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變化出現在安土桃山時代末期到江戶時代這一階段，由豐臣秀吉開創的士農工商“四民”製度被德川家康繼承和完善之後，農民開始把貢租繳納給藩主，藩主再以俸祿的形式將貢租分配給武士。戰國時代那種兵荒馬亂中的暴力劫奪消失了，農民和武士幾乎完全脫離了經濟上的聯係，雙方在戰爭中那種勢同水火的關係也得到了緩解。在整個江戶時代，農民造反的“一揆”[53]多針對的是收租的代官、領主，很少針對武士階級本身，甚至也有同情農民的武士自願加入一揆，反抗幕府，這大概就是電影《七武士》的原型了。
因此，作為“四民”製度的第一等人，武士階級的文化和道德逐步確立其主導地位的過程，首先是以他們與農民的經濟和解作為先決條件的。
其次，德川幕府為了鞏固封建體製，也在有意識地推崇武士階級的文化和道德，以其作為整個社會的準則，從而壓製以京都為中心的天皇朝廷的貴族文化。但戰國時代武士那種征戰殺伐、拔劍生死，隻有簡單的主仆倫理的形象特征顯然不適合作為和平時期的典範，於是“武士道”就出爐了。
因為武士的行為方式本身與當時東亞世界的普世價值觀儒學相去甚遠，根本不具備提煉理論體係的基礎，所以外來的儒學和佛教就成了“武士道”的理論基礎。前者以山鹿素行的《山鹿語類》中提出的“兵儒一致的武士道”，即“士道論”為代表；後者則以山本常朝和田代陣基的《葉隱聞書》為代表。前者的核心思想是“道的覺悟”，後者的核心思想是“死的覺悟”，這構成了日後武士道思想的兩極。
武士道經儒學和佛教加持後，迅速成為德川幕府對庶民進行道德教育的素材，武士被推崇為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杆，武士階級成為其他三個階級爭相模仿的對象，這從當時社會上的流行語“人必武士，花必櫻花”中可見一斑。在長達二百五十年的和平時期，幕府通過遍布全國各地的“寺子屋”和“鄉校”將儒學作為庶民教育的主要內容，使庶民階級和武士階級在儒學上取得了道德共識。庶民以儒學作為道德標準，以幕府推崇的武士典範為道德標杆，逐步形成了一套被全社會認可的道德觀念。因為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加之沒有了科舉製度的阻礙，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普通民眾的識字率高達40%~50%，遠超同時代的清朝。武士道逐步由武士階級的道德準則轉化為整個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庶民教育實現的儒學普及，既是實現武士道全民化的前提，也是實現武士道全民化的路徑。
在這一過程中，位於京都的天皇朝廷幾乎處於“隱身”狀態。幾乎沒有人會想到，幾百年後，天皇會同時成為武士道最殘暴的敵人和最狂熱的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