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東方大國——中國，曾經發生過一場偉大領袖叫作“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這場的確是“史無前例”的大革命，是毛澤東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沒有人懷疑他老人家完全是出於“反修防修”的善良願望和純正動機。也沒有人懷疑那些響應毛主席偉大號召起來造反的紅衛兵是多麽真誠和多麽熱情。但是把這一場革命放在公正無私的審判官——曆史麵前加以裁決，卻已經有了結論。這就是中共中央於1981年6月做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說：**“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又說：“這個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左’傾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同時這個《決議》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澤東，說“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的功勳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他發動和領導的“**，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是確實的。
這場所謂“革命”一開始，就把中國投入到一片混亂和荒誕之中，好像把中國一下拖回到最愚蠢、最荒唐、最野蠻、最黑暗的封建王朝時代裏去了，一切法紀秩序和道德規範，**然無存，一切公認的是非標準完全顛倒，所有生產都幾乎停頓下來，生產力遭到嚴重的破壞。幾乎所有的曾經出生入死戰鬥過的忠誠的老革命，一夜之間，全被打成反革命，許多人被淹沒在血泊之中，更多的人被抓被關，被批被鬥，折磨得死去活來。多少革命元勳，封疆大吏，包括堂堂的國家主席和許多元帥，不明不白地死去。許多正直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弄到死無葬身之地。而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投機分子，卻竊奪國家大權，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頤指氣使，不可一世。一些跳梁小醜忽然加官晉爵，上躥下跳，渾水摸魚，胡作非為。多少悲劇、鬧劇、笑劇一幕一幕地上演，幾乎每個人都在這個舞台上，身不由己地作了淋漓盡致的表演，每個人的靈魂都做了公開的展覽。而這一切卻都是以**的名義，在偉大領袖的親自導演下上演的。這場悲劇直到他老人家撒手歸天，“四人幫”被揪出來後，才落下了帷幕。
經曆過這個史無前例的“革命”的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身受其罪的人，真是終生難忘。什麽時候想起來，都是記憶猶新，恍如昨日。但是，這一件曠古未見、世界少有的曆史事件，問起我們的兒女輩來，那個時候大概十來歲，還有一點模糊印象。問起我們的孫輩來，他們卻連“**”這個名詞，也一無所知了。我的外孫就是這樣，我的女兒對他說起我家在**中的遭遇時，他聽起來簡直以為是在說神話，他無法相信會有這樣的事。如此說來，也許若幹年後，我們的子孫後代，除開從曆史書中抽象地了解到一點曆史概念外，他們很難理解那個時代，曾經發生過什麽樣的驚人事件，他們的祖輩人曾經經曆過什麽樣的荒唐歲月。至於中國特有的什麽“噴氣式”、“戴高帽子遊街”、“請罪”、“武鬥”那些具體景象以及“跳忠字舞”、“打語錄仗”、“佩大像章”、“傳芒果”這種令人發笑的喜劇情節，他們再也無法想象了。若幹年後，恐怕要有專門的曆史考證學家來發掘、考證和注釋這些中國土產的專有曆史名詞。這種事情在官方的文書裏，在曆史檔案中，未必有詳細的記載和形象的描寫。
