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元說史家應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章實齋添上一個史德，並為四長。實齋此種補充，甚是。要想做一個史家，必須具備此四種資格。子元雖標出三種長處，但未加以解釋；如何才配稱史才、史學、史識，他不曾講到。實齋所著《文史通義》，雖有《史德》一篇，講到史家心術的重要，但亦說得不圓滿。今天所講，就是用劉章二人所說的話，予以新意義，加以新解釋。
子元、實齋二人所講，專為作史的人說法。史學家要想作一部好史，應具備上述三長或四長。同學諸君方在讀書時代，隻是預備學問；說不上著作之林；但我們學曆史，其目的就在想將來有所貢獻；此刻雖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當著作家的誌向。並且，著作家的標準亦很難說，即如太史公用畢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記》，後人不滿意的地方尚多，其餘諸書更不用說了。此刻我們雖不敢自稱著作家，但是著作家的訓練工作則不可少。所以史家四長之說，就不得不細細用一番功夫去研究，看要如何才能夠達到這種目的。
至於這幾種長處的排列法，各人主張不同：子元以才為先，學次之，識又次之；實齋又添德於才學識之後。今將次第稍為變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學，又次史識，最後才說到史才。
甲 史德
現在講史德：諸君有功夫，可參看《文史通義》的《史德篇》。實齋以為作史的人，心術應該端正。
譬如《魏書》，大眾認為穢史，就是因魏收心術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劉歆批評他“是非不謬於聖人”，就是心術端正的原故。簡單說起來，實齋所謂史德，乃是對於過去毫不偏私，善惡褒貶，務求公正。
曆代史家對於心術端正一層，大都異常重視。這一點，吾人認為有相當的必要，但尚不足以盡史德的含義。我以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於忠實。如何才算忠實？即“對於所敘述的史跡，純采客觀的態度，不絲毫參以自己意見”便是。例如畫一個人，要絕對像那個人。假使把灶下婢畫成美人，畫雖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麵目。又如做一個地方遊記，記的要確是那個地方。假使寫顏子的陋巷，說他陳設美麗，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築師的計劃，不是實地的事物了。
忠實一語，說起來似易，做起來實難。因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觀；這種主觀，蟠踞意識中甚深，不知不覺便發動起來。雖打主意力求忠實，但是心之所趨，筆之所動，很容易把信仰喪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養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數種，應當時時注意，極力鏟除。
（一）誇大 一個人作一部著作，無論所作的是傳記，是記事本末，是方誌，或是國史，總有他自己的特別關係。即如替一個人作特別傳記，必定對於這個人很信仰，時常想要如何才作得很好。中國人稱說孔子，總想像他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所以《孔子家語》及其他緯書竟把孔子說成一個神話中的人物了。例如說孔子與顏子在泰山頂上同看吳國城門中的一個人，顏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極其清楚。諸如此類，其意思縱使本來不壞，但是絕非事實，隻能作為一種神話看待。無論說好說壞，都是容易過分，正如子貢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誌，自己是那一省人，因為要發揮愛鄉心，往往把那一省說得很好。不過，過分的誇大，結果常引出些無聊的讚美，實際上毫無價值。
再如講中國史，聽見外國人鄙視中國，心裏就老大不願意，總想設法把中國的優點表彰出來，一個比一個說得更好，結果隻養成全國民的不忠實之誇大性。誇大心，人人都有；說好說壞，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難免。自問沒有，最好；萬一有了，應當設法去掉它。
