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以求真為尚真之反麵有二：一曰誤，二曰偽。正誤辨偽，是謂鑒別。
有明明非史實而舉世誤認為史實者任執一人而問之曰，今之萬裏長城為何時物，其人必不假思索，立答曰秦始皇時。殊不知此答案最少有一大部誤謬或竟全部誤謬也。秦始皇以前，有燕之長城，趙之長城，齊之長城；秦始皇以後，有北魏之長城，北齊之長城，明之長城；具見各史。其他各時代小小增築尚多。試一一按其道裏細校之，將見秦時城線，所占乃僅一小部分，安能舉全城以傅諸秦？況此小部分是否即秦故墟尚屬問題。欲解此問題，其關鍵在考證秦時築城是否用磚抑用版築，吾於此事雖未得確證，然終疑用版築為近。若果爾者，則現存之城，或竟無一尺一寸為秦時遺跡，亦未可知耳。常人每語及道教教祖，輒言是老子。試讀老子五千言之著書，與後世道教種種矯誣之說風馬牛豈能相及？
漢初君臣若竇後文帝曹參輩，著述家若劉安司馬談輩，皆治老子之道家言，又與後世道教豈有絲毫相似？道教起源，明見各史，如《後漢書·襄楷傳》所載楷事及宮崇於吉等事，《三國誌·張魯傳》所載魯祖陵父衡及駱曜張角張修等事，其妖妄煽播之跡，曆曆可見；此又與周時作守藏史之老子，豈有絲毫關係？擬此等事，本有較詳備之史料，可作反證；然而流俗每易致誤者，此實根於心理上一種幻覺，每語及長城輒聯想始皇，每語及道教輒聯想老子。此非史料之誤，乃吾儕自身之誤，而以所誤誣史料耳。吾儕若思養成鑒別能力，必須將此種心理結習，痛加滌除然後能向常人不懷疑之點能試懷疑；能對於素來不成問題之事項而引起問題。夫學問之道，必有懷疑然後有新問題發生，有新問題發生然後有研究，有研究然後有新發明。百學皆然，而治史特其一例耳。
頃所舉例，吾命之曰局部的幻覺。此外尤有一般的幻覺焉：——凡史跡之傳於今者，大率皆經過若幹年若幹人之口碑或筆述，而識其概者也。各時代人心理不同，觀察點亦隨之而異，各種史跡，每一度從某新時代之人之腦中濾過，則不知不覺間輒微變其質如一長河之水，自發源以至入海，中間所經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種種雜異之礦質，則河水色味，隨之而變。故心理上的史跡，脫化原始史跡而喪失其本形者往往而有。例如《左傳》中有名之五大戰——韓、城濮、鞍、邲、*陵，吾腦際至今猶有極深刻之印象，覺此五役者為我國史中規模宏大之戰事。其實細按史文，五役者皆一日而畢耳；其戰線殆無過百裏外者；語其實質，僅得比今閩粵人兩村之械鬥。而吾儕動輒以之與後世國際大戰爭等量齊觀者，一方麵固由《左傳》文章優美，其鋪張分析的敘述，能將讀者意識放大；一方麵則由吾輩生當二千年後，習見近世所謂國家者所謂戰爭者如彼如彼，動輒以今律古，而不知所擬者全非其倫也。夫在貨幣交易或信用交易時代而語實物交易時代之史跡，在土地私有時代而語土地公有時代之史跡，在郡縣官治或都市自治時代而語封建時代或部落時代之史跡，在平民自由時代而語貴族時代或教權時代之史跡，皆最容易起此類幻覺。幻覺一起，則真相可以全蔽，此治學者所最宜戒懼也。
鑒別史料之誤者或偽者，其最直捷之法，則為舉出一極有力之反證。例如向來言中國佛教起源者，皆雲漢明帝永平七年遣使臣經西域三十六國，入印度求得佛經佛像；但吾儕據《後漢書·西域傳》及他書，確知西域諸國自王莽時已與中國絕，凡絕六十五年，至明帝永平十六年始複通，永平七年正西域與匈奴連結入寇之時，安能派使通過其國？又如言上海曆史者，每托始於戰國時楚之春申君黃歇，故共稱其地曰申江，曰黃浦，曰歇浦；但近代學者從各方麵研究之結果，確知上海一區，在唐以前尚未成陸地，安得有二千餘年春申君之古跡？似此類者，其反證力甚強，但得一而已足。苟非得更強之反證的反證，則其誤偽終不能回護，此如人或誣直不疑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倘不能別求得直不疑有兄之確據，則盜嫂問題，已無複討論之餘地也。
然曆史上事實，非皆能如此其簡單而易決。往往有明知其事極不可信，而苦無明確之反證以折之者。