後世的人們誰能想象得到，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裏，竟然出現這樣的怪事？黨的革命領導幹部，一夜之間，統統被宣布為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其中許多人被號稱最高統帥的天兵天將的紅衛兵抓起來關上，給他們的頭上戴上種種帽子，給他們造出種種離奇的謠言，印出種種批判的材料，在“無產階級”的報紙上登了出來。在那些“文明監獄”裏，對那些真正的老革命恣意進行人身侮辱和非人的虐待，無休止地向貼在牆上的偶像請罪，半天半天地不叫休息，不讓喝水。沒完沒了的批判鬥爭。把你拉出去戴上幾尺以致一丈多高的高帽子，還插上幾尺長象征反動官僚的烏紗帽翅子，叫你身上穿上麻布，頸上掛上沉重的木板，木板上寫著各種名目的莫須有的罪名，最常用的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反革命走資派”。有更殘酷的用鐵板和鋼絲掛在你的頸上，立刻叫你的頸上鮮血長流。那些天兵天將的革命派把你用根繩子牽起來，在大街上遊街，後麵跟著一大串象送喪似的造反派的“專政隊”。還有別出心裁的，叫走資派在手裏提起小鑼，邊走邊叫：“我是反革命走資派”，“我是混蛋”，“我是……等等”他們發明的無論什麽罪名。甚至有的創造性地在走資派的臉上塗上黑墨或油漆，以證明他的確是“黑幫”。如此等等，花樣翻新，不一而足。
總之，誰把“走資派”折磨得最慘，最有創造性，誰最高明。這樣的荒唐事情誰要表示反對，那就要拳打腳踢，把你打翻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據說這是根據某種經典上的規定和北京來的“次高指示”。把你拉到街上去示眾和遊鬥完了，再拉回單位細細地整治你，把你弄上台去批鬥。最標準的做法就是叫你站在台上，聽任“專政者”把你的身子壓折成兩段，使你的頭快要挨著腳背了。如果聽任你的頭自然下垂，那就便宜你了，他們要抓著你的頭發，強力叫你的頭仰起來，向前方看，以便於讓台下的“群眾”看看你的“醜惡的嘴臉”。在這同時，要你的雙手在背上倒舉起來，像一個噴氣式飛機的翅膀。這就是“噴氣式”的來源和實際景象。
應該說這還是最常見最普通的鬥爭方式。在那個“英雄世紀”裏，是不乏酷刑的發明家創造出各種名目的特殊鬥爭形式的，要列舉出來，真叫罄竹難書了。多少死去活來的慘叫，多少腰斷腿折、耳聾眼瞎的殘廢，多少不知怎麽忽然失蹤的善良人、忠誠的共產黨人，多少待死囚徒的囹圄歲月，氣壞了身體，磨白了頭發。多少含恨而死的真正的老革命，多少自以為在為保衛偉大的誰，去參加“武鬥”而白白死去的無知青年。多少禍從天落，殃及池魚，橫遭殺戮的無辜群眾。多少被夷為平地的工廠、學校、機關和平民房舍。多少被搶劫、打爛、燒毀的文物、古跡、風景名勝、圖書資料、曆史檔案。誰能想象得到中國會遭到這麽慘重的曆史浩劫？
然而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進行的。誰也不會懷疑發動這場運動的人，是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現實出發，為了把中國的革命繼續進行到底，是在無數善良的幹部和群眾防止修正主義在中國複辟的善良願望下進行的，是在無數誠心誠意革命的青年懷抱極大的狂熱下進行的。我敢說除開極少數政治投機分子和陰謀家外，上上下下，開始參加“**”，都是為了想把中國的革命搞得更快更好，想要防止蘇聯式的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然而誰能想到竟然弄到這樣的結果？死了不計其數的人，損失了成千成萬的好幹部，使中國白白浪費了十幾年寶貴的建設時光，損失了幾千億的財富。
然而，正是這種善良的動機卻帶來如此惡劣的後果，才更可怕，才使有頭腦的中國人不得不思考，為什麽會在中國大地上出現這樣的怪事？它的社會根源和曆史必然性是什麽？怎麽才能使這種浩劫不致重演？
有的人想要大家把這一切對於黨、對於領袖、對於當領導的許多老革命，特別是那些紅衛兵、造反派說來，都不能算是自己曆史上光輝一頁的事，盡可能快地忘記掉。告誡大家不要再去回憶和議論“**”。他們這種做法的動機無疑也是善良的，雖然這對於黨，對於領袖，對於人民未必有什麽好處。曆史事實是抹殺不了的，產生的根子沒有被挖掉，同樣的悲劇還會在某種情況下，以某種不同的形式爆發出來，那形式可能更為暴烈，那後果可能更不堪設想。
有的人把這一場曆史悲劇，簡單地歸罪於某些政治陰謀家如林彪、康生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幫”之流的破壞和搗亂。這當然是有道理的。而且這似乎已經成為法定的曆史結論，可以安撫許多受害的幹部和群眾。然而這並不能說明曆史深層次的原委，也不能使大家的頭腦變得更清醒起來。正如把曆史上一個封建王朝的覆滅歸罪於幾個宦官、內戚和佞幸之臣，以致把一切罪過歸於一個婦人一樣的荒謬，這是違反曆史唯物主義的。
有的則更簡單地把原因歸於最高領導人的性格弱點和心理缺陷，說他晚年來畏懼大權旁落而剪除異己，自以為永遠正確的金口玉言不容冒犯，聽信佞幸和親愛者的諂媚和鼓惑，如此等等。這當然也可以找出許多事實的依據，言之成理。有時某些事實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決定了曆史的一時進程。然而這卻直接違反了曆史發展的定理，英雄人物隻能在曆史上起推動或阻礙曆史的作用，而不能決定曆史發展的根本方向。在中國曆史的條件下，最高領導如是另外的一個人，也可能幹出同樣甚至更為荒唐的事來。
