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在曆史上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他的詩作開創了田園詩的體係，並且使我國古典的詩歌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古往今來，太多的人欣賞陶淵明那種寄意田園、超脫塵世的處世哲學，更仰慕他淡泊名利、恬靜自然、無人比擬的藝術風格。陶淵明年少時便有“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大誌，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出仕為官13年。這13年，是他為了實現自己“大濟蒼生”的理想願望而不斷進行嚐試、不斷地經曆失望並且終至絕望的13年。一首《歸去來兮辭》，表明他與上層統治者的徹底決裂，不與那些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當然也就結束了他為了仕途而奔波彷徨的命運，義無反顧地讓自己走上了歸隱田園的道路。
陶淵明有著“不為五鬥米而折腰”的傲骨。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於言表。他的壯誌無法得以施展，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誌辱身與一些官場人物周旋委蛇。這一切使陶淵明變得躁亂不堪，最終絕望。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最終選擇了辭職歸隱田園。他拋離了塵世的繁雜，回歸了自然。後人總結：“其隱逸文化總的風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遠。”
陶淵明出身於破落仕宦家庭。年幼之時家庭衰微，9歲喪父，生活窘迫。受時代思潮還有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觸並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誌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誌趣。他是我國第一位田園詩人。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後棄官歸隱。在官場摸爬滾打13年看到了統治階層的不公和黑暗，看見了權力之爭，看見了欲望驅使下人性的殘暴，更領略了為了爭奪權力的血腥殺戮。這些種種匪夷所思的現象，使他感到無奈與痛楚。他感歎道：“我豈能為五鬥米向鄉裏小兒折腰！”陶淵明13年的仕宦生活，最終以自辭彭澤縣令而終止。最後以一首《歸去來兮辭》表明了自己與上層統治者的徹底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辭官歸裏後的陶淵明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因為他所居住的門前栽有5棵柳樹，固又被人稱之為五柳先生。夫妻二人誌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普通的勞動人民生活日益接近且息息相關。這樣的生活經曆為他日後田園詩的創作積累了素材，他的詩淡薄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為後人所稱頌。
多年來的為官經曆讓他的思想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他逐漸形成隱逸的品格。先前的雄才大誌被打擊得所剩無幾，他也結束了對仕途的努力和曾經那些出現在自己生命中的彷徨，最終毫不留戀地走上了歸隱田園的道路。開始轉向農田的躬耕，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以追求心靈的寧靜和澹泊。最終他達到了心靈發展的真正和諧的境地，在詩歌創作上獨樹一幟，開創了田園詩這個詩歌的新境地。
陶淵明的內心世界非常地豐富，在他的豁達的人生觀之中也深藏著沉鬱底色，在超然之中也靜流著自己的凝重**。他的這種淡泊便是魏晉風度的絢爛之極。在他的意識裏，道隻是表象，儒才是本源。他是一種中國曆史文化的果實。陶淵明的隱逸，其實在某種程度上說，並不是陶淵明疏遠了他的世界，而是他的世界遺棄了他。自始至終，陶淵明就難以適應他的現實世界，這也正是他的偉大之處。他所生活的時代著實是一個亂世，他選擇了自己對現實的拒絕。拒絕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勇氣。陶淵明經過自己的行動拒絕了一個物質的世界，也拒絕了一個他無法適從的世界，他把自己的立足點落在了自己內心的田園。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改天換地的英雄，我們也同樣需要滋潤靈魂的詩人。有時給予也是一種強加的苦難，把紛擾的社會強加於他並不會給他帶來欣喜，而更多的是攪亂了一個原本平靜的心和玷汙了一個原本純潔的靈魂。陶淵明重新回到他熱愛的大地，即便生活貧苦，但是他的心裏是滿足的。
在我們的身邊，如同陶淵明懷有一身傲骨的人數不勝數。人的一生最快樂的事無非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人應該有自己的選擇、心靈的選擇。人生的路上充滿了荊棘和**，當我們的追求與困難和**發生了碰撞，一些人便會因為恐懼困難而放棄了追求，還有一些人麵對**時喪失了理智，被利益牽著鼻子走，真正剩下的這些人才是懷揣夢想的人。他們執著於追求，為的隻是自己那顆寧靜的心，他們不畏懼強權，不貪慕名利，執著坦**地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使人們敬仰。
晉人多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托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
——清·沈德潛
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著他笑。
——梁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