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種社會性的高等動物。人是社會的人,社會性是人的根本屬性。人要在世間立身,就應該學會處世。
明代著名學者呂坤認為,要學會處世,首先要律己。自身要做到心誠,“誠則無心”,要有識見,身處汙泥不被其玷汙,不要把“你我”二字看得過於透徹,要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更重要的一點是要善於體察自己的過失。相對地說,客觀公正地對待他人的過失比較容易些,而坦誠公正地認識自己就非常困難了。這是由於私欲等主觀因素和非主觀因素所造成。所以每日“三省吾身”,是非常必要的。因為認識自我是安身處世的重要前提。
其次,要善於寬厚待人。由於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天下的事情應聽憑各自的方便,決不能強求做到整齊劃一,一刀切,隻要能把事情辦成就行。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在正確對待他人的過失和錯誤上,呂坤提出了一係列的積極主張。如不以己所長而責備別人,責備人應留有餘地,要諒人之愚,體人之情,等等,一字概括,即為“恕”字。這裏,呂坤指出勸善應以教育為主,既要指明對方的錯誤,使對方改過自新,又要考慮對方的承受能力。要分析對方的心理特點,千萬不可以權壓人,以理壓人,以法壓人,把對方逼上絕路。那隻能使對方負隅頑抗,更加肆無忌憚。呂坤認為,人一旦到了無所顧忌的地步,就無所謂尊嚴、刑罰和事理了。因此,對於犯有過失的人,特別是偶爾失足的青少年,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心誠則靈,這樣感化別人,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呂坤真不愧是一位偉大的教育思想家。當然,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應該以道德教化與法治並重,過分地強調一點,而忽視另一點的做法都是片麵的。
《呂氏春秋·舉難》中說:世界上找一個完人是很困難的,堯、舜、禹、湯、武,春秋五伯亦有弱點和缺點,比堯舜禹還要聖明的神農、黃帝猶有可指責的,並不是隻有堯,舜,湯。“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就是作為棟梁之材的人,也有短處,不然為什麽要用繩墨來把棟梁之材加工得又方又直呢?“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所以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極,極則必盈,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不可全也,故擇務而取一也。”
孟子說:君子之所以異於常人,便是在於其能時時自我反省。即使受到他人不合理的對待,也必定先反省自己本身,自問,我是否做到仁的境界?是否欠缺禮?否則別人為何如此對待我呢?等到自我反省的結果合乎仁也合乎禮了,而對方強橫的態度卻仍然不改。那麽,君子又必定反問自己:我一定還有不夠真誠的地方。再反省的結果是自己沒有不夠真誠的地方,而對方強橫的態度依然故我,君子這時才感慨地說:“他不過是個荒誕的人罷了。這種人和禽獸又有何差別呢?對於禽獸根本不需要斤斤計較。”
事實上,按照一般常情,任何人都不會把過去的記憶像流水一般地拋掉。就某些方麵來講,人們有時會有執念很深的事件,甚至會終生不忘。當然,這仍然屬於正常之舉。誰都知道,怨恨會隨時隨地有所回報。因此,為了避免招致別人的怨憤,或者少得罪人,一個人行事需小心在意。《老子》中據此提出了“報怨以德”的思想。孔子也曾提出類似的話來教育弟子:“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含義均是叫人處世時心胸要豁達,以君子般的坦然姿態應付一切。
《莊子》中對如何不與別人發生衝突也作了闡述。有一次,有一個人去拜訪老子。到了老子家中,看到室內淩亂不堪,心中感到吃驚。於是,他大聲咒罵了一通揚長而去。翌日,又回來向老子致歉。老子淡然地說:“你好像很在意智者的概念,其實對我來講,這是毫無意義。所以,如果昨天你說我是馬的話我也會承認的。因為別人既然這麽認為,一定有他的根據,假如我頂撞回去,他一定會罵得更厲害。這就是我從來不去反駁別人的緣故。”
從這則故事中可以得到一些啟示,在現實生活中,當雙方發生矛盾或衝突時,對於別人的批評,除了虛心接受之外,還要練成毫不在意的功夫。人與人之間發生矛盾的時候太多了,因此,一定要心胸豁達,有涵養,不要為了不值得的小事去得罪別人。而且,生活中常有一些人喜歡論人短長,在人背後說三道四。如果聽到有人這樣談論自己,完全不必理睬這種人。隻要自己能自由自在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又何必在意別人說些什麽呢?
每個人都生活在人群中,有人的地方自然會有矛盾,有了分歧、不和怎麽辦?很多人就喜歡爭吵,非論個是非曲直不可。其實這種做法很不明智,吵架又傷和氣又傷感情,不值。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俗話說家和萬事興,推而廣之,人和也萬事興。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人際交往中切不可太認死理,得饒人處且饒人,裝裝糊塗於己於人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