顯然，要找出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根本原因，必須找出它的曆史根源和社會根源，必須從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質、經濟背景、政治沿革、文化心理、國際環境，以及領導人的氣質個性，國民的劣根性等等錯綜複雜的情況中，去探求曆史發展的軌跡。以這樣來解釋“**”中的許多現象，才能知道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應該接受的經驗教訓是什麽，怎樣才能防止這種曆史的重演。
然而這一切都必須本於曆史事實。隻有把“**”中曾經發生過的一切生動的具體的事實，進行曆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回憶那一段曆史事實，是不愉快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是必要的。因此，在“**”中幾乎沒有例外地都親罹其災的政治家，特別是文藝界的同人們，應該用自己的筆把自己親曆的或見聞的事實，記錄下來。
我想把我在“**”中的親身經曆，用回憶錄形式記錄下來，在我被點名批判鬥爭的第一天開始，就有這樣的打算。但是在被批被鬥被關監的時候，顯然是不可能的。那時我已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天聽任他們那些革命鬥爭勇士們拉來扯去地鬥個不完，哪有功夫來寫回憶錄。就是我寫的片紙隻字，我說的任何一句話，都要受到極其嚴格的檢查。他們無中還可以生有，真要有片紙隻字給他們拿到了，將有什麽樣的大禍臨頭，那就不言而喻了。那個時候擺在我麵前的唯一的以致是狂熱的願望，就是活出來。一定要活出來，看一看那些響當當的革命派們的精彩的表演，特別是他們的下場。我從來不相信那些跳梁小醜，會真的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成為當權者。我相信他們的下場絕不會比我們更好。
終於來到了這一天。在最高領袖於1976年的9月9日去世後，“**”的四個“旗手”（他老人家不滿意時稱為“四人幫”）和以造反為職業的天兵天將的壞頭頭們，被揪了出來，由人民的法庭把他們送到了他們應該去的地方。他們的徒子徒孫和在各地的代理人紛紛垮台，昔日的跳梁小醜，有的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造反派的英雄們也夾起尾巴，聽候發落。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我這個被他們踏上一隻腳認為永世不得翻身的“死老虎”，忽然又活了過來，重見了天日，落實了政策。那時叫作被“解放”了。流落的家人得到團聚，涕淚滂沱。許多老朋友在“**”中被不明不白地整死了，幸存下來的總算又得機會見麵，唏噓不已，恍如隔世。文學界的朋友們聚在一起，更是繪影形聲地用形象來描述那荒唐世紀的荒唐的人們幹的荒謬絕倫的事，無不唏噓流涕，以為三生不幸，生不逢時。有的朋友卻說不是生不逢時，遭受了不盡的折磨，而是生逢其時，三生有幸，得見過去作家和外國作家從未見過的千奇百怪的事。這麽豐富的寫作素材。一定要把它用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
我已經是八十出頭的人了，每月領著雖然不高卻也不低的工資，我盡可以消消停停地喝茶種花，或者去活動室參加方城之戰，或者和老朋友在楚河漢界上，殺它個落花流水，頤養天年，靜靜地聽候馬克思或者閻王的召喚，豈不快哉！但是一個作家的良心，驅使著我，要我把現在還老闖進我的噩夢中來的“**”中的許多人和事，記錄下來。
我鼓足勇氣，寫了起來。可是寫了六年，總因為這樣那樣的想法，遲遲沒有拿出初稿來。“**”已過去二十多年了，直到現在似乎還沒有看到多少記錄當時真實情況的書，我寫的這一本《滄桑十年》，正是一個親身經受那場“革命”洗禮的老幹部，所寫的實錄。我不想宏觀地來描繪這場“大革命”，那是曆史家的事。我隻實在地記錄自己當時所受、所見、所聞、所感。這裏自然要接觸某些人和事。可能有的人看了感到不安逸，甚至要對我采取什麽行動，那也隻好由他。我相信時代變了，即使那些“四人幫”陰魂附身的人，想再在我的頭上戴上幾頂帽子，陪我進棺材去，也辦不到了。如果有什麽關礙，不能出版，那就留給子孫，或者束之高閣，讓老鼠和蠹蟲用牙齒去批判吧。