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兩漢對匈奴發動決定性打擊後，匈奴分裂，南匈奴內附，漸遷至內地並逐步漢化；北匈奴逐漸西遷，給歐亞大陸政治格局帶來劇烈變化；還有一些別支在廣闊的北方草原生息繁衍，有人認為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他們遷居到金山（阿爾泰山）之南，以遊牧為生，又工於鐵作。當時正值柔然汗國強盛。突厥人受其奴役，為他們充當“鐵工”，但勢力漸盛。後來突厥滅柔然汗國，建立突厥政權。由於突厥非常強大，縱橫捭闔於齊、周之間，利用雙方的矛盾戰爭，不斷索取財物。隋王朝時，突厥因為內部矛盾，正式分裂為東西兩個政權，隋文帝楊堅利用其內部的紛爭，迫使突厥歸附。
隋末中原紛亂，突厥又再度強盛起來，“控弦百萬”，曾經圍攻隋煬帝於雁門。這一時期，突厥汗國是我國北方頗能左右大局的政治力量，隋末北方諸雄幾乎都和突厥有勾連，要麽結盟，要麽稱臣，連李淵也不例外。唐太宗李世民曾說過：“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李淵）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嚐不痛心疾首。”
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沒有辦法的抉擇，在這場博弈中，雙方力量是不均等的，各種割據勢力麵臨兩種選擇，要麽與突厥為敵，被突厥滅亡或被突厥支持的其他勢力消滅；要麽臣服於突厥，向其交納一定財物從而維護自己的政權或者去欺詐其他割據勢力。當時，突厥騎兵給中原地區很大騷擾，突厥貴族不僅向唐王朝和其他割據勢力勒索財物，而且大量擄掠北方無辜百姓為奴。唐高祖武德初年，突厥始畢可汗之弟處羅趁李氏家族率兵進入關中爭奪天下之際，帶兵攻破太原，大搶三天，“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統一全國。突厥統治者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樣從各個割據者手中勒索財物了，因此趁此時唐朝國力還不十分強大，連年進擾內地，掠奪人口和財產。東突厥頡利可汗曾親率大軍15萬人攻並州，擄男女5000餘人；又曾率騎兵10餘萬大掠朔州、進襲太原。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剛剛即位之時，頡利可汗率兵20萬直逼唐都長安城外渭水便橋之北，距長安城僅40裏，京師震動。唐太宗被迫設疑兵之計，親率臣下及將士隔渭水與頡利對話。頡利既見唐軍軍容威嚴，又見太宗許以金帛財物，與之結盟，乃領兵而退。這就是曆史上所稱的“便橋之盟”。這次結盟中，唐太宗和頡利可汗約為兄弟，唐朝和突厥的關係在這是和西漢初年與匈奴的關係極為相似的。這從下圖可以看出：
在這場博弈中，唐王朝處於下風，對於唐朝來講，這時也有兩個選擇的機會，戰與和，與突厥進行戰爭是一種選擇，但由於中原的內戰剛剛結束，形式上雖然實現了統一，然而殘破經濟猶待恢複，各種不確定的反抗勢力正在伺機而動，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力量，唐王朝都還比較弱小，貿然采取攻勢，隻能或是國家敗亡或是長期衰弱，漢高祖的百登山之圍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敵人強大的時期，隻能采取與之和解的方式，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然而，這時的唐王朝不是李氏父子在太原起兵，勝敗存亡未卜，也不是盛唐威名遠播之期，而是由一個從弱到強的過渡階段，需要時間來恢複戰爭創傷，由時間決定成敗，但作為一個統一的王朝，帝國的尊嚴、開國的霸氣又使唐王朝不可能再像割據時期那樣納貢稱臣。因此，唐太宗隻能采取有聲和無聲的兩種博弈方式，在無聲的博弈中，他率軍隊嚴陣以待，隔著渭水對峙，既利用天然屏障，展示唐軍的強大，又給突厥以回旋的餘地。有聲的博弈，他親自出馬，與突厥最高統治者進行麵對麵的談判，這一下在氣勢上壓倒了對手，也能盡快地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他看出突厥的目的就是女子玉帛，許之以利，唐太宗占據了信息上的優勢。而對於突厥一方來說，掠奪財物是最終目的，戰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與其在不知對手虛實的情況下貿然對陣，還不如撈到多少是多少。正是由於雙方都考慮到能夠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納什均衡才能產生。這時候的兄弟關係，實質上應該是突厥為兄，唐朝為弟，唐朝被人家兵臨城下，結成城下之盟，對雄心勃勃的開國皇帝來說無疑是奇恥大辱，但唐朝贏得了喘息的機會，為下一場更大的博弈建立了一個較高的起點。
