靈的選擇”,從而被人們深深地釘在了“水滸”的曆史恥辱柱上,因為人們有理由相信,即使武大那樣的自行車,也是需要魚的。
魚,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孟夫子教導我們說要舍魚而取義也。然而魚還是去找她的自行車了。1990年,簡·霍金與斯蒂芬生活了25年後離異,她究竟去找哪輛自行車,我們不得而知,也沒必要知道,那是人家的隱私。這次陪同霍金先生來的是1995年和他結婚的梅森,這裏麵又有多少故事我們也無法知曉,但它並不影響我談魚和自行車的話題。
前段時間的央視“今日說法”為我們提供了兩個魚和自行車的“很有趣”的典型:一個是男方帶著不能履行妻子義務的前妻重新組建了家庭;另一個是女方帶著不能履行丈夫義務的前夫重新組建了家庭。通過歸納這些實例,我們於是可以將上麵的責任分成法律和道德兩類,這兩方麵是相輔相成的,因為我們在此以前很少看見符合法律卻不道德,或符合道德卻不合法律的例子,但隨著法製的完善,這種割裂開來的例子也不是不會發生(負心漢或負心女有時往往是合法的),因此我認為,既要魚又取熊掌之類的事不應該大力宣傳,舍魚(或自行車)而求義之類的事更不值得人們效仿,一切都要尊重魚們的基本權利為上。
將痛苦建立在別人的基礎上顯然是不道德的,無論你以怎樣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就是說,魚有找自行車的權利,自行車也有找魚的權利,隻要在允許的框框內。這樣拿世界偉大的科學家來做例子,似乎有些不恭,但我實在是為簡·霍金(不知她有沒有改名)的再次選擇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