吾儕對於此類史料，第一步，隻宜消極的發表懷疑態度，以免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觸發，則不妨換一方向從事研究，立假說以待後來之再審定。例如舊史言伏羲女媧皆人首蛇身，神農牛首人身，言蚩尤銅頭鐵額。吾輩今日終無從得直捷反證，確證諸人之身首頭額與吾輩同也；但以情理度之，斷言世界決無此類生物而已。又如殷之初祖契，周之初祖後稷，舊史皆謂為帝嚳之子，帝堯之異母弟，同為帝舜之臣。吾輩今日無從得一反證以明其決不然也。雖然，據舊史所說，堯在位七十年乃舉舜為相，舜相堯又二十八年，堯即位必當在嚳崩後；假令契稷皆嚳遺腹子，至舜即位時亦當皆百歲，安得複任事？且堯有此聖弟而不知，又何以為堯？且據《詩經》所載殷人之頌契也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周人之頌稷也曰“闕初生民時維薑嫄”；彼二詩者皆所以鋪張祖德，倘稷契而係出帝嚳，豈有不引以為重之理？是故吾儕雖無積極的反證，以明稷契為別一人之子；然最少亦可以消極的認其非嚳子堯弟也。又如舊史稱周武王崩後，繼立者為成王，成王尚少，周公攝政。吾輩今日亦無直接之反證以明其不然也。但舊史稱武王九十三而終，藉令武王七十而生成王，則成王即位時已二十三，不可謂幼；七八十得子，生理上雖非必不可能，然實為稀有；況吾儕據《左傳》，確知成王尚有邗晉應韓之四弟，成王居長嫡，下有諸弟，嗣九十三歲老父之位而猶在衝齡，豈合情理？且猶有極不可解者，《書經康誥》一篇，為康叔封衛時之策命，其發端雲：“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所謂“王”者誰耶？謂武王耶？衛之建國，確非在武王時；謂成王耶？康叔為成王叔父，何得稱為弟而呼以小子？
然則繼武王而踐祚者，是否為成王？周公是否攝政，抑更有進於攝政？吾儕不能不大疑。
懷疑之結果，而新理解出焉前段所舉第一例——人首蛇身等等，吾儕既推定其必無是理。然則何故有此等傳說耶？吾儕可以立一假說，謂伏羲神農等皆神話的人物，非曆史的人物。凡野蠻時代之人，對於幻境與實境之辨，常不明了；故無論何族最初之古史，其人物皆含有半神半人的性質。然則吾儕可以假定羲農諸帝，實古代吾族所祀之神；人首蛇身等，即其幻想中之神像，而緣幻實不分之故，口碑相傳，確以為曾有如此形象之人。指為真，固非真；指為偽，亦確非有人故為作偽也。如所舉第二例——稷契既決非嚳子，又不能知其為何人之子，漢儒且有“聖人無父，感天而生”之說。然則稷契果無父耶？吾儕可以立一假說，謂稷契亦有父亦無父，彼輩皆母係時代人物，非父係時代人物。吾儕聞近代歐美社會學家言，已知社會進化階級，或先有母係，然後有父係；知古代往往一部落之男子為他部落女子所公有，一部落之女子為他部落男子所公有，在彼時代，其人固宜“知有母不知有父，”非不欲知，無從知也。契隻知其為簡狄之子耳，稷隻知其為薑嫄之子耳，父為誰氏，則無稽焉；於是乎“有吞鳥卵而生，”“履大人跡而生”之種種神話。降及後世父係時代，其子孫以無父為可恥，求其父而不得，則借一古帝以自重，此嚳子之說所由起也。亦有既求父不得，即不複求，轉而托“感天”以自重；殊不知古代之無父感天者不必聖人，蓋盡人莫不然也。如所舉第三例——成王若繼武王而立，其年決非幼，無須攝政；衛康叔受封時，其王又確非康叔之侄，而為康叔之兄。吾儕於是可以立一假說，謂繼武王而立者乃周公而非成王；其時所行者乃兄終弟及製，非傳子立嫡製。吾儕已知殷代諸王，兄弟相及者過半，周初沿襲殷製，亦情理之常。況以《史記·魯世家》校之，其兄終弟及者亦正不少。
