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記憶裏晃動。
那時學校由造反派執掌，實行軍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體師生必須出操。其實當時學校早已停課，出完操後什麽事也沒有了，大家都作鳥獸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體驗掌權威儀的唯一機會。
老師們都是驚弓之鳥，不能不去；像我們這批曾經對抗過造反派，現在已成甕中之鱉而家裏又有很多麻煩事的學生也不能不去；隻有幾個自稱“逍遙派”的同學堅持不出操，任憑課間喇叭千呼萬喚依然蒙頭睡覺。這很損造反派的臉麵，於是在一次會上決定，明天早晨，把這幾個人連床抬到操場上示眾。
第二天果然照此辦理，嚴冬清晨的操場上，呼呼啦啦的人群吃力地抬著幾張聳著被窩的床出來了。造反派們一陣喧笑，出操的師生們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來的事情就麻煩了，難道強迫這些“逍遙派”當眾鑽出被窩穿衣起床?如果這樣做他們也太排場了，簡直就像老爺一樣。於是造反派頭頭下令，“就讓他們這樣躺著示眾!”但蒙頭大睡算什麽示眾呢?我們邊上操邊看著這些床，這邊是凜冽的寒風，那邊是溫暖的被窩，真是讓人羨慕死了。造反派頭頭似乎也覺得情景不對，隻得再下一個命令：“示眾結束，抬回去!”那些溫暖的被窩又樂顛顛地被抬回去了。後來據抬的同學抱怨，這些被抬進抬出的人中，至少有兩個從頭至尾沒有醒過。
由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眾，隻是發難者單方麵的想法。如果被示眾者沒有這種感覺，那很可能是一個享受。世間的懲罰可分直接傷害和名譽羞辱兩種，對前者無可奈何，而對後者，卻實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一個人要實現對另一個人的名譽羞辱，需要依賴許多複雜條件，當這些條件未能全然控製，就很難真正達到目的。
這就是為什麽許多常受圍攻的人名譽未倒，而那些批判專家勞苦半輩子都未能為自己爭來任何好名譽的原因了。
讓他們站在寒風中慷慨激昂吧，我們自有溫暖的被窩，樂得酣睡。抬來抬去，抬進抬出，辛苦了。
餘秋雨先生爆得大名久矣，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先生便以幾本戲劇理論著作在戲劇界與另一位先生並列享有“南餘”之譽。斯時中國文化界剛從十年浩劫的苦寒中活過來不久，人們還多處在爭著訴苦和索賠青春的激動情緒中，而餘秋雨先生卻抖手便甩出了幾大本書，開始為自己的未來修橋鋪路了。足見其聰明過人，勤勉過人，才氣過人。
讀餘先生文章，感覺他有一種很強的“自我涉入”的意識，常不免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期許於古人，如阮籍、嵇康、蘇東坡、海瑞、李漁、魯迅等，在誇著別人的同時，總覺得他在捎帶地誇自己。
其實餘先生的這篇文章最能說明他自己的生存形態和心態。“讓他們站在寒風中慷慨激昂吧。我們自有溫暖的被窩，樂得酣睡。”在嘲弄了“慷慨激昂者”的同時，表現了自己“樂得酣睡”的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