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在曆史上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他的詩作開創了田園詩的體係,並且使我國古典的詩歌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古往今來,太多的人欣賞陶淵明那種寄意田園、超脫塵世的處世哲學,更仰慕他淡泊名利、恬靜自然、無人比擬的藝術風格。陶淵明年少時便有“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大誌,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出仕為官13年。這13年,是他為了實現自己“大濟蒼生”的理想願望而不斷進行嚐試、不斷地經曆失望並且終至絕望的13年。一首《歸去來兮辭》,表明他與上層統治者的徹底決裂,不與那些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當然也就結束了他為了仕途而奔波彷徨的命運,義無反顧地讓自己走上了歸隱田園的道路。

陶淵明有著“不為五鬥米而折腰”的傲骨。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於言表。他的壯誌無法得以施展,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誌辱身與一些官場人物周旋委蛇。這一切使陶淵明變得躁亂不堪,最終絕望。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最終選擇了辭職歸隱田園。他拋離了塵世的繁雜,回歸了自然。後人總結:“其隱逸文化總的風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遠。”

陶淵明出身於破落仕宦家庭。年幼之時家庭衰微,9歲喪父,生活窘迫。受時代思潮還有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觸並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誌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誌趣。他是我國第一位田園詩人。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後棄官歸隱。在官場摸爬滾打13年看到了統治階層的不公和黑暗,看見了權力之爭,看見了欲望驅使下人性的殘暴,更領略了為了爭奪權力的血腥殺戮。這些種種匪夷所思的現象,使他感到無奈與痛楚。他感歎道:“我豈能為五鬥米向鄉裏小兒折腰!”陶淵明13年的仕宦生活,最終以自辭彭澤縣令而終止。最後以一首《歸去來兮辭》表明了自己與上層統治者的徹底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辭官歸裏後的陶淵明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因為他所居住的門前栽有5棵柳樹,固又被人稱之為五柳先生。夫妻二人誌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普通的勞動人民生活日益接近且息息相關。這樣的生活經曆為他日後田園詩的創作積累了素材,他的詩淡薄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為後人所稱頌。

多年來的為官經曆讓他的思想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他逐漸形成隱逸的品格。先前的雄才大誌被打擊得所剩無幾,他也結束了對仕途的努力和曾經那些出現在自己生命中的彷徨,最終毫不留戀地走上了歸隱田園的道路。開始轉向農田的躬耕,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以追求心靈的寧靜和澹泊。最終他達到了心靈發展的真正和諧的境地,在詩歌創作上獨樹一幟,開創了田園詩這個詩歌的新境地。

陶淵明的內心世界非常地豐富,在他的豁達的人生觀之中也深藏著沉鬱底色,在超然之中也靜流著自己的凝重**。他的這種淡泊便是魏晉風度的絢爛之極。在他的意識裏,道隻是表象,儒才是本源。他是一種中國曆史文化的果實。陶淵明的隱逸,其實在某種程度上說,並不是陶淵明疏遠了他的世界,而是他的世界遺棄了他。自始至終,陶淵明就難以適應他的現實世界,這也正是他的偉大之處。他所生活的時代著實是一個亂世,他選擇了自己對現實的拒絕。拒絕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勇氣。陶淵明經過自己的行動拒絕了一個物質的世界,也拒絕了一個他無法適從的世界,他把自己的立足點落在了自己內心的田園。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改天換地的英雄,我們也同樣需要滋潤靈魂的詩人。有時給予也是一種強加的苦難,把紛擾的社會強加於他並不會給他帶來欣喜,而更多的是攪亂了一個原本平靜的心和玷汙了一個原本純潔的靈魂。陶淵明重新回到他熱愛的大地,即便生活貧苦,但是他的心裏是滿足的。

在我們的身邊,如同陶淵明懷有一身傲骨的人數不勝數。人的一生最快樂的事無非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人應該有自己的選擇、心靈的選擇。人生的路上充滿了荊棘和**,當我們的追求與困難和**發生了碰撞,一些人便會因為恐懼困難而放棄了追求,還有一些人麵對**時喪失了理智,被利益牽著鼻子走,真正剩下的這些人才是懷揣夢想的人。他們執著於追求,為的隻是自己那顆寧靜的心,他們不畏懼強權,不貪慕名利,執著坦**地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使人們敬仰。

晉人多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托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

——清·沈德潛

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著他笑。

——梁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