然則周公或當然繼武王而立，而後此之“複子明辟，”乃其特創之新製，蓋未可知耳。以上諸例，原不過姑作假說，殊不敢認為定論；然而不失為一種新理解，則昭然矣。然則吾儕今日能發生種種新理解，而古人不能者，何故耶？古人為幻覺所蔽而已生息於後世家族整嚴之社會中，以為知母不知父，惟禽獸為然，稷契之聖母，安有此事？生息於後世天澤名分之社會中，以奪嫡為篡逆，謂周公大聖，豈容以此相汙？是以數千年，非惟無人敢倡此說，並無人敢作此念；其有按諸史跡而矛盾不可通者，寧枉棄事實以迂回傳會之而已。吾儕生當今日，有種種“離經畔道”之社會進化說以變易吾腦識，吾於是乃敢於懷疑，乃敢於立假說。假說既立，經幾番歸納的研究之後，而假說竟變為定案，亦意中事耳。然則此類之懷疑，此類之研究，在學問上為有用耶，為無用耶？吾敢斷言曰有用也。就表麵論，以數千年三五陳死人之年齡關係為研究之出發點，剌剌考證，與現代生活風馬牛不相及，毋乃玩物喪誌？殊不知苟能由此而得一定案，則消極方麵，最少可以將多年來經學家之傳會的聚訟一掃而空，省卻人無限精力；積極方麵，最少可以將社會學上所提出社會組織進化階段之假說，加一種有力之證明。
信能如是，則其貢獻於學界者不已多耶？
同一史跡，而史料矛盾，當何所適從耶？論原則，自當以最先最近者為最可信。先者以時代言，謂距史跡發生時愈近者，其所製成傳留之史料愈可信也。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關係言，謂距史跡發生地愈近，且其記述之人與本史跡關係愈深者，則其所言愈可信也。例如此次歐戰史料，百年後人所記者，不如現時人所記者之詳確；現時人所記者，又不如五年前人所記之詳確：此先後之說也。同是五年前人，中國人所記，必不如歐洲人；歐洲普通人所記，必不如從軍新聞記者；新聞記者所記，必不如在營之軍士；同是在營軍士，僅聽號令之小卒所記，必不如指揮戰事之將校；同是將校，專擔任一戰線之裨將所記，必不如綜覽全局之總參謀：此遠近之說也。是故凡有當時當地當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儕應認為第一等史料。例如1876年之普奧戰爭，兩國事後皆在總參謀部妙選人才編成戰史，此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十九世紀末歐洲外交界之內幕，則《俾斯麥日記》其第一等史料也。欲知盧梭科爾璞特金之事跡及其感想，彼所作《自傳》或《懺悔錄》，其第一等史料也。如司馬遷之《自序》，王充之《自紀》，法顯、玄奘、義淨等之遊記或自傳，此考證各本人之事跡思想或其所遊地當時狀態之第一等史料也。[1]如辛棄疾《南燼紀聞錄》、《竊憤錄》所采阿計替筆記，此考證宋徽、欽二宗在北庭受辱情狀之第一等史料也。[2]如李秀成被俘時之供狀，此考證洪楊內部情狀之第一等史料也。[3]
前段所論，不過舉其概括的原則，以示鑒別之大略標準；但此原則之應用，有時尚須分別觀之。試仍借此次歐戰史料為例：若專以時代接近程度定史料價值之高下，則今日已在戰後兩三年，其所編集自不如戰時出版物之尤為接近，宜若彼優於此；然而實際上殊不爾。當時所記，不過斷片的史跡，全不能覷出其聯絡關係。凡事物之時間的聯絡關係，往往非俟時間完全經過之後不能比勘而得。故完美可觀之戰史，不出在戰時而出在戰後也。若以事局接近程度定價值之高下，則觀戰新聞記者所編述，自應不如軍中人；一般著作家所編述，自應不如觀戰之新聞記者。然實際上亦未必盡然。蓋局中人為劇烈之感情所蔽，極易失其真相；即不爾者，或纏綿於枝葉事項，而對於史跡全體，反不能得要領。所謂“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也。又不特局中者為然也；即在局外者，猶當視其人提絮觀察之能力如何，視其人串敘描寫之技術如何，而其作品之價值，相去可以懸絕焉。是故以戰史論，若得一文學技術極優長之專門大史家而又精通軍事學者，在總司令部中為總書記，對於一戰役始終其事此類史料，無論在何國，皆不易多得，年代愈遠，則其流傳愈稀。苟有一焉，則史家宜視為瑰寶。彼其本身，饒有陵蓋他種史料之權威；他種史料有與彼矛盾者，可據彼以正之也。
（最好能兼為兩軍總司令之總書記），則其所記述者，自然為史料之無上上品。然而具備此條件者則安能得？既已不能，則戰場上一尋常軍士所記，或不如作壁上觀之一有常識的新聞記者；奔走戰線僅有常識之一新聞記者，其所記，或不如安坐室中參稽戰報之一專門史學家也。