建立在盟約基礎上的共存，是一種合作性博弈，而一旦要放棄盟約，就是從合作走向對抗，這一轉變，首先就是要踐踏自己的信譽，把誠信資本拋棄。如果沒有更大的利益期望，理性的人不會隨便拋棄誠信資本，所以，利益期望是最關鍵的一環。
“便橋之盟”後，太宗進一步加緊備戰。他親自垂範練兵，每日“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庭”，於是“士卒皆為精銳”，中原經濟已得到一定恢複，國力逐漸強盛，反擊突厥的時機終於成熟了。從貞觀三年拉開了唐代與突厥30餘年戰爭的序幕，“漢家大將西出師”，唐太宗的決心是剿滅突厥，徹底消除內地遭受的禍患。這時候唐王朝與突厥的關係由形式上的兄弟變成了對手，唐朝能取得這場博弈決定性的勝利，是因為占據著實力和信息上的優勢，掌握了戰場上的主動權。在唐朝這一方麵，唐太宗已經決定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以暴製暴，以殺止殺，在軍事上作了充分準備，給北征創造了良好條件。而對突厥來說，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一方麵這時突厥內部出現了混亂，《通典》記述：貞觀元年（627年），陽山以北薛延陀、回紇、拔也古等十餘部，都發生了叛亂。頡利可汗派突利率兵討伐，突利又兵敗，輕騎奔還。頡利可汗將突利關押了幾十天，突利於是也發生怨言，產生背叛之心。突利為突厥王族，頡利親侄，他怨汗欲叛，說明在突厥的最高統治階層也發生了嚴重裂痕。
另外，頡利後期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部眾早就不滿，史料記載“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再遇上連年大雪之災，六畜凍死，就引起了突厥內部大崩潰。對這些情況，唐朝方麵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唐太宗命令徐世責（李責）、李靖，分統大軍十餘萬，於貞觀三年出擊。這次出擊的保密工作做得相當成功的，在李靖突擊突厥大本營時，唐太宗派出的使節都不知道，還在與頡利可汗進行和談。頡利可汗在內部不穩的情況下，對唐朝“兄弟”的謙讓自然是萬分高興，雙方達成了一係列的協議，麵對這種和談即將成功的情況，是戰是和，李靖不僅作為一個軍事家，作為政治家的才幹也顯示出來，他明白實力決定一切，“一日縱敵，萬世之患”。
李靖在一個大霧迷茫的早上襲擊了突厥的中軍營帳，在定襄（治所在今山西忻縣）、雲中（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打敗東突厥，突利可汗請降，頡利向鐵山逃亡（今內蒙古陰山北），李靖乘勝追擊。生擒頡利，俘其眾十餘萬，東突厥滅亡。下圖可以顯示唐王朝的忍辱負重策略的成功。
這場博弈，唐王朝是贏得幹淨利落。一般說來，戰爭勝敗取決於實力、信息、戰略和人心，如果其中一方各方麵均優於另外一方，並且弱的一方知道的話，理性的弱者就不會進行戰爭的，唐太宗的便橋會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他理智地選擇了求和。但在貞觀四年這一係列戰爭中，作戰的有利因素全都掌握在唐朝這一邊，唐朝的最高統治者麵臨的抉擇是，唐朝不主動開戰，而突厥不可能主動開戰，那就得履行前約，每年送金銀珠寶；如果在等突厥內亂平息，挑起戰端，在實力相當的情況下，雙方是兩敗俱傷；而出其不意，主動發起戰爭，又在敵占區進行這一場戰爭，這就注定會贏得勝利。因為既然唐軍已經發動了攻勢，對突厥來說，就是兩種命運，知道而且主動迎戰，失敗、損失小一些；不知道被動迎戰，隻能徹底失敗。
在東突厥問題解決之後，對西突厥的戰爭，是在唐高宗時期完成的，伴隨著唐與西突厥對西域的激烈爭奪。唐初，西突厥勢力極盛，“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對唐朝形成嚴重威脅，並阻礙著中西商業交通。