（二）附會 自己有一種思想，或引古人以為重，或引過去事實以為重，皆是附會。這種方法，很帶宣傳意味，全不是事實性質。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個榜樣，便附會出完廩浚井等等事實來。想提倡夫婦情愛，便附會出木巳梁哭夫的事實，一哭會把城牆哭崩了。愈到近代，附會愈多。關於政治方麵，如提倡共和政體，就附會到堯舜禪讓，說他們的“詢於四嶽”，就是天下為公，因說我們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關於社會方麵，如提倡共產製度，就附會周初井田，是以八家為井，井九百畝，每家百畝，公田百畝，因說我們古代也講土地國有，平均勞逸，這種附會，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錯了。即如堯舜禪讓，有沒有這回事，尚是問題；勉強牽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結果兩敗俱傷。從事實本身說，失卻曆史的忠實性；從宣傳效力說，容易使聽的人誤解。曹丕篡漢時，把那鬼混的禪讓禮行完之後，他對人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學子誤解了堯舜“詢於四嶽”，以為就是真正共和，也學曹丕一樣說，“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嗎？總之，我們若信仰一主義，用任何手段去宣傳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傳工具。非惟無益，而又害之。
（三）武斷 武斷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應該，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為曆史事實，散亡很多，無論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樣。對於一件事的說明，到了材料不夠時，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辭孤證，便很高興，勉強湊合起來，作為事實。因為材料困難，所以未加審擇，專憑主觀判斷，隨便了之。
其結果就流為武斷了。固然，要作一部曆史，絕對不下斷案是不行的。斷案非論斷，乃曆史真相。即如堯、舜禪讓，究竟有沒有這回事，固極難定；但不能不搜集各方麵的意見，擇善而從，下一個“蓋然”的斷案。但是不要太愛下斷案了。有許多人愛下判斷，下得太容易，最易陷於武斷：資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複刪除；甚至因為資料不足，從事偽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楊升庵等皆是。
忠實的史家對於過去事實，十之八九應取存疑的態度。即現代事實，亦大部分應當特別審慎，民國十五年來的事實，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斷案，我自己就常無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戰事，吳佩孚在漢口，究竟如何措施？為什麽失漢陽，為什麽失武勝關？若不謹慎，遽下斷案，或陷於完全錯誤，亦未可知。又如同學之間，彼此互作傳記，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寫出來，尚不容易；何況古人，何況古代事實呢？所以曆史事實，因為種種關係，絕對確實性很難求得的時候，便應采取懷疑態度，或將多方麵的異同詳略羅列出來。從前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同時就作考異，或並列各說，或推重一家。這是很好的方法。
總而言之，史家道德，應如鑒空衡平，是什麽，照出來就是什麽，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觀意見鏟除淨盡，把自己性格養成像鏡子和天平一樣。但這些話，說來雖易，做到真難。我自己會說，自己亦辦不到。我的著作，很希望諸君亦用鑒空衡平的態度來批評。
乙 史學
有了道德，其次要講的就是史學。前人解釋史學，太過空洞，範圍茫然，無處下手。子元、實齋雖稍微說了一點，可惜不大清楚。現在依我的意見，另下解釋。
曆史範圍，極其廣博。凡過去人類一切活動的記載都是曆史。古人說，“一部十七史，何從說起？”