最先最近之史料則最可信，此固原則也。然若過信此原則，有時亦可以陷於大誤。試舉吾經曆之兩小事為例：（一）明末大探險家、大地理學者徐霞客，卒後其摯友某為之作墓誌，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與吾友丁文江談及霞客，吾謂其曾到西藏，友謂否；吾舉墓銘文為證，友請檢《徐霞客遊記》共讀，乃知霞客雖有遊藏之誌，因病不果，從麗江折歸，越年餘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讀遊記之粗心；然為彼銘墓之摯友，粗心乃更過我，則真可異也。（二）玄奘者，我國留學生宗匠，而思想界一巨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學業進步之跡，乃發心為之作年譜。吾所憑藉之資料甚富，合計殆不下二十餘種；而其最重要者，一為道宣之《續高僧傳》，二為慧立之《慈恩法師傳》，二人皆奘之親受業弟子，為其師作傳，正吾所謂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進，而愈感困難，兩傳中矛盾之點甚多，或甲誤，或乙誤，或甲乙俱誤。吾列舉若幹問題，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決者，有卒未能解決者。試舉吾所認為略已解決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徑路：——玄奘留學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實也；其歸國在貞觀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實也。然則其初出遊果在何年乎？自兩傳以及其他有關係之資料，皆雲貞觀三年八月，鹹無異辭。吾則因懷疑而研究，研究之結果，考定為貞觀元年。吾曷為忽對於三年說而起懷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為十七個年頭，本無甚可疑也；吾因讀《慈恩傳》，見奘在於闐所上表中有“貞觀三年出遊今已十七年”等語；上表年月傳雖失載，然循按上下文，確知其在貞觀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覺此語有矛盾。此為吾懷疑之出發點。從貞觀十八年上溯，所謂十七年者，若作十七個年頭解，其出遊時可雲在貞觀二年；若作滿十七年解，則應為貞觀元年。吾於是姑立元年二年之兩種假說以從事研究，吾乃將《慈恩傳》中所記行程及各地淹留歲月詳細調查。覺奘自初發長安以迄歸達於闐，最少亦須滿十六年有半之時日，乃敷分配；吾於是漸棄其二年之假說而傾向於元年之假說。
雖然，現存數十種資料皆雲三年，僅恃此區區之反證而臆改之，非學者態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棄吾之假說，吾仍努力前進。吾已知奘之出遊，為冒禁越境；然冒禁何以能無阻？吾查《續高僧傳》本傳，見有“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隨豐四出”，數語；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攙在饑民隊中，而其年之饑，實因霜災。吾乃亟查貞觀三年是否有霜災，取《新舊唐書太宗記》閱之，確無是事。於是三年說已消極的得一有力之反證。再查元年，則《新書》雲“八月，河南隴右邊州霜”，又雲“十月丁酉，以歲饑減膳”，《舊書》雲“八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又雲“是歲關中饑，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確有饑荒，而成災又確由霜害，於是吾之元年說，忽積極的得一極有力之正證矣。惟《舊書》於二年複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饑”一語，《新書》則無有；不知為《舊書》誤複耶？抑兩年連遭霜災，而《新書》於二年有闕文耶？如是則二年之假說，仍有存立之餘地。