與西突厥的博弈，唐太宗和高宗父子兩人用的策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削其枝葉，弱其主幹，因為對東突厥戰爭以後，唐朝已經失去了戰爭的突然性，在與兩突厥的博弈中，既然雙方都選擇了戰爭，隻有一方在感到技不如人，願意臣服的情況下，才能達到納什均衡。在戰爭初期，綜合實力又相當的情況下，從太宗起就開始了剪其羽翼的戰略。貞觀年間降吐穀渾、平高昌、討焉耆、征龜茲，西域震駭，中西商路複通。此時西突厥首領為阿史那賀魯，他曾因突厥內爭失敗而歸附唐朝，受封左驍衛將軍，但太宗死，賀魯即起反心，自號可汗，建牙帳（相當於帥府）於千泉（在今吉爾吉斯斯坦），與唐為敵，數擾西域，對於這種時降時叛的部落，隻有將其徹底擊垮。
唐高宗時期，仍然繼承了太宗避實就虛的戰略，經過多年的征戰，逐個擊破其聯盟或附屬各部。高宗顯慶二年（657年），平西突厥最後一戰開始。唐軍由大將蘇定方統轄，兵分南北兩路，合擊阿史那賀魯，激烈的戰鬥接連不斷，天降大雪，平地深二尺，唐軍踏雪兼程追敵，士氣高昂，阿史那賀魯戰敗跳伊犁河逃往石國（今塔什幹），被當地人擒獲，送與唐軍。西突厥自此滅亡。
在與兩突厥的長期征戰中，由於雙方都選擇了戰爭，那麽要想達到均衡，隻有一方被消滅或臣服才能達到新的均衡。唐朝在戰略上是棋高一招，唐朝麵臨兩種選擇：一種是向漢代一樣，派出大量的軍隊，“勞師以襲遠”，與西突厥硬碰硬，雙方損失相當；一種是削其枝葉，弱其主幹，最後摧枯拉朽。
在這種情況下，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博弈戰略是一致的，貫徹得相當的徹底，針對突厥是一個鬆散的軍事聯盟組織，不僅在軍事上逐個擊破，而且在政治上進行分化，對於被征服的突厥人，唐王朝並不以戰勝者自居，突厥貴族多被唐朝任命為高官，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的達百人以上，他們都可以參加朝廷的各種大典和被皇帝召見。
由於唐朝對突厥人的優待。當時遷居長安的突厥人，將近有萬家之多。廣大突厥人民，由山林草原進入平原，由落後的經濟生活改變為先進的經濟生活，而且不願再回到原來那種奴隸製的生活方式，這就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也為徹底擊敗西突厥奠定了政治基礎。正因為在博弈過程中，唐王朝放棄了單純的軍事征服，而是以融合為主，以軍事進攻為次，這就避免了漢武帝與匈奴幾十年的戰爭弄得國家疲敝，致使西漢衰落的結局，而是使唐王朝在長期戰爭的同時，國力仍是蒸蒸日上。正確投資女婿
一個局中人的策略，是他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下所將作出的決策的描述。如果在一場博弈中，不論局中人的策略是什麽，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總和為零，那麽該博弈稱為零和博弈。此時，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凡是不具備這一性質的博弈，稱為非零和博弈。二人零和博弈，即隻有兩個參加者（局中人）並且一方所得恰為另一方所失的博弈。
在春秋時期的秦晉之間的一場博弈就是典型的二人零和博弈。春秋時期，晉獻公即位初年的晉國仍是諸侯小國，而此時的齊、楚、秦都已成為地方千裏的泱泱大國，而且都想向中原發展。
為了發展晉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能與諸侯爭霸天下，晉獻公先從鞏固政權入手，進而滅掉周圍的小國，並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秦穆公，從而擴大晉之領地範圍，建立了鞏固的聯盟，使晉國走上了強盛之路。
正當晉獻公的霸業蓬勃興起之時，晉獻公滅了驪狄，獲得了兩個美貌的姑娘，並將其作為自己的夫人，不久這兩個女人生下了兩個兒子，年輕漂亮的夫人驪姬導演了一場以庶代長的爭奪君位的內亂。在這次內亂中，太子申生被迫自殺，次子重耳和三子夷吾為避禍而出走。公元前651年，晉獻公病逝，驪姬先後立自己和妹妹所生之子為國君，但都被大夫裏克、丕鄭率三公子的私屬殺死在獻公靈前。在這種情況下，公元前650年，夷吾在秦國的保護下首先返回晉國做了國君，是為晉惠公。晉惠公的繼位並未使晉國從驪姬之亂中擺脫出來，反而由於其對內黨同伐異，對外言而無信，使晉國處在內憂外患的危險之中。晉惠公處理內部事務，他把擁戴他有功的老臣裏克以連接誅殺了兩位國君為理由，迫其自殺；對外，在沒有當上國君之前，秦國答應幫他奪取國君之位，他信口開河，許諾將黃河以西的五座晉國城池作為回報，但即位之後就翻臉不認賬。即位後沒兩年，晉國又遭受旱災，晉向秦乞求糧食援助，渡過了難關。
