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五昌
在中國當代詩歌發展史上，後起詩人群體的流 派與文學史命名一直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詩歌現象。 自“朦朧詩”群體的流派命名在詩壇獲得約定俗成 的認可與流布以來，“第三代詩人”、“後朦朧詩 群體”、“知識分子詩人”、“民間詩人”、“60 後詩人”（也經常被稱為“中間代詩人”）、“70 後詩人”、“80 後詩人”、“90 後詩人”等詩歌群體的流派與代際命名，便陸續出現在人們的視野 中。如果我們稍微探究一下，不難發現，在這些詩 歌流派與代際命名的背後，體現出後起詩人試圖擺 脫前輩詩人“影響的焦慮”心態，又在更大程度上， 體現了他們進入文學史的願望。這反映出一個極為 明顯的事實：崛起於每一個曆史時期的詩人群體往 往會進行代際意義上的自我命名。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朦朧詩群”為假想敵的“第三代詩人”開創了當代詩人群體進行自我代際命名的先河，流風所及，則是 21 世紀初期 70 後詩人、80 後詩人等青年詩人群體自我代際命名的仿效行為。90 後詩人則是在進入 21 世紀詩歌的第二個十年後對於80後詩人這一代際命名的合乎邏輯的自然延續。
當下，這種以十年為一個獨立時間單位所進行的詩歌群體代際命名現象，在詩壇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與內在分歧。從詩學批評或學理層麵來看，這種參照社會學概念，並以十年為一個斷代的詩歌代際命名方法的確經不起推敲，因為這種做法的一個明顯後果便是對當代詩歌史（文學史）研究與敘述的高度簡化、武斷與主觀化。因而，我們對於當代詩歌群體的代際命名問題，應該持嚴謹的態度。不過，文學史層麵的群體、流派與代際命名問題非常複雜，沒有行之有效的科學命名方法，也很難達成共識。這足以說明文學史命名的艱難。更為常見的情況是，一個詩歌流派或詩人代際的命名（無論出自詩人之口還是批評家之口），往往是一種策略性的、權宜之計的命名，從中體現出命名的無奈性。如果遵循這種思路，我們便會發現，60 後詩人、70 後詩人、80 後詩人、90 後詩人這種詩歌代際命名，也存在其某種意義上的合理性。因為就整體而言，他們的詩歌創作傳達出了不同的審美文化代際經驗。簡單說來，60 後詩人骨子裏對於宏大敘事與曆史意識存在潛意識的集體認同，他們傳達的是一種整體主義的審美文化經驗。70 後詩人則以叛逆、激進的寫作姿態試圖打破意識形態的束縛（最典型的是“下半身寫作”現象），他們在曆史認同與個體自由之間劇烈掙紮，極端混雜、矛盾的審美經驗使得這一代詩人的寫作處於某種過渡狀態（當然，其中的少數佼佼者很好地實現了自己的文學抱負）。而 80 後詩人興起於 21 世紀初的文化語境之中，他們這一代的寫作則是建立在 70 後詩人掃除曆史障礙的基礎上，80 後詩人的寫作立場真正做到了個人化，他們在文本中可以自由展示自己的個性，沒有任何曆史包袱，能夠在語言、形式與經驗領域呈現自己的審美個性，給新世紀的中國新詩提供了充滿生機的鮮活經驗。繼之而起的90 後詩人繼承了 80 後詩人曆史的個人化的核心審美原則，並在語言形式與情感內容層麵，表現出理論上更為自由、開放的可能性。
目前，80 後詩人、90 後詩人是新世紀中國新詩最為新銳的創作力量，而且這兩撥詩人在詩學理念與審美風格上存在較多的交集（簡單說來， 90 後詩人與 80 後詩人相比最為鮮明的一個特點是：90 後詩人的思想觀念更為開放與多元，他們的寫作受到新媒體的影響要更為深刻一些）。因而， 從客觀角度而言，80 後詩人、90 後詩人的詩歌寫作頗具文學史價值與意義。
因此，陽光出版社推出《陽光文庫·8090 後詩係》，體現了陽光出版社超前的文學史眼光與出版魄力，令人無比欽佩，其價值與意義不言而喻。
2020 年 6 月 25 日（端午節）淩晨 寫於北京京師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