吾決意再覓證據以決此疑。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見者凡三：一曰涼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麴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葉護。吾查《大亮傳》及《高昌傳》，見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問題。及查《西突厥傳》，乃忽有意外之獲：兩書皆言葉護於貞觀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稱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惟《新書》雲：“貞觀四年俟毗可汗來請昏，太宗詔曰，突厥方亂，何以昏為。”是葉護被弑，最晚亦當在貞觀三年前。再按《慈恩傳》所記奘行程，若果以貞觀三年八月發長安者，則當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時之可汗，已為俟毗而非葉護矣。於是三年說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強有力之反證。吾猶不滿足，必欲得葉護被弑確年以為快。吾查《資治通鑒》，得之矣！貞觀二年也！吾固知《通鑒》必有所本，然終以不得之於正史，未能躊躇滿誌。吾發憤取《新舊唐書》諸蠻夷傳凡與突厥有關係之國遍縉之，卒乃在《新書·薛延陀傳》得一條雲：“值貞觀二年突厥葉護可汗見弑”，於是葉護弑年無問題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災，則無論為元年為二年為三年，皆以八月後首塗，蓋無可疑；然則非惟三年說不能成立，即二年說亦不能成立。何則？二年八月後首塗，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見葉護也。吾至是乃大樂，自覺吾之懷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虛，吾所立“玄奘貞觀元年首塗留學”之假說，殆成鐵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則何以諸書皆同出一轍，竟無歧異？然此亦易解，諸書所采同一藍本，藍本誤則悉隨之而誤矣。再問藍本何故誤？則或因逆溯十七個年頭，偶未細思，致有此失；甚至或為傳寫之訛，亦未可知也。再問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誤？則或後人據他書校改，亦在情理中耳。吾為此問題，凡費三日之力，其所得結果如此。——吾知讀者必生厭矣。此本一極瑣末之問題，區區一事件三兩年之出入，非惟在全部曆史中無關宏旨，即在玄奘本傳中亦無關宏旨。吾自治此，已不免玩物喪誌之誚；乃複縷述千餘言以濫占本書之篇幅，吾不能不向讀者告罪。雖然，吾著本篇之宗旨，凡務舉例以明義而已。吾今詳述此一例，將告讀者以讀書曷為而不可以盲從。雖以第一等史料如慧立道宣之傳玄奘者，其誤謬猶且如是也；其勞吾儕以鑒別猶且如是也，又將告讀者以治學當如何大無畏；雖以數十種書萬口同聲所持之說，苟不愜於吾心，不妨持異同；但能得有完證，則絕無憑藉之新說，固自可以成立也。吾又以為善治學者，不應以問題之大小而起差別觀問題有大小，研究一問題之精神無大小學以求真而已，大固當真，小亦當真。