第二年，秦國遭受大旱，希望能夠得到晉國的援助，哪知晉國居然一毛不拔。晉獻公當年把女兒嫁給秦穆公的目的，就是想緩和與秦國的關係，獲得秦國的支持，從而放心吞並周圍小國；秦與晉結親，其目的也是找到一條進入中原爭霸的捷徑，這實際就是一場兩人的博弈，但在這一場博弈中，秦並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晉的發展反而阻止了秦進入中原的道路，因為秦晉之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就博弈來說，這是零和博弈，晉讓步，晉的利益就受損失；晉不讓步，秦的目的就無法實現。
秦扶植晉惠公，本也就是想再扶植一個傀儡國君，但晉惠公偏偏不買這位姐夫的賬。秦晉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公元前645年晉秦的“韓原之戰”，晉國在這一戰役中遭到慘敗，晉惠公及諸大夫成為秦國的階下囚。最後，晉國被迫答應秦國的條件，割讓五城，並且送晉太子（公子圉）為人質才換回了晉惠公。
秦國仍然沒有看出秦晉之間利益的不可調和性，為了進一步協調與晉國公室之間的關係，秦穆公將一位宗室女子嫁給做人質的晉太子為妻。可惜這位晉太子並不領秦國的情，在晉惠公死後，拋下妻子一個人，偷偷跑回去繼承了國君之位，但這位長期在國外做人質的太子回國並沒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晉國仍然陷於動**之中。
這時，一個新的人物跑進了秦穆公的視線，這就是晉獻公的另外一位公子重耳。重耳是晉獻公五位公子中頗具才能的一位，其命運坎坷，在外逃亡十九年，先後流亡於戎狄部落、齊、衛、曹、宋、鄭、楚等國，曆經艱辛和磨難，最後來到了秦國。重耳的出現，使秦穆公似乎又看到了逐鹿中原，爭霸天下的希望，因為與晉國這樣一個大國進行正麵交鋒是不明智的，這就好比兩個身強力壯的人之間的博弈，隻能是兩敗俱傷。秦穆公在晉惠公和晉懷公父子倆身上下的賭注都失敗了，但他還不甘心，他想把寶押在公子重耳身上。
為了密切兩人之間的關係，他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重耳，這一年，穆公五十三歲，重耳六十一歲。從穆公討了重耳妹妹這邊算，穆公是重耳的小舅子，而從重耳討了穆公女兒這邊算，穆公是重耳的嶽丈，秦穆公是晉國的女婿，晉文公也是秦國的女婿，這種說不清、道不白的關係就是曆史上所稱道的“秦晉之好”吧?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幫助下，重耳打敗了新即位的晉懷公（公子圉），重返晉國，登上了王位，是為晉文公。重耳結束了其逃亡生涯，歸國執政，晉國趨於穩定，又重新走上了稱霸之路。
一個局中人的策略，是他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下所將作出的決策的描述。如果在一場博弈中，不論局中人的策略是什麽，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總和為零，那麽該博弈稱為零和博弈。此時，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凡是不具備這一性質的博弈，稱為非零和博弈。
晉文公先後在國外流亡了近二十年，正是所謂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流亡生涯磨礪出來的聰明才智和經驗成為其寶貴的政治財富，為晉國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為秦國的女婿，他並沒有向其他兄弟與侄子一樣，翻臉不認人，而是較好地處理了秦晉之間的關係，恭謹地履行翁婿之禮，兩國進入了“蜜月期”。
晉國沒有後顧之憂，於是就把目標轉移到其他方向。文公即位之後，立即展開了政治和經濟方麵的改革，並且很快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他即位的第二年，周王室發生叛亂，周襄王的異母弟王子帶與狄人聯合將周襄王驅逐出成周，自立為王。周襄王逃奔同姓的鄭國，鄭國遂向晉告急。
