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近十年，櫃底壓了六年，又經過兩年多出版中的周折，《滄桑十年》也經曆了十幾年的滄桑後，終於麵世了。
這是我在那史無前例的十年“**”中個人經曆的滄桑歲月的紀實。
“**”，那是一個悲劇的時代，多少悲慘、悲哀、悲痛、悲壯的悲劇上演了。那也是一笑劇和鬧劇的時代，多少荒唐、荒謬、可鄙、可惡的笑劇和鬧劇上演了。而最終以四隻不能再橫行的螃蟹吊成一串的喜劇閉了幕。
那也是一次靈魂大展覽，無論你願意還是不願意，都把自己的靈魂不由自主地拿出來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了本色的展覽。多少卑鄙，醜惡，凶殘、諛媚、奸詐、虛偽的靈魂，都從自動脫下的漂亮的、道貌岸然的外衣裏展示出來，還自鳴得意。同時也有多少正直、忠誠、耿介、光明磊落的靈魂，從被打落塵埃的卑微的軀體中閃射出衝天的光芒，連那些嗜血狂徒也感到可怕。
那也是一個煉獄，使真金變得更純淨，使精鋼變得更堅硬，使英雄現出本色，使懦夫起來戰鬥，使奸宄現出原形。
我也經曆過煉獄，我也展示過靈魂，我現在把我淌著血的心捧獻於讀者麵前，不是乞求讀者的同情和憐憫，也不是想激起仇恨和報複，我隻是希望從這些鮮為人知的事實中，引發善良的人們進行冷靜的思考。從這裏得出必要的結論，引為將來的鑒誡，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是也。
“**”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老一代的人們創痛其深，記憶猶新。中年一代的曾經身受其苦的，特別是經曆過“文盲+流氓”的瘋狂造反年代，後來又到廣闊天地裏去接受過再教育的學生，或者還有一些印象。年輕的一代，因為“**”在他們的教科書上不著一字，茫然無知，聽老一輩說起“文革”的事，以為那是“天方夜譚”，怎麽會有那樣荒唐的事呢？更小的一代，腦子裏自然是一片幹淨的白紙，將來也不會有人用“文革”去沾汙那張白紙。巴金老人建議建立的“文革博物館”既然不見蹤影，從此“**”隻有在曆史學家的著作中才能發現它的蹤影了。這終於實現某些人的願望，從“淡化”到“忘卻”，好像在我們這個泱泱大國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這麽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
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外國人沒有忘記，中國人更不應該忘記。這場落到中國人民頭上亙古未見的災難，不僅在我們這些受難者的心靈上留下不滅的烙印，在我們整個國家身上也留下難以平複的創傷。我們怎麽能夠忘記，我們浪費了近二十年建設時期，放過了世界上大好發展機遇，我們損失了幾千億的財富，毀壞了許多珍貴的文物，然而更痛心的是毀滅了不知多少個國家棟梁之才，浪費了青年一代的青春年華，出現了一個文化斷層，還敗壞了社會風氣，至今難以矯正。
這到底是為了什麽？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事？孰使為之，孰令致之？難道不應該認真反思，知所警惕，不應該告訴後人，知所鑒誡嗎？
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麽有的人諱言“文革”，總想“淡化”處理，最好幹脆“忘卻”。我不敢說有的人是出於一種心理狀態，他曾經在“文革”中緊跟過，曾經有過不光彩的表演，現在回想有如幻夢一場，再也不想提起。但是我想很多的人是出於一番好心，曆史已成陳跡，家醜何必外揚，翻老賬有礙聲譽，不利安定。其實這是一種駝鳥思想。曆史是由人寫就的事實，誰也無法抹去，如果不能認真總結“文革”的曆史教訓，真要如北大著名教授季羨林的沉重之言：“這場空前的災難，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將不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會有人發瘋，幹出同樣殘暴的蠢事。這是多麽可怕的事情啊！”如果一場悲劇又在中國重演，那帶來的損失就更大了。曆史上的偉大人物，任何朝代的任何組織，沒有不犯錯誤的。犯了錯誤，承認錯誤，認真總結，改了就好。如季羨林教授所說的“古人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但是改過之後，天日重明，決無損於日月的光輝”。如果我們很好地總結“**”，接受教訓，那就可以把壞事變為好事，子孫後代受益無窮。事實上我們中國有人敢於麵對曆史事實，提出認真總結“文革”的曆史經驗，把它轉化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這個人就是鄧小平。
誰都承認，“**”是一場災難，但是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卻是一筆寶貴的財富，用慘重的代價換來的一筆寶貴的財富。鄧小平就是從這筆寶貴的財富裏，尋找到中國前進的方向，從而尋找出正確的思想路線，經濟路線和政治路線，並且製定出相應的方針、政策，最終發展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的理論顯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他的腦子裏空想出來的，是從我們過去走過的道路，成功的經驗，錯誤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特別是“**”，把我們過去的弱點和缺點，突出地集中地暴露出來了，使我們從反麵把問題看得更清楚，可以對症下藥，找到康複之道。這就是鄧小平把“**”當作一筆寶貴財富加以利用的做法。他作得很成功，挽救了瀕臨崩潰的中國，為中國開辟出一條富強的康莊大道。