一問題不入吾手則已，一入吾手，必鄭重忠實以赴之，夫大小豈有絕對標準，小者輕輕放過浸假而大者亦輕輕放過，則研究精神替矣。吾又以為學者而誠欲以學餉人，則宜勿徒餉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結果，而當兼餉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結果之途徑及其進行次第；夫然後所餉者乃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
吾誠不敢自信為善於研究，但本篇既以研究法命名，吾竊思宜擇一機會，將吾自己研究所曆之甘苦，委曲傳出，未嚐不可以為學者之一助。吾故於此處選此一小問題可以用千餘言說明無遺者，詳述吾思路所從入，與夫考證所取資，以瀆讀者之清聽。吾研究此問題所得結果雖甚微末，然不得不謂為甚良。
其所用研究法，純為前清乾嘉諸老之嚴格的考證法，亦即近代科學家所應用之歸納研究法也。讀者舉一反三，則任研究若何大問題，其精神皆若是而已。吾此一段，乃與吾全書行文體例不相應；讀者恕我！吾今當循吾故軌，不更為此喋喋矣。
史料可分為直接的史料與間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者，其史料當該史跡發生時或其稍後時，即已成立。
如前所述《慈恩傳》、《竊憤錄》之類皆是也。此類史料，難得而可貴，吾既言之矣。然欲其多數永存，在勢實有所不能。書籍新陳代謝，本屬一般公例；而史部書之容易湮廢，尤有其特別原因焉：（一）
所記事實每易觸時主之忌，故秦焚書而“諸侯史記”受禍最烈；試檢明清兩朝之禁毀書目，什有九皆史部也。（二）此類書真有價值者本不多，或太瑣碎，或涉虛誕，因此不為世所重，容易失傳。不惟本書間有精要處，因雜糅於粗惡材料中而湮沒；而且凡與彼同性質之書，亦往往被同視而俱湮沒。（三）
其書愈精要者，其所敘述愈為局部的；凡局部的致密研究，非專門家無此興味；一般人對於此類書籍，輒淡漠置之，任其流失。以此種種原因，故此類直接史料，如浪淘沙，滔滔代盡，勢不能以多存。就令存者甚多，又豈人生精力所能遍讀？於是乎在史學界占最要之位置者，實為間接的史料。間接的史料者，例如左丘以百二十國寶書為資料而作《國語》，司馬遷以《國語》、《世本》、《戰國策》……
等書為資料而作《史記》。《國語》、《史記》之成立，與其書中所敘史跡發生時代之距離，或遠至百年千年；彼所述者，皆以其所見之直接史料為藍本，今則彼所見者吾儕已大半不複得見：
故謂之間接。譬諸紡績，直接史料則其原料之棉團，間接史料則其粗製品之紗線也。吾儕無論為讀史為作史，其所接觸者多屬間接史料；故鑒別此種史料方法，為當麵最切要之一問題。
鑒別間接史料，其第一步自當仍以年代為標準。年代愈早者，則其可信據之程度愈強。何則？彼所見之直接史料多，而後人所見者少也。例如研究三代以前史跡，吾儕應信司馬遷之《史記》，而不信譙周之《古史考》，皇甫謐之《帝王世紀》，羅泌之《路史》。何則？吾儕推斷譙周、皇甫謐、羅泌所見直接史料，不能出司馬遷所見者以外；遷所不知者，周等何由知之也？是故彼諸書與《史記》有異同者，吾儕宜引《史記》以駁正諸書。反之，若《竹書紀年》與《史記》有異同，吾儕可以引《紀年》以駁正《史記》。何則？魏史官所見之直接原料，或多為遷之所不及見也。此最簡單之鑒別標準也。
雖然，適用此標準，尚應有種種例外焉。有極可貴之史料而晚出或再現者，則其史料遂為後人所及見，而為前人所不及見何謂晚出者？例如德皇威廉第二與俄皇尼古拉第二來往私函數十通，研究十九世紀末外交史之極好史料也；然1920年以前之人不及見，以後之人乃得見之。例如《元史》修自明初，豈非時代極早？然吾儕寧信任五百年後魏源或柯劭忞之《新元史》，而不信任宋濂等之《舊元史》。
何則？吾儕所認為元代重要史料如《元秘史》、《親征錄》……等書，魏柯輩得見，而明初史館諸人不得見也。何謂再現者？例如羅馬之福林，邦渒之古城，埋沒土中二千年，近乃發現；故十九世紀末人所著羅馬史其可信任之程度，乃過於千年前人所著也。例如殷墟甲文，近乃出土，吾儕因此得知殷代有兩古王為《史記》、《三代》、《世表》所失載者，蓋此史料為吾儕所見，而為司馬遷所不得見也。