十七史已經沒有法子讀通，何況由十七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況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煙海的其他書籍呢？一個人想將所有史料，都經目一遍，尚且是絕對不可能之事；何況加以研究組織，成為著述呢？
無論有多大的天才學問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辦，絕無其事。我年輕時，曾經有此種野心，直到現在，始終沒有成功。此刻隻想能夠在某部的專史，得有相當成績，便躊躇滿誌了。所以凡做史學的人，必先有一種覺悟，曰：貴專精不貴雜博。
孔子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我們做學問，切勿以為“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想要無所不知，必定一無所知。真是一無所知，那才可恥喲。別的學問如此，史學亦然。我們應該在全部學問中，劃出史學來；又在史學中，劃出一部分來：用特別興趣及相當預備，專門去研究它。專門以外的東西，盡可以有許多不知；專門以內的東西，非知到透徹周備不可。所以我們做史學，不妨先擇出一二專門工作，作完後，有餘力，再作旁的東西。萬不可以貪多。如想做文學史，便應專心研究，把旁的學問放開。假使又嫌文學史範圍太大，不妨再擇出一部分，如王靜安先生單研究《宋元戲曲史》之類。做這種工作，不深知詩史詞史，或可以；對於本門，則務要盡心研究，力求完備。如此一來，注意力可以集中，訪問師友，既較容易，搜集圖書，亦不困難，才不至遊騎無歸，白費氣力。有人以為這樣似太窄狹，容易拋棄旁的學問，其實不然。學問之道，通了一樣，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學問門類雖多，然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腦，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詢問、搜集，養成習慣，可以應用到任何方麵。好像攻打炮台，攻下一個，其餘就應手而下了。
有了專門學問，還要講點普通常識。單有常識，沒有專長，不能深入顯出。單有專長，常識不足，不能觸類旁通。讀書一事，古人所講，專精同涉獵，兩不可少。有一專長，又有充分常識，最佳。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專精的功夫，選定局部研究，練習搜羅材料，判斷真偽，抉擇取舍；以十之二三，做涉獵的功夫，隨便聽講，隨便讀書，隨意談話。如此做去，極其有益。關於涉獵，沒有什麽特別法子；關於專精下苦功的方法，約有下麵所列三項。
（一）勤於抄錄 顧亭林的《日知錄》，大家知道是價值很高。有人問他別來幾年，《日知錄》又成若幹卷？顧氏答應他說，不過幾條。為什麽幾年功夫才得幾條？因為陸續抄錄，雜湊而成，先成長編，後改短條，所以功夫大了。某人日記稱，見顧氏《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稿，寫滿了蠅頭小楷，一年年添上去的，可見他抄書之勤。顧氏常說，“善讀書不如善抄書”，常常抄了，可以漸進於著作之林。
抄書像顧亭林，可以說勤極了。我的鄉先生陳蘭甫先生作《東塾讀書記》，即由抄錄譔成。新近有人在香港買得陳氏手稿，都是一張張的小條，表成冊頁。或一條僅寫幾個字，或一條寫得滿滿的。我現在正以重價購求此稿，如能購得，一則可以整理陳氏著作，一則可以看出他讀書的方法。古人平常讀書，看見有用的材料就抄下來；積之既久，可以得無數小條；由此小條，輯為長編；更由長編，編為钜製。顧亭林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都係由此作成。
一般學問如此，做專門學問尤其應當如此。近來青年常問我，研究某事，什麽地方找材料。我每逢受此質問，便苦於答不出來。因為資料雖然很豐富，卻是很散漫，並沒有一部現成書把我們所要的資料湊在一處以供取攜之便。就這一點論，外國青年做學問，像比我們便宜多了。他們想研究某種問題，打開百科辭典，或其他大部頭的參考書，資料便全部羅列目前。我們卻像披沙揀金，揀幾個鍾頭，得不到一粒。但為實際上養成學問能力起見，到底誰吃虧，誰便宜，還是問題。吃現成飯，吃慣了的人，後來要做很辛苦的工作，便做不來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一顆飯，都經過自己的汗血造出來，入口便更覺異常甘美。我們因為資料未經整理，自己要做篳路藍縷、積銖累寸的工作，實是給我們以磨練學問能力之絕好機會。我們若厭煩，不肯做，便錯過機會了。
