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隻有直覺和感悟
《路標》的作者之一布爾加科夫認為，我們心目中的"人民革命"，其實是知識階層實現自身理想的外部符號："革命是知識階層的革命。它的精神領袖屬於知識階層；這類領袖具有知識階層的世界觀習性、趣味和社會風尚。當然，知識分子不會對此予以承認，因為他們是知識分子。他們每個人都遵循著自己的基本信念，他們將這個或那個社會階層稱之為革命唯一的發動者。無可爭辯的是，除去所有的環境因素，（其中占據首位的是災難性的戰爭），除去各社會階層、群體現存的極為嚴峻的生活需求，任何事物也不可能將他們卷入暴動的風潮。我們始終認為：所有的思想體係，先進戰士、倡導者、鼓動家和宣傳家的精神武器都是知識階層革命所提供的。他們在精神上設定民眾的本能目標，用自己的**去感染民眾。總之，他們是革命這一巨大軀體的神經和頭腦。在這種意義上，革命是知識階層的精神產兒，因而革命的曆史則是對知識階層的曆史判決。"
梅列日科夫斯基則認為，所謂"英雄的人民"不過是知識分子頭腦中的空洞概念，現實革命中的人民越來越響亮的抱怨聲"終於變成偉大俄羅斯革命中農民及全民暴動的絕望哀號和怒吼"，是"流氓階層、流浪者和刁民的麵孔。"
在眾說紛紜的思考中，勃洛克似乎隻有直覺和感悟。他覺得梅列日科夫斯基對現代解放者的仇恨奇怪得令人難以解釋。
他說："在物質和精神都富足的人的心理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情感：他們對非常不幸的、不成功的、不可救藥的、落魄潦倒的人有一種厭惡感。或者說是對在他們看來不可救藥的人有一種厭惡感。這一情感可以達到在生理上使人感到惡心的程度。"
而被高貴者視為"惡心"的窮人中也存在著對高貴者的仇視。他在《'宗教探索'與人民》一文中引用一位農民詩人的信說： "我們的兄弟根本不害怕見'你們'，而是自然而然地羨慕你們、仇視你們，如果能容忍你們在他近旁，隻是因為從'你們'那兒看到了某種利益。
"啊，因為'你們的'在場而引起的痛苦是多麽劇烈呀！意識到沒有'你們'暫時就不行時，我們簡直痛苦萬分！這種意識正是一種'極端的痛苦'--致命的苦悶、深沉的憂傷和絕望。尼基金、蘇裏科夫、涅克拉索夫都描寫過這種不幸，普希金和其他作家也或多或少寫過。沒有'你們'就寸步難行的意識，是我們的精神與'你們'不能相互親近的惟一原因。被主人的前廳腐化了的保姆或勤務兵那奴隸般的忠心耿耿，現在很少能夠見到了。
"農民逃進舊派教徒的隱修區和森林中的小修道院裏，所有這些古代和現代的例子，都是對精神自由這強烈渴望的證明，也是躲避貴族的無所不在之明證。意識到'你們'無所不在、'你們'可以為所欲為、而我們必須服從，這就是從我們這一方來說，我們與'你們'不能親近起來的一堵不可跨越的城牆。那麽，從'你們'一方來說，原因何在呢？除了極端鄙視和純粹肉體的嫌惡，就再無任何其他的理由了。"
勃洛克稱上述這些話為"金玉之言"。對於"我們"（知識分子）和"你們"（勞苦民眾）之間的矛盾的深刻認識是勃洛克高出於《路標》作者處。這種意識其實早在19世紀50年代列·托爾斯泰就在"阿爾紮馬斯的恐怖"中意識到了，在那個惡夢中，托爾斯泰夢見自己被農民絞死。隻是勃洛克比托爾斯泰的感受更現實、也更強烈。
在矛盾中感到困惑的勃洛克在1908年給K.C.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麵臨著我的主題，俄羅斯的主題（其中包括知識分子與人民的問題）。我在自覺地、堅定地獻身於這一主題……盡管我有過躲避、失敗彷徨和懺悔，--但是我仍在前行。"在勃洛克的觀念中，知識分子與人民是對立的。如果說，知識分子是文化的承載者，那麽，人民是自發、天然力量的表達者，而詩人則把這種力量看作積極的因素。在《知識分子和人民》（1908年）一文中，他寫道："由於科學、社會活動和藝術的積極因素而得以保全的知識界人士，已越來越少……需要另一種更高的因素。如若沒有，就用各種躁動和暴亂來替代，從頹廢派庸俗的'造神論'，到那些不斷的、公開的自我毀滅行為--腐化、酗酒、各種各樣的自殺。
"在人民之中則沒有這種現象……如果說知識分子較多地具有'死的意誌'，那麽人民則曆來持有'生的意誌'。這便可以弄清，為什麽無信仰的人總要奔向民間，在那兒尋找生活的力量：不過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