不特此也，又當察其人史德何如，又當察其人史識何如，又當察其人所處地位何如。所謂史德者：著者品格劣下，則其所記載者宜格外慎察。魏收《魏書》，雖時代極近；然吾儕對於彼之信任，斷不能如信任司馬遷、班固也。所謂地位者，一事件之真相，有時在近代不能盡情宣布，在遠時代乃能之。
例如陳壽時代，早於範曄；然記漢魏易代事，曄反視壽為可信。蓋二人所及見之直接史料，本略相等；
而壽書所不能昌言者，曄書能昌言也。所謂史識者：同是一直接史料，而去取別擇之能力，存乎其人。
假使劉知幾自著一史，必非李延壽令狐德棻輩所能及；元人修《宋史》，清人修《明史》，同為在異族之朝編前代之史；然以萬斯同史稿作藍本所成之《明史》，決非脫脫輩監修之《宋史》所能及也。
要而論之，吾儕讀史作史，既不能不乞靈於間接的史料，則對於某時代某部門之史料，自應先擇定一兩種價值較高之著述以作研究基本選擇之法，合上列數種標準以衡之，庶無大過。至於書中所敘史實，則任何名著，總不免有一部分不實不盡之處質言之，則無論何項史料，皆須打幾分折頭。吾儕宜刻刻用懷疑精神喚起注意，而努力以施忠實之研究，則真相庶可次第呈露也。
右論正誤的鑒別法竟。次論辨偽的鑒別法。
辨偽法先辨偽書，次辨偽事。
偽書者，其書全部分或一部分純屬後人偽作，而以托諸古人也。例如現存之《本草》號稱神農作，《素問內經》號稱黃帝作，《周禮》號稱周公作，《六韜》《陰符》號稱太公作，《管子》號稱管仲作，……
假使此諸書而悉真者，則吾國曆史便成一怪物，蓋社會進化說全不適用，而原因結果之理法亦將破壞也。文字未興時代之神農，已能作《本草》，是謂無因；《本草》出現後若幹千年，而醫學藥學上更無他表見，是謂無果。無因無果，是無進化。如是，則吾儕治史學為徒勞。是故苟無鑒別偽書之識力，不惟不能忠實於史跡，必至令自己之思想途徑，大起混亂也。
書愈古者，偽品愈多。大抵戰國秦漢之交有一大批偽書出現，《漢書·藝文誌》所載三代以前書，偽者殆不少。新莽時複有一大批出現，如《周禮》及其他古文經皆是。晉時複有一大批出現，如晚出《古文尚書》、《孔子家語》、《孔叢子》等。其他各時代零碎偽品亦尚不少，且有偽中出偽者，如今本《鬼穀子》、《鶡冠子》等。莽晉兩期，劉歆王肅作偽老手，其作偽之動機及所作偽品，前清學者多已言之，今不贅引。戰國秦漢間所以多偽書者：（一）因當時學者，本有好“托古”的風氣；己所主張，恒引古人以自重。（說詳下）本非有意捏造一書，指為古人所作；而後人讀之，則幾與偽托無異。
（二）因當時著述家，本未嚐標立一定之書名；且亦少泐成定本。展轉傳鈔，或合數種而漫題一名；
或因書中多涉及某人，即指為某人所作。（三）因經秦焚以後，漢初朝野人士，皆汲汲以求遺書為務。
獻書者往往剿鈔舊籍，托為古代某名人所作以售炫。前兩項為戰國末多偽書之原因，後一項為漢初多偽書之原因。
偽書有經前人考定已成鐵案者，吾儕宜具知之，否則征引考證，徒費精神。例如今本《尚書》有《胤征》一篇，載有夏仲康時日食事，近數十年來，成為歐洲學界一問題。異說紛爭，殆將十數，致勞漢學專門家天文學專門家合著專書以討論。[4]
殊不知胤征篇純屬東晉晚出之偽古文，經清儒閻若璩惠棟輩考證，久成定讞；仲康其人之有無，且未可知，遑論其時之史跡？歐人不知此樁公案，至今猶剌剌論難，由吾儕觀之，可笑亦可憐也。欲知此類偽書，略清《四庫書目提要》，便可得梗概，《提要》中指為真者未必遂真，指為偽者大抵必偽，此學者應有之常識也然而偽書孔多，現所考定者什僅二三耳；此外古書或全部皆偽或真偽雜糅者，尚不知凡幾。吾儕宜拈出若幹條鑒別偽書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標準焉。