（二）練習注意 初學讀書的人，看見許多書，要想都記得，都能作材料，實在很不容易。某先輩雲：
“不會讀書，書麵是平的；會讀書，字句都浮起來了。”如何才能使書中字浮凸起來？唯一的方法，就是訓練注意。昔人常說，好打燈謎的人，無論看什麽書，看見的都是燈謎材料。會作詩詞的人，無論打開什麽書，看見的都是文學句子。可見注意那一項，那一項便自然會浮凸出來。這種工作，起初做時是很難，往後就很容易。我自己就能辦得到，無論讀到什麽書，都可以得新注意。究竟怎樣辦到的？我自己亦不知道。大概由於練習。最初的方法，頂好是指定幾個範圍，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後看書時，有關係的就注意，沒有關係的就放過。過些日子，另換範圍，另換題目，把注意力換到新的方麵。照這樣做得幾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後，不必十分用心，隨手翻開，應該注意之點立刻就浮凸出來。讀一書，專取一個注意點；讀第二遍，另換一個注意點。這是最粗的方法，其實亦是最好的方法。
幾遍之後，就可以同時有幾個注意點，而且毫不吃力。前麵所述讀書貴勤於抄錄，如果看不出注意點，埋頭瞎抄，那豈不是白抄了嗎。一定要有所去取，去取之間，煞費工夫，非有特別訓練不可。
（三）逐類搜求 什麽叫逐類搜求？就是因一種資料，追尋一種資料，跟蹤搜索下去。在外國工具方便，辭典充備，求資料尚不太難；中國工具甚少，辭典亦不多，沒有法子，隻好因一件追一件。比如讀《孟子》，讀到“楊朱黑翟之言盈天下”之語，因有此語，於是去搜尋當時的書，看有什麽人在什麽地方說過這類的話。《韓非子·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墨子之死也，有相裏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為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又說：“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會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是墨翟宋鈃也。”孫仲容因得這種資料，加以組織，作《墨學傳授考》、《墨家諸子鉤沉》等文，作得的確不錯。為什麽能有那樣著作？就是看見一句話，跟蹤追去。這種工作，就叫做逐類搜求。或由簡單事實，或由某書注解看見出於他書，因又追尋他書。諸君不要以為某人鴻博，某人特具天才；其實無論有多大天才，都不能全記；不過方法好，或由平時記錄，或由跟蹤追尋，即可以得許多好材料。
此外方法尚多，我們暫說三門以為示範的意思。工作雖然勞苦，興味確是深長。要想替國家作好曆史，非勞苦工作不可。此種工作，不單於現在有益，腦筋訓練慣了，用在什麽地方都有益。誠然，中國史比西洋史難作；但西洋史或者因為太容易的原故，把治學能力減少了；好像常坐車的人，兩腿不能走路一樣。一種學問，往往因為現存材料很多，不費氣力，減少學者能力。這類事實很多。所以我主張要趁年富力強，下幾年苦工，現在有益，將來亦有益。讀書有益，做事亦有益。
丙 史識
史識是講曆史家的觀察力。做一個史家，須要何種觀察力？這種觀察力，如何養成？觀察要敏銳。即所謂“讀書得間。”旁人所不能觀察的，我可以觀察得出來。凡科學上的重大發明，都由於善於觀察。
譬如蘋果落地，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牛頓善於觀察，就發明萬有引力。開水壺蓋衝脫，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瓦特善於觀察，就發明蒸汽機關。無論對於何事何物，都要注意去觀察，並且要繼續不斷的做細密功夫，去四麵觀察。在自然科學，求試驗的結果；在曆史方麵，求關聯的事實。但凡稍有幫助的資料，一點都不可放鬆。
觀察的程序，可以分為兩種：
（一）由全部到局部 何謂由全部到局部？曆史是整個的，統一的。真是理想的曆史，要把地球上全體人類的事跡連合起來，這才算得曆史。既是整個的，統一的，所以各處的曆史不過是此全部組織的一件機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國。這回所講專史，就是由全部中劃出一部分來，或研究一個人，或研究一件事，總不外全部中的一部；雖然範圍很窄，但是不要忘記了他是全部之一。比如我們研究戲曲，算是藝術界文學界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想對於戲曲史稍有發明，那就非有藝術文學的素養不可。因為戲曲不是單獨發生，單獨存在，而是與各方麵都有關係。假使對於社會狀況的變遷，其他文學的風尚，尚未了解，即不能批評戲曲。而且一方麵研究中國戲曲，一方麵要看外國戲曲，看他們各方所走的路，或者是相同的，或者是各走各的，或者是不謀而合，或者是互相感應。若不這樣做，好的戲曲史便做不出來。不但戲曲史如此，無論研究任何專史，都要看他放在中國全部占何等位置，放在人類全部占何等位置。要具得有這種眼光，銳敏的觀察才能自然發生。
