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11月，最糟心的並不是已經終結的俄羅斯帝國，也不是正在解體的奧匈帝國，而是岌岌可危的奧斯曼帝國，這個曾經威震歐亞的霸主在19世紀衰落到被人譏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因為與被譏為東亞病夫的清國人有同病相憐之感，遂被訛為“西亞病夫”，仿佛多了個夥伴，他們就不再孤單。

實際上，20世紀初的奧斯曼帝國遠比同時代的清朝要強大得多，奧斯曼帝國的“洋務運動”不僅早了清朝一百多年，而且改革的範圍和深度均遠超清朝。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奧斯曼帝國已經初步建立了近代工業體係和一支歐洲式的近代化軍隊，大量來自德國的軍事教官使奧斯曼軍隊在軍事素養上並沒有落後於歐洲軍隊太多，奧斯曼軍隊中也不乏穆斯塔法·凱末爾這樣出色的指揮官。在政治上，掌握權力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抱有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摩拳擦掌地希望在新的曆史變革中重振奧斯曼帝國，特別是要向17世紀以來連續發動十次俄土戰爭的俄國複仇。“一戰”爆發前，奧斯曼帝國向英國訂購了兩艘世界一流的無畏級戰列艦，連安納托利亞的小學生都為購買軍艦捐了錢，整個國家似乎處於一種冉冉上升的複興狀態。

然而，在帝國深處，改革引發的一係列連鎖反應卻使帝國的政治和經濟陷入每況愈下的怪圈。從1792年就開始的改革不斷深化和擴大，從起初的引進西式武器和西方軍事技術逐步擴大到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深入司法、管理、稅收、社會習俗各個方麵。到20世紀初，改革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整個帝國核心區的社會麵貌。第一，專製帝國的頑疾在讓改革者們在與守舊勢力的不斷鬥爭中流血、犧牲的同時，也使一些改革者不可避免地淪為和他們一樣的貪腐者。改革產生的紅利讓改革者們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階層，然後又被新的改革者所取代，使改革的成果極大地內耗在這種癌症循環中。

奧斯曼帝國的改革為帝國帶來了生機，也使它加速陷入危機

第二，改革的宏願與蘇丹的私利並不完全一致，富國強兵固然是蘇丹希望看到的，但蘇丹的首要目標是穩固自身的統治。當改革與蘇丹的利益發生衝突時，改革之路往往會出現反複並遭遇曲折。

第三，在不斷“西化”的過程中，奧斯曼帝國對西歐國家的經濟和軍事依賴不斷加深。到19世紀末時，英法對奧斯曼帝國的“幫助”實際上已經嚴重地侵害了帝國的經濟主權。遍布帝國軍隊的德國教官在提高軍隊的軍事素養的同時，也常常越過帝國軍官直接指揮軍隊作戰。

第四，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帝國，小亞細亞核心統治區之外的廣袤領土，很多都依靠宗教和政治聯姻維係著程度有限的委任統治。在帝國核心區進入近代資本主義時代時，廣大的外圍地區還處於封建甚至原始部落狀態，因此，改革不可避免地傷害了原有的封建政治體係。帝國世俗化的進程削弱了不同區域彼此之間的宗教聯係，在帝國的領土阿拉伯半島上，瓦哈比運動掀起的原教旨主義浪潮動搖了蘇丹作為哈裏