（一）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征引而忽然出現者，什有九皆偽例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名，雖見《左傳》；“《晉乘》、《楚檮杌》”之名，雖見《孟子》；然漢隋唐《藝文》、《經籍》諸誌從未著錄，司馬遷以下未嚐有一人征引。可想見古代或並未嚐有此書，即有之，亦必秦火前後早已亡佚。而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謂《三墳記》、《晉史乘》、《楚史檮杌》等書。凡此類書，殆可以不必調查內容，但問名即可知其偽。
（二）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佚；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偽例如最近忽發現明鈔本《慎子》一種，與今行之《四庫》本守山閣本全異；與《隋唐誌崇文總目》、《直齋書錄解題》等所記篇數，無一相符。其流傳之緒又絕無可考。吾儕乍睹此類書目，便應懷疑。再一檢閱內容，則可定為明人偽作也。[5]
（三）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但今本來曆不明者，即不可輕信。例如漢河內女子所得《泰誓》，晉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皆因來曆曖昧，故後人得懷疑而考定其偽。又如今本《列子》八篇，據張湛序言由數本拚成，而數本皆出湛戚屬之家，可證當時社會，絕無此書，則吾輩不能不致疑。
（四）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麵可以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為不確者。例如今所稱《神農本草》，《漢書·藝文誌》無其目，知劉向時決未有此書。再檢《隋書·經籍誌》以後諸書目，及其他史傳，則知此書殆與蔡邕吳普陶弘景諸人有甚深之關係，直至宋代然後規模大具。質言之，則此書殆經千年間許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書不惟非出神農，即西漢以前人，參預者尚極少，殆可斷言也。[6]
（五）真書原本，經前人稱引，確有左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偽。例如古本《竹書紀年》有夏啟殺伯益，商太甲殺伊尹等事；又其書不及夏禹以前事。此皆原書初出土時諸人所親見，信而有征者。[7]
（六）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跡在本人後者，則其書或全偽或一部分偽。例如《越絕書》，《隋誌》始著錄，題子貢撰；然其書既未見《漢誌》，且書中敘及漢以後建置沿革；故知其書不惟非子貢撰，且並非漢時所有也。又如《管子·商君書》，《漢誌》皆著錄，題管仲、商鞅撰；然兩書各皆記管商死後之人名與事跡；故知兩書決非管商自撰；即非全偽，最少亦有一部分羼亂也。
而今本記伯益伊尹等文，全與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於黃帝。故知決非汲塚之舊也。
（七）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後人竄亂之跡既確鑿有據，則對於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鑒別。例如《史記》為司馬遷撰，固毫無疑義；然遷自序明言“訖於麟止”，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漢以後事，且有宣元成以後事，其必非盡為遷原文甚明。此部分既有竄亂，則他部分又安敢保必無竄亂耶？[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