（二）由局部到全部 何謂由局部到全部？曆史不屬於自然界，乃社會科學最重要之一，某研究法與自然科學研究法不同。曆史為人類活動之主體，而人類的活動極其自由，沒有動物植物那樣呆板。我們栽樹，樹不能動；但是人類可以跑來走去。我們養雞，雞受支配。但是人類可以發生意想不到的行為。凡自然的東西，都可以用呆板的因果律去支配。曆史由人類活動組織而成，因果律支配不來。有時逆料這個時代這個環境應該發生某種現象，但是因為特殊人物的發生，另自開辟一個新局麵。凡自然界的現象，總是回頭的，循環的；九月穿夾衣，十月換棉袍，我們可以斷定。然而曆史沒有重複的時代，沒有絕對相同的事實。因為人類自由意誌的活動，可以發生非常現象。所謂由局部觀察到全部，就是觀察因為一個人的活動，如何前進，如何退化，可以使社會改觀。一個人一群人特殊的動作，可以令全局受其影響，發生變化。單用由全部到局部的眼光，隻能看回頭的現象，循環的現象。不能看出自由意誌的動作。對於一個人或一群人，看其動機所在，仔細觀察，估量他對於全局的影響，非用由局部到全部的觀察看不出來。
要養成曆史家觀察能力，兩種方法應當並用。看一件事，把來源去脈都要考察清楚。來源由時勢及環境造成，影響到局部的活動；去脈由一個人或一群人造成，影響到全局的活動。曆史好像一條長鏈、環環相接，繼續不斷，壞了一環，便不能活動了。所以對於事實與事實的關係，要用細密銳敏的眼光去觀察它。
養成正確精密的觀察力，還有兩件應當注意的事情：
（一）不要為因襲傳統的思想所蔽 在曆史方麵，我們對於一個人或一件事的研究和批評，最易為前人記載或言論所束縛。因為曆史是回頭看的；前人所發表的一種意見，有很大的權威，壓迫我們。我並不是說前人的話完全不對。但是我們應當知道，前人如果全對，便用不著我們多費手續了。至少要對前人有所補充，有所修正，才行。因此，我們對於前人的話，要是太相信了容易為所束縛。應當充分估量其價值，對則從之，不對則加以補充，或換一個方麵去觀察；遇有修正的必要的時候，無論是怎樣有名的前人所講，亦當加以修正。這件事情，已經很不容易。然以現代學風正往求新的路上走。辦到這步尚不很難。
（二）不要為自己的成見所蔽 這件事情，那才真不容易。戴東原常說：“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己。”
以人蔽己，尚易擺脫；自己成見，不願拋棄，往往和事理差得很遠，還不回頭。大凡一個人立了一個假定，用歸納法研究，費很多的功夫，對於已成的工作，異常愛惜，後來再四觀察，雖覺頗有錯誤，亦舍不得取消前說。用心在做學問的人，常感此種痛苦，但忠實的學者，對於此種痛苦隻得忍受；發見自己有錯誤時，便應當一刀兩斷的，即刻割舍；萬不可回護從前的工作，或隱藏事實，或修改事實，或假造事實，來遷就他回護從前的工作。這種毛病，愈好學，愈易犯。譬如朱陸兩家關於無極太極之辭，我個人是讚成陸象山的。朱晦翁實在是太有成見了，後來讓陸象山駁得他無話可說。然終不肯拋棄自己主張。陸與朱的信，說他從前文章很流麗，這一次何其支離潦草，皆因回護前說所致。以朱晦翁的見解學問，尚且如此；可見得不以己蔽己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了。我十幾年前曾說過，“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這固然可以說是我的一種弱點，但是我若認為做學問不應取此態度，亦不盡然，一個人除非學問完全成熟，然後發表，才可以沒有修改糾正。但是身後發表，苦人所難。為現代文化盡力起見，尤不應如此。應當隨時有所見到，隨時發表出來，以求社會的批評，才對。真做學問的人，晚年與早年不同；從前錯的，現在改了；從前沒有，現在有了。一個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戰，那隻算不長進。我到七十，還要與六十九挑戰。我到八十，還要與七十九挑戰。這樣說法，似乎太過。最好對於從前過失，或者自覺，或由旁人指出，一點不愛惜，立刻改正。雖把十年的工作完全毀掉亦所不惜。
上麵所說的這兩種精神，無論做什麽學問，都應當有，尤其是研究曆史，更當充實起來，要把自己的意見與前人的主張，平等的看待，超然的批評。某甲某乙不足，應當補充；某丙某丁錯了，應當修改。
