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是一個無處不在的東西，稍有不慎，就會犯了忌諱，所以，隻有時時刻刻都十分勤勉注意的人，才能避免因為違反政治秩序而引來的禍端。“小心使得萬年船”，對沒有野心而隻想好好過一生的人來說，不冒進，不搶鏡頭，不亂表態，是一個基本的原則。概括起來，就是“隻能做老二”，不管最大的掌權者是否在場，自己都不能擺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樣，而是要時時擺正自己的位置，讓自己沒有逾禮的表現。這方麵做得比較出色的，自然是近年來一直被人們所稱道的晚清名臣曾國藩，而他隱忍的性格、有預見性的謀劃和為了嚴守政治秩序不惜放棄一切的作風，都是他人所不及的。

最明顯的，就是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他解散湘軍的行為。湘軍是曾國藩一手組建的，它與清政府的其他軍隊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皆由政府編練。遇到戰事，清廷便調遣將領，統兵出征，事畢，軍權繳回。湘軍則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親自選募，哨官則由營官親自選募，而營官都是曾國藩的親朋好友、同學、同鄉、門生等。由此可見，這支湘軍實際上是“兵為將有”，從士兵到營官所有的人都絕對服從於曾國藩一人。這樣一支具有濃烈的封建個人隸屬關係的軍隊，包括清政府在內的任何別的團體或個人要調遣它，都是相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軍成立後，首先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太平軍。在曾國藩的指揮下，湘軍依仗洋槍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國的部分地區。為了盡快將太平天國的起義鎮壓下去，在清朝正規軍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清廷於1861年11月任命曾國藩統帥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軍務，這四個省的巡撫（相當於省長）、提督（相當於省軍區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員，皆歸曾國藩管製。自從滿清入關以來，漢族人獲得的官僚權力，最多是轄製兩三個省，因此曾國藩的權力是滿清入關以來漢族官僚獲得的最大權力。

對此，曾國藩並沒有洋洋自得，也不敢過於高興。他頭腦非常清醒，時時懷著戒懼之心，居安思危，審時度勢。後來，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曾國藩因為作戰有功，被封為毅勇侯，世襲罔替。這對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是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計的曾國藩此時並未感到春風得意，飄飄然。相反，他卻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謹慎。他在這個時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賞自己的成績和名利，而是擔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運。他想起了在中國曆史上曾有許多身居權要的重臣，因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敗名裂。

他寫信給其弟曾國荃，囑勸其將來若遇有機緣，盡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終，免蹈大戾”。曾國藩叫他弟弟認真回憶一下湘軍攻陷天京後是如何渡過一次次政治危機的。湘軍進了天京城後，大肆洗劫城內金銀財寶，其弟曾國荃搶得最多。左宗棠等人據此曾上奏彈劾曾國藩兄弟吞沒財寶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國藩很知趣，進城後，怕功高震主，樹大招風，急辦了三件事：一是蓋貢院，當年就舉行考試，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營房，請北京的閑散旗兵南來駐防，並發給全餉；三是裁撤湘軍四萬人，以示自己並不是在謀取權勢。這三件事一辦，立即緩和了多方麵矛盾，原來準備彈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彈劾了，清廷也隻好不再追究。

不冒進，不扛旗，是一種人生修養，而這種人生修養來自哪裏?就是來自一種博弈論的原則——不輕易破壞規則，嚴守秩序就是勝利。

他又上折給清廷，說湘軍成立和打仗的時間很長了，難免沾染上舊軍隊的惡習，且無昔日之生氣，奏請將自己一手編練的湘軍解散。曾國藩想以此來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無意擁軍，不是個謀私利的野心家，而是位忠於清廷的衛士。曾國藩的考慮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雖然請求遣散湘軍，但對他個人的去留問題卻是隻字不提。因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說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將有貪權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確請求解職而回歸故裏，那麽會產生多方麵的猜疑，既有可能給清廷以為他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盡忠的印象，同時也有可能被許多湘軍將領奉為領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實，太平天國被鎮壓下去之後，清廷就準備解決曾國藩的問題。因為他擁有朝廷不能調動的那麽強大的一支軍隊，對清廷是一個潛在的危險，清廷的大臣們是不會放過這個問題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辦法去解決，不僅湘軍保不住，曾國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琢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時，曾國藩的主動請求，正中統治者們的下懷，於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軍。由於這個問題是曾國藩主動提出來的，因此在對待曾國藩個人時，仍然委任他為清政府的兩江總督，這其實也正是曾國藩自己要達到的目的。曾國藩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所以才能審時度勢，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策略，贏得了一個忠臣的美名。下麵的樹狀圖表明了曾國藩的高明抉擇：

曾國藩揮軍自重清政府容忍清政府威信受損

地方軍閥出現討伐清政府再次進行戰爭

曾國藩存亡兩不知裁軍自律清政府保住江山，曾保住富貴

曾國藩的自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