晉文公抓住這一政治良機，親自帶兵迅速平息了叛亂，並護送周襄王重返洛邑。感激之餘，周襄王將周成王國畿內的八個城邑賞賜給晉國。這一舉措令各諸侯刮目相看，晉國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但與霸主地位還有很大距離。當時實際控製各諸侯國的是楚國，因此，要想獨霸天下，必須先征服楚國。
位於南方的楚國，由於地處偏遠的“荊蠻”，一向為中原諸國所鄙視，但楚國是最為桀驁不馴的部落。早在兩周之際，周昭王因為楚國不聽號令，就兩次討伐楚國，但第二次是被楚人設計淹死在漢水中，全軍覆沒，這就是曆史記載的“昭王南征而不還”。
麵對中原諸國的鄙視，楚國並沒自甘墮落，而是發奮圖強，先後滅掉五十多個小國，勢力逐步從長江流域向黃河流域發展，參與中原諸國的爭霸戰爭，東周已經進入春秋五霸時期。
公元前638年，第一代霸主齊桓公死後，宋襄公當仁不讓地扛起了霸主的大旗。楚國最不服氣，宋楚之間發生了爭霸的泓水之戰，楚國大勝，自此一役，除晉、秦、齊三國外，其餘諸侯國皆朝貢楚王。
公元前634年，宋國叛楚歸晉。第二年，楚國派兵伐宋包圍了宋都商丘，宋向晉求援，晉楚之戰一觸即發。
楚國圍宋使晉國出師有名，但一則晉文公在流亡時到楚國，受到了楚成王的很好接待，曾經許下“退避三舍”的諾言，再則鑒於楚國力量強大，晉國仍不願主動與楚國交鋒。晉文公采取一係列迂回戰術，一退再退，表麵上是報答楚成王的恩惠，實際上是誘敵深入，逼迫楚國主動出擊。
最後，楚國終於按捺不住，在城濮與晉軍展開了決戰，結果晉軍大獲全勝。城濮之戰是曆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它大大挫敗了楚國的銳氣，此後，楚的盟國紛紛背楚而投向晉國。同年五月，晉文公又請周襄王到踐土（今河南滎陽）大會諸侯，襄王立晉侯為晉伯，可以王命討伐諸侯。自此，晉國確立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霸主地位。
晉文公的成功使秦穆公沾沾自喜，以為在這位女婿上的投資是投對了，因此，在晉國的一係列爭霸戰爭中是真心實意支持晉國的，但秦穆公的真正目的不是讓晉國獨霸中原，而是要讓自己的女婿替自己掃除爭霸中原的障礙。
他以為，在晉成功的基礎上，晉國會心悅誠服地把秦國推向霸主的地位。但他在這場博弈中卻少算了一個事實——秦晉都是大國，而且疆域相連，都有獨霸中原的野心，對於這場爭霸的博弈，秦晉都有讓與不讓的兩種選擇：兩國互讓，所得利益均為零，隻有讓他國得利；晉不讓步秦讓步，晉得益，秦受損；晉讓步秦不讓步，晉受損，秦受益；秦晉都不讓步，雙方利益均受損。在晉文公時期，秦晉可以說處於秦讓步，晉受益，使晉強大。
晉文公執政雖僅有八年，使晉國由普通的諸侯國發展為雄踞中原的超級大國，並開創了晉國的霸業，建立了以晉國為中心的政治秩序，為晉國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晉文公死後，秦穆公認為晉國應該作出讓步，讓秦國稱霸中原。但已經獨霸中原的晉卻沒有作出讓步，在晉文公死去的當年即公元前628年就爆發了秦晉崤之戰，晉成為阻擋秦向中原發展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此後，公元前597年的晉楚鄴之戰，公元前589年的晉齊鞍之戰，公元前578年晉秦麻隧之戰，公元前575年的晉楚鄢陵之戰等，幾十年的戰爭使晉國的實力受到極大重創，霸業出現了嚴重的危機。
但公元前573年，孫周在新田繼位，是為晉悼公。悼公針對晉國出現的危機，對內對外進行了一係列改革，重振了晉國的霸業。直到公元前546年，晉楚等十四國盟於宋兩門之外，楚國爭盟，晉讓楚先，從此結束了晉國獨霸的時代，形成了晉楚共霸的局麵。
公元前482年，晉吳會於黃池，吳王列兵劫盟，晉國隻好退讓，標誌著晉國霸業的正式結束。
晉國的強大，使秦國在一百四十年裏無法向東方發展，秦穆公在自己女婿上的投資失敗，應該是秦國發展史上一個最大的失誤，如果他找一個不與自己山水相連的二流的中等小國進行投資，或許就會得到一個爭霸中原的助手。但他不該找了一個與自己實力相當而且有我無你，有你無我的晉國進行女婿投資，這隻能是養虎成患，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成為曆史上的一個笑話。秦穆公的失策可以從下麵的圖表看出：
秦穆公選相鄰的晉國做女婿晉國合作嶽丈的賬晉受損秦受益利用卻不買賬秦賠了夫人又折兵選不相鄰的他國做女婿他國合作買嶽丈的賬雙方受益利用卻不買賬秦賠了夫人不折兵
秦晉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