真做學問貴能如此，不為因襲傳統所蔽，不為自己成見所蔽，才能得到敏妙的觀察，才能完成卓越的史識。
丁 史才
史才專門講作史的技術，與前麵所述三項另外又是一事，完全是技術的。有了史德，忠實的去尋找資料；有了史學，研究起來不大費力；有了史識，觀察極其銳敏，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曆史來。要做出的曆史讓人看了明了，讀了感動，非有特別技術不可。此種技術，就是文章的構造。章實齋作《文史通義》，把文同史一塊講。論純文學，章氏不成功；論美術文，章氏亦不成功；但是對於作史的技術，了解精透，運用圓熟，這又是章氏的特長了。
史才專講史家的文章技術，可以分為二部：
子 組織
先講組織。就是全部書或一篇文的結構。此事看時容易，做時困難。許多事實擺在麵前，能文章的人可以拉得攏來，做成很好的史；文章技術差一點的人，就難組織得好，沒有在文章上用過苦功的人，常時感覺困難。
組織是把許多材料整理包括起來，又分二事：
（一）剪裁 許多事實，不經剪裁，史料始終是史料，不能成為曆史。譬如一包羊毛不能變成呢絨。
必有所去，必有所取，梳羅抉剔，始成織物，搜集的工作，已經不容易，去取的工作，又更難了。司馬光未作《資治通鑒》之前，先作長編。據說，他的底稿，堆滿十九間屋。要是把十九間屋的底稿全體印出來，一定沒有人看。如何由十九間屋的底稿作成長編，又由長篇作成現在的《資治通鑒》，這裏麵剪裁就很多了。普通有一種毛病，就是多多的搜集資料，不肯割愛。但欲有好的著作，卻非割愛不可。我們要去其渣滓，留其菁華。這件事體，非常常注意不可。至於如何剪裁的方法，不外多作，用不著詳細解釋。孰渣孰菁，何去何留，常常去作，可以體驗得出來。
（二）排列 中看不中看，完全在排列的好壞。譬如天地玄黃四個字，王羲之是這樣寫，小孩子亦是這樣寫，但是王羲之寫得好，小孩子寫得壞，就是因為排列的關係。凡講藝術，排列的關係卻很大。
一幅畫，山水布置得宜，就很好看，一間屋，器具陳設得宜，亦很好看，先後詳略，法門很多。這種地方，要特別注意。不然，雖有好材料，不能惹人注目。就有人看，或者看錯了，或者看得昏昏欲睡。
縱會搜集，也是枉然。至於如何排列的方法，一部分靠學力，一部靠天才。良工能教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現在姑講幾種通用的方法，以為示例。
（1）即將前人記載，聯絡熔鑄，套入自己的話裏。章實齋說：“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史家所記載，總不能不憑借前人的話。《史記》本諸《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漢書》本諸《史記》，何嚐有一語自造？卻又何嚐有一篇非自造？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別人的話熔鑄成自己的話、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隊伍如故，而旌旗變色，此為最上乘之作。近代史家，尤其是乾、嘉中葉以後作史者，專講究“無一字無來曆。”阮芸台作《國史儒林傳》，全是集前人成語，從頭至尾，無一字出身杜撰。阮氏認為是最謹嚴的方法。他的《廣東通誌》、《浙江通誌》，謝啟昆的《廣西通誌》，都是用的此法。一個字，一句話，都有根據。這種辦法，我們大家是讚成的，因為有上手可追問。但亦有短處，在太呆板。因為有許多事情未經前人寫在紙上，雖確知其實，亦無法采錄，而且古人行為的臧否與批評，事實的連絡與補充，皆感困難。吾人可師其意，但不必如此謹嚴。大體固須有所根據，但亦未嚐不可參入一己發見的史實。而且引用古書時，僅可依做文的順序，任意連串，做成活潑飛動的文章。另外更用小字另行注明出處或說明其所以然，就好了。此法雖然好，但亦是很難。我尚未用因為我懶在文章上作功夫。將來打算這樣作一篇，以為模範。把頭緒脈絡理清，將前人的話藏在其中，要看不出縫隙來。希望同學亦如此作去。
（2）用綱目體，最為省事。此種體裁，以錢文子的《補漢書兵誌》為最先（在《知不足齋叢書》內）。
頂格一語是正文，是斷案，不過四五百字。下加注語，為自己所根據的史料，較正文為多。此種方法，近代很通行。如王靜安先生的《胡服考》、《兩漢博士考》，皆是如此。我去年所作的《中國文化史》亦是如此。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綱處寫斷案，低一格作注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實為簡單省事的方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結果，暢所欲言，比前法方便多了。雖文章之美，不如前法，而伸縮自如，改動較易，又為前法所不及。
