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我的少年時代，正值中國的“**”。那是一個鄙視知識、限製閱讀的文化荒涼的時代。又因為出身灰色，內心總有某種緊張和自卑。我自幼喜歡寫日記，在那個年代，日記都是成了“懺悔體”了。我每天都在日記裏檢討自己所犯的錯誤，期盼自己能夠成為一個純粹的人。
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裏，我讀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著藏起來的書——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記得扉頁上的題記是這樣兩句話：“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隻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沒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隻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這兩句話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動，一時間我覺得這麽偉大的作家都說連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況我這樣一個普通人呢。更重要的還有後麵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正是這兩句話震撼了我，讓我偷著把我自己解放了那麽一小點又肯定了那麽一小點，並生出一種既鬼祟又昂揚的豪情，一種衝動，想要去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麽。所以我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在那個特殊年代，對我的精神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初次領略到了文學的魅力，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處的幽暗之地，同時給了我身心的沉穩和力氣。
另一本是《聊齋誌異》。在那個沉默、呆板和壓抑的時代讀《聊齋》，覺得書中的那些狐狸，她們那麽活潑、聰慧、率真、勇敢而又嬌憨，那麽反常規。作者蒲鬆齡生活在也很壓抑的清代，他卻有那麽神異、飛揚、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滿人間情味的狐仙鬼怪實在是比人更像人。《聊齋》裏有一篇名叫《嬰寧》的小說當時我讀過不止一遍。在中國古代小說裏，如果說哭得最美的是《紅樓夢》裏的林黛玉，那笑得最美的就是狐仙嬰寧。她打破了中國封建時代少女不能笑、不敢笑，甚至不會笑的約束和規矩，她是天生愛笑，笑起來便無法無天，率性自由，哪怕來到人間結婚拜堂時也可以笑得無法行禮……正是這樣一些善良的狐狸灑脫而又明亮的性情，她們的悲喜交加的纏綿故事，為我當時狹窄的灰色生活開啟了一個秘密而有趣味，但又不可與人言的空間。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學給我的恩澤和“打擊”，這“打擊”具有一種寶貴和難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暢。
我的文學之夢也就此開始。1975年我高中畢業後，受了要當一個作家的狂想的支配，自願離開城市，來到華北平原的鄉村當了四年農民，種了四年小麥和棉花。生活是艱苦的，但是和政治火藥味兒濃烈的城市相比，農村的生活節奏還是顯出了它的鬆散與平和。盡管那時的中國鄉村也還沒有保護個人隱私的習慣。比如在白天，每戶人家是不應該把家門關起來的，村人串門可以推門就進。不該關門的理由是：你家又沒做什麽壞事，為什麽要關門呢?再比如，作為城市裏來的學生，我們總會經常收到一些家信的，那些信件被鄉村郵遞員送至村委會的窗台上，等待我們路過時取走。常常是，當我們到村委會取信時，我們的家信已經被先期到達的村人拆開並傳看著不知讀過多少遍了。而且這拆開和傳看並不避人耳目，它是光明正大的，且帶有一種親熱的、關心的性質。我本人就遇到過這樣的事。一次我去村委會隔壁的小賣店買東西，迎麵碰見村中一位幹部，他麵帶笑容地告訴我說，鐵凝，你們家給你來信了，我拆開看了看，沒什麽事，你父母身體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那信我又放回村委會窗台上了，還有幾個人要看呢……這位鄉村幹部的話讓我哭笑不得，而他那一臉為我父母的身體健康所生出的欣慰表情又使我無從指責。我忽然覺得，不光明和不坦**的說不定是我吧。
最初的勞動實在是艱苦的，我一方麵豪邁地實踐著，又帶著一點自我憐惜的、做作的心情。所以，當我在日記裏寫到在村子裏的玉米地過18歲生日時，手上磨出了12個血泡，我有一種炫耀感。那日記的話外音仿佛在不停地說：你看我多肯吃苦啊!我不僅在日記裏炫耀我的血泡，也在莊稼地裏向那些村裏的女孩子們展覽。其中一個叫素英的捧住我的手，看著那些血泡，她忽然就哭了。她說這活兒本來就不該是你們來幹的啊，這本來應該是我們幹的活兒啊。她和我非親非故的，她卻哭著，說著一些樸素的話，沒有一點怨毒之心。我覺得正是這樣的鄉村少女把我的不自然的、不樸素的、炫耀的心撫平了，壓下去了。是她們接納了我，成全了我在鄉村，或者在生活中看待人生和生活的基本態度。
三十多年已經過去，今天我生活在北京，那些醇厚的活生生的感同身受成為我生活和文學永恒不變的底色，那裏有一種對人生深沉的體貼，有一種凜然的情義。我想，無論生活發生怎樣的變化，無論我們寫的是如何嚴酷的故事，文學最終還是應該有力量去呼喚人類積極的東西。正像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有些作品，在極度絕望中洋溢出希望。文學應該是有光亮的，如燈，照亮人性之美。
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在閱讀中國和外國文學名著並不能公開的背景下，我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陸續讀到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寧、契訶夫、福樓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亞、狄更斯、奧斯汀、梅裏美、司湯達、卡夫卡、薩特、伯爾、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人品貌各異的著作。雖然那時我從未去過他們的國度，但我必須說，他們用文學的光亮燭照著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麽多豐富而微妙的顏色——有光才有顏色。而中國唐代詩人李白、李賀的那些詩篇，他們的意境、情懷更是長久地浸潤著我的情感。
一些可以被稱作經典的文學，外表破舊地來到我的眼前，我懷著對“偷來的東西”的興奮之情持續著混亂地閱讀。但時至今日，閱讀早就自由，當代東西方名著源源不斷地撲麵而來，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我仍然懷念過去的歲月裏對那些經典的接觸。那樣的閱讀帶給我最大的益處，是我不必預先接受評論家或媒體的論斷，我以不帶偏見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有能被稱之為經典的文學。
當我們認真凝視那些好作家、好畫家的曆史，就會發現無一人逃脫過前人的影響。那些大家的出眾不在於輕蔑前人，而在於響亮繼承之後適時的果斷放棄，並使自己能夠不斷爆發出創新的能力。這是辛酸的，但是有歡樂；這是“絕情”的，卻孕育著新生。於是我在敬佩他們的同時，也不斷想起謙遜這種美德。當我們固執地指望用文學去點亮人生的幽暗之處時，有時我會想到，也許我們應該首先用謙遜把自己的內心照亮。
文學在提升我們的生活質量、修養、氣質方麵，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有好的文學，不論是從一個島，一座山，一個村子，一個小鎮，一個人，一群人，或者從一座城市，一個國家出發，它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曆史、文化和時間而抵達人心。不論我們的文化傳統有多少不同，我們的外表有多大差異，我們仍然有可能互相理解，並互相欣賞彼此間文化的差異。
麵對由遠而近的那些東西方文學經典和我們自己的文學實踐，要做到真正的謙遜是不容易的，而它的確有可能讓我們接近那遙遠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