發的宗教權威，使昔日的穆斯林盟友們與帝國日益離心離德。作為帝國藩屬的埃及，在兩次埃土戰爭中打得帝國灰頭土臉，甚至一度攻入帝國本土，使帝國的分裂主義勢力蠢蠢欲動。

瓦哈比運動徹底撕裂了奧斯曼人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聯係，

阿拉伯人不再承認蘇丹作為伊斯蘭世界領袖的權威

最致命之處在於，20世紀初之後掌權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精德”，他們中的骨幹多有在德國留學的經曆，不僅崇尚德意誌帝國19世紀後半葉的赫赫武功，而且認為德國不像英法那樣在奧斯曼帝國擁有重大的經濟利益，進而疏遠了用血替帝國保下克裏米亞半島的傳統盟友英法，轉而越來越親近德國。奧斯曼帝國倒向德國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全國上下都有強烈的對俄複仇願望，在戰爭不可避免且英法俄同盟已經形成的情況下，奧斯曼帝國絕不願與世仇俄國並肩作戰。此外，英國在開戰的最後關頭，毫無信用地扣留並征用了奧斯曼帝國舉國募捐購買的兩艘戰列艦，這成為促使奧斯曼帝國倒向德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戰爭前期和中期，由德國人指揮的奧斯曼帝國軍隊在達達尼爾海戰、加裏波利戰役、庫特圍城戰中取得了一係列勝利，讓英法老師捶胸頓足，後悔當時將學生推向德國的不智之舉。但隨著戰爭的不斷深入，奧斯曼帝國所有的頑疾和沉屙都在這場世界大戰中集中爆發。在奧斯曼軍隊取得前述的一係列勝利的同時，糟糕的後勤讓奧斯曼帝國軍隊在高加索地區的失敗變成了一場大潰退，死於嚴寒和饑餓的人比戰死的人多得多，即使在局部戰場獲勝，也無法擴大戰果。隨著對俄戰爭的不斷失利，軍隊開始有計劃地清除亞美尼亞裔官兵，以防他們投向自己的東正教友。

1916年，在歐洲戰場一籌莫展的協約國決定對奧斯曼帝國進行釜底抽薪的致命一擊。英國軍人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ftomas Edward Lawrence，即“阿拉伯的勞倫斯”）進入阿拉伯地區，開始策劃阿拉伯大起義。長期以來，奧斯曼帝國中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作為穆斯林教友，保持著類似清帝國中滿洲人和蒙古人之間的那種政治和宗教聯盟關係，共同維係著整個帝國。到20世紀初，因為前麵提到的一係列原因，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聯盟關係已經岌岌可危。英國在阿拉伯半島的行動猶如一記背刺，重創了在歐洲戰場尚可支撐的奧斯曼帝國。到1917年底，英軍連續攻陷麥加、巴格達和

耶路撒冷三座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城市，奧斯曼帝國失去了整個阿拉伯半島，處於腹背受敵的狀態。1918年初，英軍攻占大馬士革，兵臨土耳其本土，奧斯曼帝國隻能引頸就戮，於1918年10月30日投降。在歐洲戰場，屢次在“歐洲病夫”麵前受挫的協約國為了泄憤，逼迫土耳其在“阿伽門農”號戰列艦（在達達尼爾海戰中被奧斯曼軍重創）上簽署了停戰協議。

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長達300年的政治和宗教同盟

被英國人稍一撥弄便造成了多米諾骨牌般的崩潰效應

停戰協議對奧斯曼帝國非常嚴厲和苛刻，約定奧斯曼帝國必須開放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協約國軍艦可以自由進入黑海，由協約國軍隊占領海峽要塞，奧斯曼帝國軍隊軍人立即複員並遣散，並交出全部軍艦。

這份報複性和摧毀性的停戰協議標誌著奧斯曼帝國在事實上已經解體。協約簽訂十天後，英國艦隊開進了達達尼爾海峽，控製了整個海峽，隨即占領了伊斯坦布爾、薩姆鬆、艾因塔布及其他軍事要地，並深入帝國腹地安納托利亞東南部。法國也不甘示弱，派兵進入了西裏西亞和阿達納地區。意大利不僅占有了之前通過意土戰爭攫取的利比亞，還在安塔利亞登陸，占領了協約國許諾給它的一部分地區。協約國其他成員也紛紛跟進，想從轟然倒地的巨人身上撕扯下一塊肉。

更為危急的是，英國在巴黎和會上提出了對土和約的激進主張：“將土耳其徹底逐出歐洲，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和達達尼爾海峽由國際共管，土耳其放棄包括阿拉伯半島在內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協約國有權占領土耳其任何軍事要塞。”

這一切的幕後推手是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他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報複奧斯曼帝國在一戰前倒向德國的行為，以及土耳其軍隊在加裏波利戰役中給予英屬澳新軍隊的重擊。其次還有一些私人的原因：在英國征用本屬於奧斯曼帝國的兩艘無畏級戰艦時，溫斯頓·丘吉爾曾勸告英國政府不要過度激怒奧斯曼，以免其一怒之下加入德國一方，最低限度應使其保持中立，但勞合·喬治並沒有采納丘吉爾的建議，終於鑄成大錯。因此，勞合·喬治對戰敗的奧斯曼帝國的殘酷報複，也有泄私憤的原因。

蘇丹政府已被解除武裝，並已成為砧板上的魚肉，隻能任人宰割，急於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又站錯隊闖下彌天大禍的土耳其青年黨“三大帕夏”全都逃到歐洲做起了寓公，以逃避戰爭審判。不僅奧斯曼帝國已經解體，土耳其作為一個民族似乎也難逃滅亡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