（3）多想方法，把正文變為圖表。對於作圖表的技術，要格外訓練。太史公作《史記》，常用表“旁行斜上，本於周譜”，然仍可謂為太史公所發明。《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秦楚之際月表》、《功臣侯者表》、《百官公卿表》，格式各各不同。因有此體，遂開許多法門。
若無此體，就不能網羅這樣許多複雜的材料同事實。歐美人對於此道，尤具特長。有許多很好很有用的表，我們可以仿造。但造表可真是不容易，異樣的材料便須異樣的圖表才能安插。我去年嚐作《先秦學術年表》一篇，屢次易稿，費十餘日之精力，始得完成。耗時用力，可謂甚大。然因此範繁賾的史事為整飭，化亂蕪的文章為簡潔，且使讀者一目了然，為功亦殊不小。所以這種造表的技術，應該特別訓練。
醜 文采
次講文采。就是寫人寫事所用的字句詞章。同是記一個人，敘一件事，文采好的，寫得栩栩欲活；文采不好的，寫得呆雞木立。這不在對象的難易，而在作者的優劣。沒有文章素養的人，實在把事情寫不好，寫不活。要想寫活寫好，隻有常常模仿，常常練習。
文采的要素很多，專擇最要的兩件說說：
（一）簡潔 簡潔就是講剪裁的功夫，前麵已經講了。大凡文章以說話少，含意多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長，為薄。篇無剩句，句無剩字，為厚。比如飲龍井茶，茶少水多為薄，葉水相稱為厚。不為文章之美，多言無害。若為文章之美，不要多說，隻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過一篇文章之後，要看可刪的有多少，該刪的便刪去。我不主張文章作得古奧，總要詞達。所謂“詞達而已矣”，達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我生平說話不行而文章技術比說話強得多。我所要求的，是章無剩句，句無剩字。這件事很重要。至於如何才能做到，隻有常作。
（二）飛動 為什麽要作文章？為的是作給人看。尤其是曆史的文章，為的是作給人看。若不能感動人，其價值就減少了。作文章，一麵要謹嚴，一麵要加電力。好像電影一樣活動自然，如果電力不足，那就死在布上了。事本飛動，而文章呆板，人將不願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動，便字字都活躍紙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像唱戲的人，唱到深刻時，可以使人感動。假使想開玩笑，而扳起麵孔，便覺得毫無趣味了。不能使人感動，算不得好文章。旁的文章，如自然科學之類，尚可不必注意到這點。曆史家如無此種技術，那就不行了。司馬光作《資治通鑒》，畢沅作《續資治通鑒》，同是一般體裁。前者看去，百讀不厭；後者讀一二次，就不願再讀了。光書筆最飛動，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劉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齊、北周，沙苑之戰，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事實不過爾爾，而看去令人感動。此種技術，非練習不可。
如何可以養成史才，前人說，多讀，多作，多改。今易一字，為“多讀，少作，多改”。多讀讀前人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遇有好的資料可以自己試作，與他比較；精妙處不妨高聲朗誦：讀文章有時非搖頭擺尾，領悟不來。少作：作時謹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無須多貪作；筆記則不厭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時幾個月作一次，亦不算少；要謹慎，要鄭重，要多改，要翻來覆去的看；
從組織起，到文采止，有不滿意處，就改；或剪裁，或補充；同一種資料，須用種種方法去作；每作一篇之後，擺在麵前細看：常看旁人的，常改自己的；一篇文不妨改多少回，十年之後還可再改。這種工夫很笨。然天下至巧之事，一定從至笨來。古人文章做得好，也曾經過幾許甘苦。比如梅蘭芳唱戲唱得好，他不是幾天之內成功的，從前有許多笨工作，現在仍繼續不斷的有許多笨工作，凡事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