我們為了不使“**”這樣的悲劇重演，還應該從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去探求其發生的根源，作深層次的考察，不僅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顯然不是哪一個人能夠發動起來的，也不是幾個跳梁小醜可以隨便利用的，不能把錯誤完全推給某一個偉人，或全怪罪於幾個小人。“**”的發生，還應該深層次地考察其曆史根源和社會根源。如果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考察，“**”這樣的事，是在中國社會土壤裏和在中國曆史現階段發生的，也隻有在現在中國這個環境裏發生。鄧小平在說到過去的錯誤時說：“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他說：“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製度的嚴重影響，以致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他說“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製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他列舉了如表現為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思想僵化，壓製民主，打擊報複，欺上瞞下，專橫跋扈，貪贓枉法等的官僚主義；如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書記、第一書記，什麽事個人說了算，獨斷專行，取消民主生活和集體領導的權力過分集中現象，這是封建專製主義的影響，也是發生“**”的重要原因；如表現為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個人權力不受限製，對下頤指氣使，搞一言堂，以致形成人身依附關係，形成父子君臣關係，如此一來，自然會形成對個人盡忠，搞個人崇拜。有了這種家長製作風，根本談不上什麽黨內民主，什麽社會主義民主；如此等等弊端，鄧小平把這些都歸結為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是封建主義的殘餘思想。
我們國家經曆了二千年封建主義統治，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且如鄧小平說的，解放後沒有注意肅清封建主義思想。在這樣一個環境裏，會發生像“**”這樣的事，自然是不奇怪的了。這樣的事，或早或遲，或以這種形態，或以那種形態，總要發生的。嚴格地說，“**”這樣的事不是從1966年夏天開始的，在這以前，甚至追溯到解放初我們喊“萬歲”的時候，我們唱《東方紅》，叫“大救星”的時候，已經露出端倪。這不是毛澤東要我們喊的，要我們唱的，要我們說的，是我們把他捧為大救星，當作紅太陽的，是我們自甘匍匐山呼萬歲的。隻是我們喊了唱了，毛澤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種喊“萬歲”，是封建王朝裏才有的規矩，孫中山就任大總統時，有人喊“大總統萬歲”，孫中山馬上製止，並且以後不準再喊。一個資產階級的民國總統，不準喊“萬歲”，而我們無產階級卻喊了，而且被接受了。《國際歌》裏說“不靠神仙皇帝，隻靠自己救自己”，而在中國卻出了“大救星”，“萬歲爺”。以致在“**”中發展為喊“萬歲萬歲萬萬歲”，發展為“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捧成天神了。
這說明什麽？這說明我們一些人的思想意識還停留在上一個曆史發展階段，連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還有待吸收。於是像“**”這樣的事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是有曆史必然性的，是勢所必至，理所固然的。隻是以這樣的形式發生，以這樣的名義發生，而且一發生，就形成為如此暴烈的形式，卻是有其曆史偶然性的。
在新生的中國發生這樣的事，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當然是壞事。但是當其發展到了極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麵，壞事反倒轉化為好事，轉化成為一筆寶貴的財富了。從這筆財富裏，鄧小平領導我們從痛苦的教訓中總結出建國的經驗來，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鄧小平給我們提出來的這一條路線，不要說在“**”前他提不出來，就是提出來了，也不會有人接受，而且會說他離經叛道，要群起而攻之的。所以可以這樣說，現在的《鄧小平理論》，是我們在“**”中翻了筋鬥，正確地總結了經驗教訓後的必然結果，是一點也不過分的，隻有在茫茫孽海裏沉浮，勇敢地遊向前去，才能達到光明的彼岸。鳳凰隻有在烈火中涅槃，才有希望飛升，這也許是一條真理。
為了這條真理，我們應該不害怕把“**”的真相說出來，並且認真進行總結。
正是為了這條真理，為了悲劇不致重演，我滿懷赤誠，奉獻出我的《滄桑十年》。
《滄桑十年》在出版的過程中，首先我要特別感謝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季羨林先生。我拜讀了他新出版的《牛棚雜憶》，大為感奮，我決心帶著我的《滄桑十年》稿和老友張彥一塊去向他請教。他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我們談起“**”，暢所欲言，真是拜識恨晚。他說他等了許多年，不見反映“**”的書，“**”這場亙古的災難幾乎要被人遺忘了，他很擔心不接受教訓，這樣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所以他懷著一片赤忱，自告奮勇地寫了《牛棚雜憶》。如後繼乏人，便如空穀足音。我捧出我的稿本，說願步後塵。他很高興，馬上答應為我作序。我留下稿本，不出一周，一篇情文並茂的序言便送來了。還聽說他怕書出不來，特地出錢到街上複印一份自存，我很感動。這是對我極大的鼓勵，我決心盡快修改，爭取出版。季老的序言，無疑給我的書增添了不少光彩，更把我寫這本書的動機，說得更明白了。“它是一麵鏡子，從中可以照見善和惡，美和醜，照見絕望和希望。它帶去的是我們對偉大的祖國和人民一片赤誠”。“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我算是尋到一個長者和知音了。
這本書的出版，我當然要感謝中央黨校出版社的鍾碧惠和曲煒同誌，他們發現這部稿子後，雖然還沒改定，拿去先看看，不到一周，便來找我訂合同，決定出這部書。這樣地識貨，這樣的高效率，令我敬佩。我決心奮不顧身，抱病改稿，按期把書稿送給他們。
為這部書的出版而盡了力的還有如張彥這樣的北京好友，熱心的北京大學李玉潔和中央黨校的杜光同誌。我對他們表示感謝。我還不會忘記作家出版社的懿翎同誌，她熱心為我看稿，還在文字上做過校正，特對她表示謝意。
孩子既已出生，是好是歹，就讓它去江湖闖**吧。
1998年10月於成都城隱樓之西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